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6日
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
下午，母亲突然提出来想去医院复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随它去了。”她决绝地说，我的心随之颤了一下。
半年多来，母亲总在说：“真后悔当初没有接受手术治疗，开了胸，好的不好的一目了然，切干净了，也就不用受这么多苦。”
坐在北京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面对那个力主手术、苦口婆心的医生，母亲犹豫过、挣扎过，而之前的医院已经完全放弃对她的治疗。我是反对手术的，我听到过太多手术后加速癌细胞扩散的病例，像所有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病人家属一样，我们朴素地希望重病的亲人能活得更长一些，但我们更希望他们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肉体少一些痛苦。
坐在医院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母亲机械地往嘴里塞着北京打卤面。北方的日常饮食对于南方人来说，不仅食材单调到不可想象的地步，烹饪也显得粗糙，但此刻，母亲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治疗方案、手术方案，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感受嘴里的滋味。
那次，母亲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住院的前一天，她还在游泳、跳国标、逛街购物，虽然后背那个痛点已经存在有些日子了，而且频繁的感冒还不时地伴随肺部感染。明显的消瘦和容易疲劳这些症状也应该引起重视，可她用睡眠不好就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任何接诊过她的医生最初都不相信她是病人，而且已经是肺癌晚期。那位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的中年医生几乎说服了母亲，他语速很快，果断、笃定，走路生风，永远穿衫衣打领带，头发一丝不乱，穿件一尘不染的白大褂。这使母亲在与他第一次见面后就对他充满了信任，母亲说，这才是外科医生的样子。他们之间是医生和病患的关系，但又有同行间的惺惺相惜。在他们眼里，肿瘤就是一个多余的包块，刀起刀落间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母亲最终还是放弃了手术方案，她后来解释说：“我担心如果下不了手术台，对你们的打击太大、太突然。”另一个替代方案是接受伽玛刀放射治疗，外加药物化疗。“这相当于一次不开胸的胸腔手术。”伽玛刀主任这么说，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母亲原本还算不错的体质——所有的治疗都不可避免地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也附带地杀死了一些健康细胞。而相比之下，癌细胞的生长速度却远快于健康细胞，于是，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
伽玛刀治疗后的复查结果十分理想：左侧肿瘤病灶已经萎缩。“回家好好调养，三年是一个坎。”临出院时，那位主任说。“三年以后呢？”我仍有些不甘心地追问。“三年以后就不用担心了，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列举了几个经过他的治疗痊愈的病例，显然他对母亲的术后康复充满信心。母亲却并不满足，或者说，她希望更快地看到更好的结果。于是，她选择继续化疗，并且先后进行了两次，因为一次术后会诊中其他专家提出，化疗是巩固和强化放射治疗成果的唯一手段，没有更多选择。也许，这种密集的、叠加式的治疗方案深得母亲的心，她希望更彻底也更快速地把癌细胞从她身体里清除掉。我反对这种近乎粗暴的治疗方案，但每次参加专家会诊和讨论，都没有人听我的意见。我发现所有的医生都是完全相同的态度和判断，他们甚至是一伙的，连同现在身份是患者的母亲。终于，母亲开始不断抱怨治疗方案的错误，而我还是不能发表意见。她不仅是母亲，还是医生，对于一个濒临绝境的人，你还忍心去跟她讨论如何正确选择求生方式吗？
