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泯合恩仇”与“倡言平等”：排座次的文化反思
——《水浒传》文化侧面的理性反思之一
《水浒传》第七十一回说的是宋江打下东昌府，洪信在龙虎山三清宫伏魔殿里误放走的“妖魔”——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又聚作一处，归于水泊梁山；宋江建“罗天大醮”“禳谢大罪”、“报答神明眷佑之恩”；上天降下石碣文书，于是，依照文书，“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定职守，建立了一个我们的许多研究者十分称道的“农民政权”。许多人都说，那些文字，体现了作者“泯合恩仇”和“倡言平等”的进步思想，并由这点出发，给予了《水浒》很高的评价。
平心而论，“农民政权”的定性虽不准确，回中抒写了作者对于某种社会政权构架的理想则是肯定的。回中“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说：水浒里的英雄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也确实能够朦胧地见出作者“泯合恩仇”、“倡言平等”的思想倾向。只不过，这理想是乌托邦式的，作者并无意实现它，也不可能真正付诸实现；其中追求平等的意识，在作者的头脑里，则更只是一种特别模糊的东西，从整体看来，还可见出一种“知”和“行”，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泯合恩仇”之外，则更有“快意恩仇”的主导面。
先说那“泯合恩仇”吧，这在《水浒》中，从某个方面看，确实有所反映。比如，宋江为收降霹雳火秦明，杀了他全家，而后来秦明也和其他头领一样死心塌地跟着宋江，从来也没萌生过报仇的念头；一丈青扈三娘全家都为梁山英雄所杀，自己却投降了梁山，且听任宋江的安排，做了矮脚虎王英的妻子，丝毫不见为父母复仇的意愿和举动；战场上，没羽箭张清打伤了鲁智深等许多兄弟，宋江一个折箭为誓的举措，便让一众英雄放弃了报复的打算：岂不就是泯合恩仇的意思？但这“泯合”只限在水浒的众英雄和投降了山寨的英雄们之间实行，所谓“也是天罡（地煞）星合当聚会，自然意气相投”，对于这个集团（天罡地煞）之外的人，尤其是不为所用的敌对一方，宋江们却是恩怨分明，甚而睚眦必报的。石秀杀与潘巧云通奸的和尚裴如海，怂恿杨雄杀潘巧云和丫鬟迎儿；宋江杀黄文炳一家数十口等等便都是例证：报复手段可说是十分残忍。这却是一种“快意恩仇”的思想。“泯合恩仇”和“快意恩仇”两种意识在《水浒》中交织着，形成了一对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那“快意恩仇”。
事实上，这种“泯合恩仇”和“快意恩仇”意识，不仅在《水浒》中交织着，也在中国古代的许多武侠小说中交织着；在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现代武侠小说中，更是胶着在一起，难分难解。一部小说中，英雄们有时是“快意恩仇”，有时又“相逢一笑泯恩仇”。金庸们的进步在于他们虽常用追仇、杀仇的手段来展开小说的情节，却每每于其作品结束时，使个人的仇杀在“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质疑中，让“快意恩仇”的自己，同时也使“快意恩仇”的英雄们清醒过来：有时作者们让复仇者在复仇后茫然如失去了自我；有时还会让双方在仇杀中一起死去；而大多数时候则是使仇恨的双方（如小说《天龙八部》中萧峰与慕容复的父亲）看破红尘而退隐江湖、皈依佛道。
在中国的多元文化中，从理论上讲，能真正彻底摒弃个人报复念头的，也许只有佛道两家。“空”和“虚无”论是其基本支撑点：仇恨在“空”和“虚无”的意识中得到化解。佛家还坚信，冥冥中自有因果报应：现世的果是前世的因，不该再去种恶果；而且佛教相信，恶人必有恶报，不须自己操刀。自东晋慧远作《三报论》、《明报应论》以来，这因果报应之说，便深深地影响甚至控制着极大多数中国人。记得有一则佛教小说，说一个放弃仇恨的人让地狱大放光明，许多鬼魂得以超升。可惜，由此又常常引来消沉。儒家的经典《易》中，虽也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更多强调的却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等等。要做到“相逢一笑泯恩仇”很不容易，得有更为广阔的胸怀。
