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
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共产风”的错误表现是在多方面的。但它的要害，就是搞平均主义，剥夺农民。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曾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小生产者。要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他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的所有权。不知什么道理，我们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忽然对这些问题忘记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到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进一步深刻地剖析了“共产风”。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的“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明确提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当时，平均主义、过分集中的情况是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有些公社至少有“十统”。即：一统税收，二统收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十统工资……等等。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既包含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原则，又是直接侵犯和剥夺农民的利益。如果不加以认真的纠正，就无法使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2.关于压缩工农业生产指标方面的问题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决定中规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要求在这一年超过英国。这个决定是在对“粮食过关”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作出来的，那时误认为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达到7000亿斤，在此基础上，1959年翻番即可达到10500亿斤。按此指标做到的话，粮食便完全过关了，大搞钢铁，发展工业便无后顾之忧。这种认识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要低指标。他还说，今年翻一番，一千零七十万吨，是冒险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张。在会议期间，******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专门研究1959年钢产指标问题，要把原定2700万吨的指标降下来，只搞1800万吨行不行？******提出：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次会议决定降低钢产指标，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内部定为2000万吨。粮食产量降为7000亿斤。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
在1959年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北京会议上，打算再降低指标，但阻力仍然很大，人们头脑还冷不下来，不肯压低。当时，也没有提出一个较为恰当的数字来，结果这次会议没有再降低指标。到4月间，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对去年12月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指标又再作一次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是对外公布指标，而内定为1650万吨。粮、棉指标不变。这样算定下来。但是，******仍不放心。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都没有出席。从1958年以来****对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从上海回京后，便请****专门对钢产指标是否能够实现作调查研究，请他核实1959年钢产指标任务。为此，****同李富春、薄一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1959年钢产指标应落实为1300万吨，钢材为900万吨。5月，将此建议交中央常委讨论，政治局为此专门召集会议。会上，****作《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发言，政治局通过了上述意见。随后，****给******写《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的信》。经过这一调整，1959年钢产量完成达1387万吨，实践证明压缩指标是正确的。
9个月来，党中央和******纠正错误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主要是没有根本转变“左”.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总路线、人民公社、******是在全盘肯定的前提F，纠正一些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是很有限度的。例如，虽然提出要压缩空气，但不是减少空气，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虽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留或继续制定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了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措施；虽然放慢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速度，但仍然强调用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渡，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头条的重要标准。总之，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第四，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到反右，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进程被中断。
庐山会议，包括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前期即从7月2日至7月14日，中心是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调整指标，总结经验教训。庐山会议后期即从7月23日******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开始，到会议结束为止，以反对所谓“****机会主义****集团”为中心。
庐山会议前期是继续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的精神。会议开始，******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在肯定“******”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执行总路线的一些缺点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准备经过会议讨论，形成会议的文件《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对这19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强调指出，认识客观规律；要安排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五个字，这是关系到6.5亿人民安定的问题，等等。根据上述问题，分组进行讨论。7月4日，刘少奇在小组讨论时发了言。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7月6日，朱德在小组讨论时也发了言。他认为，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农民欲富，要使之富起来。关系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农民成家立业重要。刘少奇、朱德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在讨论中，有一部分同志对纠“左”问题、对形势、对成绩估计有不同的看法，要继续坚持大炼钢铁、大办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那一套。7月10日******在组长会议讲话时，强调对形势要统一认识，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对形势的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他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作了估计，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的问题。路线根本不会错；高级合作社也好，公社也好，与苏联不同，都能够促进农业增产而不是减产。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去年**********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简单来说，就是3000万吨钢，基本建设1900项，粮食增产1倍，办公社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他还驳斥了****否定一切的谬论，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议论“******”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他还一再坚持要办公共食堂和保留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对高指标仍有保留。这些主张和看法，在当时一部分高级干部也同样存在的。从这段讨论中，看出党内存在明显的不同观点和分歧。到7月14日，大会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给大家讨论，这时，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更趋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深感一部分同志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纠正不力，为此而焦虑，于是，在7月14日给******写信，这就是著名的“万言书”。陈述他对党的工作的意见。信的内容基本是正确的，方式方法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他的看法也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的认识和愿望。
从7月16日开始，重新分组讨论彭总的信，讨论中分歧意见更为尖锐。7月23日，******在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糊涂。我劝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会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边缘去了，距****还有30公里。因为****欢迎这个论调。他对彭德怀的信中讲到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和“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判。这个讲话明显地支持了那些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而对支持和同情彭德怀的那部分同志显然是一个打击。会议的方向由此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了。
庐山会议后期是以反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集团一为中心内容。8月2日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认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机会主义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这个讲话和他在会议期间批发了一系列的批语，为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进行所谓“********”、揭露和批判所谓“****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调子。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和处理。
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斗争，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扣上“****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和全党范围开展的“反****”斗争，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内生活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经济工作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中断了。在前一段时间内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现在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而且，从1959年底到1960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发展更为严重。加上1959年和1960年，我们遇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严重自然灾害，1959年重灾面积2亿亩，减产200亿至300亿斤，1960年重灾面积3.7亿亩，减少300亿至400亿斤。1961年灾情更严重，成灾面积4.3亿亩，减产400亿斤以上。在我国正常年景的情况下，每年至少总会有七、八千万亩耕地受灾，中等灾年一般成灾面积为1亿亩，减少150亿斤。所以，1959年至1961年间的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与此同时，又发生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因此，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59年底至1960年，在经济工作上“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要长期保持******，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