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泽进一步说：“辅助君主，修明政治，富国强兵，使王室显赫，声威慑于四海，功业昭著天下，声名流传万代，您与商鞅、吴起、文种相比何如？”范雎道：“我固不如。”蔡泽道：“如今您的功绩和所受到的宠爱，比不上商鞅、吴起、文种，而您的俸禄多，地位高，财富超过他们，如不及时隐退，后果会比他们更惨。常言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事物到了极点就要衰落，进退盈缩，须随时势变化，此为圣人处世之常道。您担任秦国宰相，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威慑诸侯，功劳已达到极点了，如不隐退，就会落得与商鞅、吴起、文种同样的下场。我听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古书上又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商鞅、吴起、文种三人的灾祸，为什么您还要随呢？您如乘机交还相印，让给贤德之人，自己归隐林泉，既可以得到尧时许由和吴国季子辞让的美称，又可以得到商末伯夷、叔齐归隐的贤名，世世代代享受君王的俸禄，这样的结果和遭受灾祸的结果相比，您选择哪一种呢？”
蔡泽还要说下去，范雎已深为所动，忙起身离坐，对蔡泽道：“先生自谓雄辩有智，果然名不虚传。我听说：‘欲而不知足则失其所欲，有而不知止则失其所有。’幸蒙先生指教，雎敬遵命。”于是，毕恭毕敬地请蔡泽入座，待以客礼，尊为上宾。
过了几天，范雎入朝，对昭王道：“有个朋友名叫蔡泽，近日从山东来见我。此人通达时变，有经天纬地之才，经世济时之略，足以辅佐秦政，成就君主三王五霸那样的事业。臣下见过的辩客很多，无人可同他相比，臣亦不及他，故冒昧地向大王举荐。”昭王遂召见蔡泽，问以治国图强、兼并六国之计。蔡泽答对如流。昭王十分欢喜，便拜蔡泽为客卿。范雎乘机托病，请还相印，昭王虽口头上不应允，还勉强使范雎理事，心中却早已看中了蔡泽。范雎再三以病笃相推，昭王便拜蔡泽为宰相。
于是范雎辞相隐退，安度晚年，终老于应地。
人心就是这样，就像孔圣人说的“巽与之言，能无说乎？”，恭维的话怎么能不让人高兴；相反，忠言就往往逆耳，在上面这个史实中蔡泽对范睢的意见虽然有显达自己的功利性目的，但却是一翻忠言，将其的危险与应变的方式说得头头是道，而范睢虽然开始很不高兴，但在被说服之后，还是能像孔子说的那样“改为之贵”，最终得以善终。
10.做人要知进退，但进退的主动权要自己手中
原文：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大意：孔子说：“好比积土成山，差一筐土就完成，却停下来了，那是半途而废；好比填平土平地，即使只倒一筐土，却在继续，那是勇往直前。”
《尚书·旅獒》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只差一筐而没有成功，前功尽弃，这是谁造成的？孔子回答：是自己。
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填平一块土地，虽然现在才倒一筐土上去，但如过我们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最终就会大功告成，这是谁的功劳？孔子回答：还是自己。
所以说，按圣人的说法，进退成败全在自己，而不是像俗话说的那样：“成事在人，谋事在天”或者“进退皆身不由己”。
我们这里且不谈成败，但论进退的主动权。
进退决不能妄从他人。固然，退可能是受人所迫，但是退的主功权要在自己手中，要主动的退。否则，你就很可能受制于人，一退再退，终不能进。
先看一个民间笑话：一场多边国际贸易洽谈会正在一艘游船上进行，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游船开始下沉。船长命令大副紧急安排各国谈判代表穿上救生衣离船，可是大副的劝说失败。船长只得亲自出马，他很快就让各国的商人都弃船而去。大副惊诧不已。
船长解释说：“劝说其实很简单。我告诉英国人说，跳水是有益健康的运动；告诉意大利人说，不那样做是被禁止的；告诉德国人说，那是命令；告诉法国人说，那样做很时髦；告诉俄罗斯人说，那是革命；告诉美国人说，我已经给他上了保险；告诉中国人说，你看大家都跳水了。”
这则笑话固然令人捧腹，但其中体现的文化差异值得我们深思，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是比较喜欢盲从的。这个笑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中国人喜欢盲从的特点在现代生活中也不乏实例。
前些年，山地车流行起来，人们对其极为青睐，该车型适宜爬坡和骑行崎岖不平的路面，对于平坦的都市马路则毫无用处。山地车骨架异常坚实沉重，车把僵硬别扭之至，转向笨拙迟缓，根本无法对都市复杂的交通状况做出灵巧的应变；一天折腾下来，腰酸背痛；加上尖锐刺耳的刹车声，真正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放着好端端的轻便车或跑车不骑，却要弄上一辆如此的蠢拙之物，好像一个人丢下良马，偏要骑那笨牛一样。时髦先生们头戴耳机，腰挎“随身听”，脚踩山地车，一身牛仔服，表面上自我感觉良好得一塌糊涂，然而这份潇洒的背后，却有许多无奈。
但是，假如把时髦比喻成一座令人心旌摇荡的山峰，山地车的功能便昭然若揭了。追赶时尚，大约就像骑那山地车一样，即便累你个半死，也是心甘情愿。究其根源：“为什么这样？”必答曰：“别人都这样！”
盲从于人，不知情势，随波而流往往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我们做人要想做得成功，做得让人喜欢，就一定要摆脱盲从众人的坏习惯，善于运用自己的头脑，进退之间主动权要握在自己手中。
还是《国际歌》那几句唱的好：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进退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11.做人的原则不能丢
