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1972年比上年国家拨款投资减少18.36亿元。适当改变了投资的重点，减少重工业的基建投资和非生产性基建投资，增加农业的基建投资。1973年国家用于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比上年增加19%。与此同时，压缩民工的人数，1971年基建占用民工达1100多万人，到1972年9月减少到390万人。
其次，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在下达职工计划的同时，必须一律下达职工工资总额计划，并抄送人民银行，据以监督支付；各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都要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核定，并送当地人民银行；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以及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
再次，积极解决粮食购售的差额问题。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17日，商业部召开了粮食工作会议。会议估计，当年粮食购销将有136亿斤“窟窿”，除进口30亿斤外，尚要挖库存106亿斤。会议还分析了产生粮食购销差额的原因。商业部根据会议反映出来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于11月23日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并书面报告******。主要解决办法是：(1)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2)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工作，压缩一切不合理的供应；(3)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1972年新增职工超过国家计划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要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4)力争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5)农村的合理的销量要核减，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要压缩，新办企业事业人员国家不再补助粮食，收购农副业产品奖励粮不得扩大范围、提高标准。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72年粮食征购争取完成820亿斤，销量尽量做到不超过880亿斤。******认为上述报告原则上是可行的，并于11月24日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2月10日，中央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和商业部的报告转发各地执行。接着，1973年2月7日至3月30日全国计划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研究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首先强调要大力加强农业，争取1973年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做到当年粮食收支平衡，1974、1975年两年补上粮食“窟窿”，使国家粮食储备达到800亿斤以上。
经过两年的努力，“三个突破”的问题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解决。全民所有制职工1972年比1971年增长292万人；1973年比1972年增长148万人，增长速度大大下降；1973年全国粮食收购968亿斤，粮食销售956亿斤，做到了购销平衡。
2.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对外经济关系
首先，整顿企业管理。1972年2月5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根据******的指示和全国计划会议的要求，在******领导同志主持下，会议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等7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7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经******主持讨论定稿后，******领导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由于******的干扰破坏，这个会议纪要没有下发。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把工业产品的质量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5日******对援外装配的“歼六”飞机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严肃的批示，他指出：“歼六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17.5%。只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引起警惕么！”他亲自同叶剑英一起，抓了军用飞机的质量问题。接着，1972年1月21日，******对援外汽车质量问题作了批示：“请秋里像剑英同志一样，把长汽、二汽、重汽、南汽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随后，在同年4、5月间，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抓了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反复强调要搞好产品质量。从抓产品质量人手、技术管理机构，加强企业的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随后，同年10月12日至11月14日，******批准，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农材部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当时发现的“三个一百亿”的问题，即同历史上较好水平比，工业利税少一百亿元，工业流动资金多占一百亿元，基本建设尾巴拖长了一百亿元。这是****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造成经济工作混乱所引起的恶果。会议根据******指示的精神，明确地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会议研究和拟订了扭亏增盈的措施：(1)加强经济核算制。(2)通过整顿，确定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资金数额、原材料来源和协作关系；落实企业的生产计划，从利润中提取奖励基金，用于职工集体福利、宿舍修建和对先进生产者必要的奖劢。(3)改进国家对企业亏损的管理制度。
(4)严格财经纪律。
与此同时，注意纠正农村一些“左”的政策。针对当时农村存在“分光吃净”，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1971年12月2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解决好六个问题：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要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的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工分分粮相结合，做到既有利于调动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军烈属、职工家庭和困难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不能硬搬照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社队的集体福利事业，要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能增加集体和社员的负担。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注意农业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竭力煽动极“左”思潮，使文教、科技、出版等方面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在这些方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他还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特别关心教育事业，1972年7月，他曾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掉。8月，他还对当时的科教组和科学院负责人指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9月11日，******亲自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10月14日，******在会见李政道时谈话指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为恢复我国招生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外，******对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培养外语人才，鼓励大家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等都提出意见，为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73年1月，经******、******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家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发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等项目，实际对外签约成交总额为39.6亿美元。这些引进项目绝大部分到1977年底都已建成投产，这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批判****一伙破坏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1967年，******曾指出：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从1972年底开始，******相继在一系列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上，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批判****一伙破坏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的内容是：批判****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批判****一伙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批判****一伙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叫嚷“我说的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批判****一伙反对抓生产，胡说“大干大坏，小干小坏，不干不坏”；批判****一伙破坏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乱害“资本主义尾巴”。
4.努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开始对一批被打击迫害的领导骨干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
自1971年9月以后，******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条件下，保护干部的工作有明显的进展。最突出的是努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作了舆论的准备。接着，同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夺取新的胜利》。其中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着力于“解放”干部的工作，并得到了******的支持，******通过提名建议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批准。这样，让不少同志获得“解放”。有的同志在会后便委以任务，安排工作，这种方式采用较多，也较有成效。他还采用过点名询问某某同志的情况的方式，使一些干部得到“解放”。此外，他也曾直接提名安排一些干部的工作，直至他病重住院后，仍然关心着这件大事，他认真审阅参加各种会议的名单，增补参加人员。在******的支持下，经过******等同志的不懈努力，1973年3月10日****中央决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副总理的职务。与此同时，****、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相继安排了工作，到1975年底，大部分被打倒的老同志都获得了“解放”，有的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重要的组织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