我心里想，母亲已经虚弱得连走出卧室都很困难，加之三四摄氏度的气温，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合适再折腾去医院做检查。任何检查都要消耗体力，而且不可避免地接受大量射线，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承受任何损害。更何况，任何检查结果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一点她一定比我更清楚，因为痛疼每天都在她的身体里蔓延，而且不断深入。
我试图通过甄叔叔来传达我的意见，这些日子，他扮演着我和母亲之间的信使——即便我与母亲每天朝夕相守。晚饭时，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但甄叔叔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或许，他更愿意达成母亲的愿望。
整个晚上，母亲都只能平卧，身体的情形大不如前。现在，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新的疼痛点、新的不适，而且原来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和控制，反倒更加严重。尽管母亲还在坚持做病程记录——她充当着自己的主治医生，就像她从不轻易放弃一个病人，所以她坚持复检，为了下一步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的对她充满敬意：作为一个医生，母亲表现出对生命极大的尊重；作为一个普通人，她表现出最大的忍耐和坚持。我无法想象，如果是我面临这样的境况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有一点我很清楚，当我们只是旁观者的时候，任何假设都不成立。
我能做的就只剩下陪着她，一起面对。一个健康人是不可能与一个病人“同病相怜”的，哪怕我们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
2011年12月18日
人老了就像一盏油灯
今天，母亲的状况很差，除了早起洗漱，她几乎没下过床。她说，她已经确定了，疼痛是从里面开始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折磨她的是癌性疼痛，而非她一直不太确定的带状疱疹导致的神经性疼痛。她加大了吗啡的剂量，把二十毫克改成三十毫克。
她一直在看电视剧，除了必要的沟通不愿多说一个字。我想把昨晚林木的电话内容转告给她，林木说美国临床投入了一种新研发的治疗癌症的药物，他说：“这个消息也许能让咱妈看到希望。”但我早起看到母亲时，还是决定不对她说，她比我们都清楚现在的状况，癌细胞已经开始在左肺四周扩散，包括肋骨、乳腺、淋巴细胞。除了止痛药，她还在坚持每三天注射一次胸腺肽，服用孢子粉、冬虫夏草、石斛，这些药物都有帮助人体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希望因此能让身体减少并发其他疾病的可能。
这些天总会想起外婆晚年时常说的一句话：“人老了就像一盏油灯，风一吹就灭了。”
2011年12月19日
你不能不重视我
哈维尔死了。金正日也死了。
林木的一个远房亲戚，一个刚刚二十四岁的小姑娘突发脑溢血，死了。
不断有死讯传来，远的、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生生死死、来来往往。
母亲想喝粥，可我做的总是达不到她的标准；母亲想吃烤乳猪肉，买回来，也不是她想念的那个味；她还想要……总之，她最近想吃东西了，可又总是附加一些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要求。比如，放一点点盐，我掌握不了“一点点”这个度，结果总是多了；再比如，粥要再稠一点，结果不够稠，加了米，成了牛头饭，再加水又太稀。不管怎样，至少她对生活还有要求，还有活下去的信心，为了这些要求，我们满心欢喜地执行她的所有指令。七点起床，洗漱，换衣服（每天都是不同的款式、颜色、面料，虽然她只是在病床上偶尔见些熟人），每天的早餐也有不同的要求。
母亲继续叨念复查的事，她甚至还想再次接受放疗。她听说，省内某医院的肿瘤科在采用放疗减轻癌症晚期疼痛方面效果显著，这让她有了新的希望。我找人联系医院，以她现在的状况，没有医院愿意收治，再说，医院的肿瘤科人满为患。
找了所有能找的人，联系医院的事还是没有确切消息，都让我们再等等。我每天都在绝望里挣扎，每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房子只有我和她两个人，以及因疼痛而扭曲的脸、衰老颓败的皱纹、皮包骨的身体、没有尽头的绝望。我们已经不知道该跟对方说什么，除了吃饭、喝水、服药、洗漱、疼痛的对话，我们没有新鲜的事可以跟对方分享。