原文：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大意：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圣人微言大义，一言以蔽之，倒是孟子对孔子的“乡原”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阐发。
在《孟子·尽心下》里，孟子引述了孔子在我们这里所说的：“乡原，德之贼也。”学生万幸便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乡原呢？”孟子回答：“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换句话说，乡愿就是那种一味做事圆滑的人。万幸并没有很理解，于是又问：“一乡的人都称他为老好人，他自己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为什么还要说他是偷道德的贼呢？”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又举不出例来，你要指责他似乎又无可指责。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世俗，看起来还很忠信廉洁，很得大家的喜欢。但实际上，他的作为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偷道德的贼。”
说到底，是因为这种好好先生四处讨好，八面玲珑，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得罪人，结果使道德原则得不到伸张。又由于他是以老好人的面目出现，不像那些公开的坏人，所以，败坏了道德大家还不觉得，因此像偷道德的贼一样。
要说这种贼，在我们身边可多的是。拿原则做交易，拿工作当儿戏，圆滑世故，处处吃香。结果是升官发财，样样有望。你说他是贼，但他偷的是道德而不是现金，公安不能管，法庭不能上，又有谁能来捉他，谁能来审判他呢？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讲了一个“好好先生”的故事。说的是东汉末年有个叫司马徽的人，无论别人讲什么事，他一律都回答“好”。久而久之，别人送他一个“好好先生”的绰号。“好好先生”讲面子不讲人格，讲人情不讲原则，认为“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类“好好先生”所奉行的做人原则和处世哲学就是“好人主义”。
好好先生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山水城乡旮旯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偶尔还隐藏在我们的灵魂之中呢！好好先生不但误己，还害人！他是成功的拦路虎，虽然他不凶神恶煞，但却是十足的笑面虎，使我们飘飘然，渐渐丧失进取心，最终一事无成，走向失败。所以，我们要走向成功，还必须不信好好先生，不做好好先生。
中国的春秋时代曾是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昌盛时期。可自秦始皇统一之后，便严酷压制异己思想，实施愚民政策，谁敢说个不好，就是连坐、灭门。以后历代君主为了稳固江山，便沿袭了下来，使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钻研几本儒学经典，来猎取功名，而不敢发出不同声音了。两千多年来的习惯影响至今，就造就了好好先生繁衍生息的沃土。从这个角度看，好好先生的滋生，正是由于儒家学说得到不正常的宣扬所致。
好好先生们没有自己的主张，脑袋似乎拴在了顶头上司们或专家权威们的裤裆上。上头说好，他们就说好；上头说不好，他们就忙于论证不好的理由，最后牵强附会，说上头的考虑实在英明。咳，还是一个好。这样的人，没有创造性思维，一贯唯唯诺诺，怎能不远离成功呢。他们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些头头脑脑的附属品，而庸庸碌碌一辈子。上头兴，他们则兴；上头一倒，他们就树倒猢狲散，另觅新主了。
好好先生不但自己一生远离成功，亦使自己伺候的主子逐渐飘飘然，而偏离成功的航向，最终滑向失败的深渊。可不是么！上头做出的任何决定，好好先生一概只会说个好，不敢面对真理，一切唯上。怎能不使上头决策失误呢？怎能不使上头骄傲自满？怎能不使上头头昏脑热？难怪现在贪官一大把，他们走向失败，其后不正有好好先生们长期地推波助澜么？
好好先生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唯上是从，吹嘘拍马，缺乏主见，得过且过。问他意见，回答就是一个好字。
可这样的人，就是能玩得转、吃得开呢！最后，中国十几亿人，七成变“好好”了。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决断权都交给了三成的头头脑脑们了。自己除了张口说个好，万事皆有主了，从而懒于动脑，只会盲从，成了奴才，淹没了千万精英。而头头脑脑们却借机利用这点为所欲为，因为他传闻身边只有好，没人感言不好啊。最终导致全体国人的不幸，导致国家的不幸。
好人主义，就是没有原则，不分善恶，有意以“好”去讨别人欢喜，不敢得罪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就要多一点私心，少一点公心；多一点俗气，少一点正气；多一点圆滑，少一点原则。
唐朝有个文学家叫苏味道，曾经官居相位，向来处事圆滑，模棱两可，人称“苏模棱”。他对人传授其处世经，叫做“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
这种早就为孔子所唾弃的“好人主义”，时至今日，我们中的少数人仍然奉之为宝贝。在工作上，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表面上是“团结”了，可道德呢？良知呢？毋庸置疑，“好人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好人主义的盛行，使得正气不伸，邪气蔓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