至于所谓平等，虽如上述，在《水浒》作者的思想中朦朦胧胧地也有那么一点，但施耐庵却并未真正明确提倡过，实际上他也不可能真正明确提倡，当然更不可能去躬身践行，即使是在其歌颂的英雄队伍内部。不必从别的地方去搜集例证，那排座次本身就很能说明，等级观念在作者头脑中的根深蒂固：座次要天来安排，星则有“天”“地”之别；排序是先“天罡”后“地煞”，重要职守几乎都让“天罡星”担任；委派职守，许多既不是论功行赏，也不是按武艺高低，甚至也不是按照与宋江关系的亲疏。试问，卢俊义何德何能何功，却稳坐第二把交椅？关胜、秦明、呼延灼论武艺强不过林冲、鲁智深、武松，论功劳更比林冲、鲁智深、武松差一大截，为什么名次排到了林冲、鲁智深、武松的前面？还不是因为卢、关的社会地位比林冲高，林、关、秦、呼延的社会地位又都比鲁智深、武松高。一批俘获的武将如董平、张清，特别是张清，入伙很迟，地位却高过许多很早投身梁山的英雄如朱武、孙立等，也不完全因为他们的能力强、更非因为他们的功劳大，仍然是由于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在作者的头脑中比较高的缘故。固有的等级身份，就是如此深深地影响着这排座次行为的本身。作者为什么要设计个天降石碣情节，来发布他的这一番精心安排？茅盾曾经写过一篇小说，说所谓天降石碣，其实是宋江的亲近吴用等有意叫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写了刻好，埋在地里，以使亲宋江的人能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又使大家说不出话来所玩的一种把戏。茅盾先生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水浒传》作者的原意自然不同，但他认为这座次排得并不合理、不能让人心服也是十分明显的。
这篇言语中还有一句我们的研究者常常忽略了的话：“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为什么要让晁盖“归天及早”？作者说得十分清楚，是“恐（他）托胆称王”。为什么要让宋江“把寨为头”，是因为他“肯呼群保义”。作者是承认这不平等社会的，并不想触动这个等级社会中的最高等人物皇帝，他设计的《水浒》结局是所谓“早愿瞻依廊庙”——脱离自己描绘的乌托邦，融入那现实的等级社会之中去。
《水浒》的写作实践，处处表明了在那个社会里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出现。这种不平等或存在于不同的阶级之间，或存在于同一阶级的不同等级人之间。阶级、制度、财产、门第，甚至知识等等，都可以是造成不平等的或显或隐的因素。朦胧的平等意识，或者说朦胧的平等意愿，在那个社会里，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平等实践，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平等描写的。
《水浒》出现的这种“知”“行”不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现象，鲜明地反映出《水浒》作者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心态，其根则深深地扎在中国思想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民间秘密组织文化的大架构之中。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毋庸多言；道教建构的神仙体系也分明等级森严，都是一种人役人、人役于人的制度。但儒、道两家又时有希求平等的声音发出，这是只要读一读陶渊明、读一读老庄，便可清楚的。佛教虽有“众生平等”之说，实际也并未认真实行，佛教徒内部，依然等级森严，致使为了争夺衣钵而相互残杀：持锡少林的达摩祖师就曾五度遭毒害，最后（第六次）终被毒死；达摩的衣钵传人慧可亦遭师兄弟嫉恨，在逃跑途中被杀（所谓圆寂）。延伸到现在，还有所谓科级和尚、处级和尚等等，这明显是千百年来和尚内部等级制度延伸的一种反映，也是产生不平等的一种根因。《水浒》中的梁山组织，与中国民间的许多秘密组织尤有许多相通之处，看一看由张角兄弟所创五斗米道发展起来的黄巾军，看一看后来由白莲教发展起来的韩林儿、刘福通红巾军，以及再后来的天地会等等民间秘密组织的组织形态和思想意识，我们便会清楚其间的联系。很显然，这种思想和思想矛盾的现象，在中国社会中早已普遍存在，而且在《水浒传》出来以后仍然普遍地存在着。微弱的平等呼声，即使在反抗者和同一教派人之中，也总被深深地淹没在隆隆的等级呼啸里面，直至现在，也许还将久久地如此存在下去：富国与穷国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中国，怕也难称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甚而什么是真正平等，我们在理论上也还界说不清。革命了数十年，想象革命者革命的初衷，难免令人难堪甚至沮丧。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确实还没有彻底铲除滋生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土壤。真正的平等怕要到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出现。不必讳言现今的社会还存在阶级，不要奢望社会主义了就有所谓人人平等，但也不能不要这美好的期盼。我们固不必因此拔高《水浒》及其作者，更不可因此而贬低他们。《水浒》的主要价值决不在理想的抒发一面，而在其对现实的真切描写与反映。