早上实在不想起床，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被窝里的温暖足以摧毁我薄弱的意志。况且，我晚上总是睡不踏实，担心睡过七点钟，所以半夜就经常醒，半小时看一次时间，再看时间已经七点半了。果然，母亲在自己穿衣服。
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她坐在那儿自己穿衣服的那一刻，我突然胃疼，胃里闷闷的像是有消化不了的东西堆在那儿，一整天都不舒服。中午吃过饭看母亲睡下，想要坐下来处理一些工作，可一打开电脑人就困了。刚进屋躺下来，听见厨房里有声音，急忙起身跑到厨房，见母亲在给自己做粥。“小曲今天的粥没做好，我没吃几口，这会儿饿了。”我垂手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午饭时她不比平时吃得少，这会儿不是真饿了，她只是想用这个方法告诉我：“我是病人，你不能不重视我。”我被困倦控制住，说不出话也动不了。
母亲吃了碗自己做的粥，很满足的样子，重又回卧室睡了。
2011年12月20日
我一直在等她说需要我
甄叔叔今天来了。他问起联系医院的事，我希望他做做母亲的工作，检查倒在其次，先注射些人体白蛋白之类的营养药物才是当务之急，每天只吃蛋羹、粥、米线，营养肯定跟不上，眼见着人越来越虚弱。我每天都在担心她突发什么状况。
甄叔叔走了，家里又只剩下我们俩。“只要没有并发症，不会有事的。你不要害怕，我是医生，我清楚现在还没到最后的时刻。”母亲平静地说，她看着我，但我不敢看她，像是做了件错事被发现时的尴尬。“走时的衣服我已经准备好了，放在那个盒子里，不用买新的。”她努了努嘴示意我，那只放在床头柜旁边的塑料盒子一直没动过地方，以前母亲用它来放些不再穿的旧衣服。“到时候，给我穿好衣服，戴上那条淡咖啡色的小丝巾，还有假发，要漂漂亮亮的。”说完，她不再看我，盯着电视里的唱歌比赛，好像很快就忘了刚才说的话，也忘记了我。
我习惯家里什么事都由母亲决定，大到买房子，小到喝什么样的水，她甚至对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也要参与意见。为此，我们在买了房子，并且完成装修后才把她接到北京，只特意留了一间房间让她按自己的意思布置。从墙纸的颜色、窗帘的款式，到家具的风格，好让她觉得她依然拥有北京这个家的控制权，尽管只是部分的。我总想，现在由着她的性子折腾，由着她发号施令，她终归有老了、折腾不动了的时候，终归会有需要依赖我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她说需要我的那一天。显然，母亲不想给我这样的机会，她连这最后的机会都不留给我。
十四岁那年，父亲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瞬，那个黑洞洞的狭长的隧道似的匣子轰然亮起了火光，那一刻，我被身边的一位阿姨猛地揽到了怀里，世界顿时只有黑暗，耳边是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现在我终于长到应该把她揽进怀里的年龄，可她不需要我，没有人需要我，也许是我没能在母亲面前掩藏好面对死亡时的惊惧与慌张。
2011年12月21日
内心掠过一丝慌乱
显然，昨晚睡得不错，高质量的睡眠能让母亲暂时忘记疼痛，她的表情少有地平和。
母亲在餐桌上跟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这是我回家后的第一次。席间，我接了个电话，从前的一位同事正式升迁，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想要做一番事业，如今终于等来了这个大展身手的时机。他在电话里说，希望我能加盟他的团队，之前，我们曾经无数次一起谋划过某个前景，只等着他获得掌握全局的机会。这个消息多少有点让我分心，在北京努力了十年，也许这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能让我厚积薄发，也算是对这些年努力的回报。
母亲显然听到了电话内容，她也一定知道我对自己的现状并不甘心。她一反常态，没有追问是谁来的电话，只是继续咸一句淡一句地跟小曲聊着家常。这倒让我内心掠过一丝慌乱——这十年，我和母亲心里都很清楚，我回到她身边只是时间问题，为此母女关系屡屡陷入僵局。母亲用购置的大房子来利诱我，我用消极抵抗来回应，她因此迁怒于林木，因为是这个男人让我有了“到北京生活”的可能性，他也是唯一一个真正让我脱离开母亲视线的男人。实际上，母亲并不是真的不知道，遗传了她性格中“自作主张”的我，是不可能被一个男人左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