（二）一把双刃剑：关于“义”
——《水浒传》文化侧面的理性反思之二
如果说，“侠”是《水浒传》最本质的文化特征，“义”则是《水浒传》“侠”精神层面的重要内涵。侠往往根据自己认为的是否合于“义”的准则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义气则是维系英雄之间联系的一根十分重要的纽带。正是因为有这根纽带，才形成了《水浒传》豪侠们的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识；也正是靠着这根纽带，水浒英雄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极强的战斗力。在《水浒传》中，“义”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看一看《水浒传》，我们会发现，作者几乎把所有的梁山好汉都称为“义士”；“仗义疏财”则是所有的梁山英雄都佩服的一种行为。“义”实在是水浒英雄最重要的一种品格特征，也是《水浒传》作者对豪侠的最高评价和期许的标准之一。
先说这“义”的纽带作用。
梁山好汉聚义，认真讲来，应该是从“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开始。在聚义之前，刘唐、公孙胜、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与晁盖、吴用相互间其实多不相识。但刘唐却千里迢迢来找晁盖，说有一套富贵要送给他，实际是要一起抢劫“生辰纲”。抢劫本就是件犯罪的事，联系人抢劫送给当朝太师蔡京的生日礼物，就更是罪加一等了。本来素不相识，刘唐凭甚么敢于和晁盖联系，干这样一件有极大风险的事情？后来公孙胜也敢于冒险登上晁盖的家门，邀约他劫取生辰纲？用刘唐的话说，只因“他是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汉”。吴用敢“说三阮撞筹”——加入这抢劫团伙，也是因为此三个人“虽是个不通文墨的人”，却“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而“生辰纲”则是不义之财，劫取不义之财，无异于主张正义。正是一个“义”字，将这“七星”连在了一起。七星之一的白胜被捕，劫取生辰纲事发，晁盖等处于万分危险的境地。宋江“担着天也似干系”，冒险通风报信；雷横、朱仝亦私下里各各思量，要将晁盖等放了，也是出于那个“义”字，所谓“义重轻他不义财，奉天法网有时开。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交放贼来”。为知交放“贼”，就是讲义气，更何况“剥民官府过于贼”呢。宋江、朱仝、雷横都是义士，尤其是宋江，更是个仗义疏财的好汉。
“义”成为维系《水浒传》英雄的一个纽带，或者说“义”是《水浒传》豪侠的一个轴心，这从书中围绕宋江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和其间的人际关系，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
由于宋江“仗义疏财”，“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正是因了他有这种品格，所以每当他自己有难时，也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杀了阎婆惜，朱仝、雷横奉命捉拿，两个都头阳奉阴违，朱仝更是“义释宋公明”。宋江兄弟逃难，先选了柴进庄，此时，宋江与柴进其实并未谋面，只因为“我只闻江湖上人传说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名字，……人都说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是个现世的孟尝君。”于是“两个商量了，径望沧州路上来。”柴进为了那个义字，竟然也就收留了他们两个，并且“见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称道：‘端的想杀柴进，天幸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