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老话，叫做“知人论世”，谈《水浒传》，首先要谈的自然应该是它的作者——它的作者是谁？他是什么时候人？他是怎样一个人？因为了解了作者，更有助于了解他的作品——作品的思想、作品的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内蕴、时代风云。可惜的是，在中国古代许多的通俗小说书上，或者因为通俗小说本身地位低下，作者耻于在书上写上自己的真名实姓；或者为了躲避文网的罗织，作者不敢在书上写上自己真实的名讳字号；或者署上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却因为通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作通俗小说的人又没有社会地位，因此名不见于籍载，于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古代通俗小说作家，都笼罩在一团浓浓的云雾之中，像谜一样难见底里。《水浒传》的作者也是如此。
（一）《水浒传》作品上的作者题署
跟那些不署名号的作品相比，研究《水浒传》作者的人算是比较幸运，因为他还有迹可寻——一些历史文献中还留有作者名字的记录，今存的《水浒传》上，也都署有作者的姓名。
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藏书家、学者高儒，在他的《百川书志》中便记载着所藏的一部一百卷本的《忠义水浒传》，说那部书上署的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编成于嘉靖十九年。今存的《水浒传》本子，也多署上了施耐庵、罗贯中的名字，只不过，有的是两个名字都署，比如万历三十八年在杭州刊刻的容与堂本，上面就明标着“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有的却只署一人，比如，金圣叹的批评本，就只署“东都施耐庵撰”；而双峰堂本则署“中原贯中罗道本明卿父编集”、“后学仰止余宗云登父评校”、“书林文台象斗子高父补梓”，这里的“贯中罗本道名卿父”当即罗贯中，只是不知余仰止、余象斗为什么要这样故作“狡狯”？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有一种藜光堂本的《新刻全像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居然题着“清源姚宗镇国藩父编”。
（二）《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作品上的题署是那么不统一，《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历史上的文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
按照《百川书志》的著录，这《水浒传》的作者应该是施耐庵、罗贯中两人，高儒之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说：“《三国》、《宋江》（即《水浒》，下不另注）
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不谈《三国》，郎瑛看到的《宋江》的题署似乎与《百川书志》著录的《水浒传》的题署是相同的，或者他就是在解释《百川书志》中关于《水浒传》的这则著录。他说的是：我想《宋江》原先一定有个底本，所以题罗贯中“编”，而《宋江》“旧本”的作者则是施耐庵。嘉靖二十六年田汝成撰著的《西湖游览志余》却说：《三国》、《水浒》都是罗贯中编撰的。他的意见，与郎瑛的意见大同而小异——虽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名字抹去了，但一个“编”字却暗暗透出“旧必有本”的含义。
到万历十四年，王圻编成《续文献通考》，其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小说数十种……”所谓罗贯字本中，当是罗贯中之误（《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他的另一部书《稗史汇编》卷一百三又记着：“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今读罗《水浒传》……”他将罗贯中编撰《水浒传》改换成了“著”，又将《水浒传》的著作权完全断给了罗贯中一个人。
又后来，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胡应麟在他的《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中，对于郎瑛、田汝成的观点作了批评。他认为郎瑛、田汝成等将《三国》、《水浒》的著作权都归给罗贯中是个大错误，他的理由是，两书的风格大不相同，所以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指出《水浒传》是“元人武林施某所编”，将著作权断给了施耐庵一人。
尔后，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文人或以为是施耐庵，或以为是罗贯中，或者施、罗并列。直到金圣叹说自己获得了一个古本《水浒传》，上面题的是“东都施耐庵撰”。又竖起恢复作品原貌的旗号，对《水浒》进行批改。金圣叹实在是个“怪杰”，他具有极强的文学赏鉴能力，他的批评给人以清新的甚至是震聋发聩的感受，给《水浒传》这一漂亮的锦上增添了鲜花，于是金批《水浒传》风行天下，施耐庵为其作者，也渐渐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
从高儒以后，人们对《水浒传》作者的认识，实际都没有确凿明白的史料依据，都只是他们的一己看法。见仁见智，自然各有异同。
在文人的这些论述中，有两个人的观点需要再说一说：
一是王圻的观点。王圻是最早把著作权断给罗贯中一个人的学者。不过，他的这些记载，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糅合了几种文献记载，又加上一些民间传说的结果：其中关于罗贯中著《水浒传》的记载，似是由上述田汝成的记载生发而成；说罗贯中编了数十种小说，源于贾仲明的《录鬼簿》又加以夸大；说罗贯中与“国初葛可九”（葛可九非明初人，我曾经撰文论证）都是有志图王的人则更是纯粹的传说。
二是胡应麟的意见。他的意见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百川书志》记载的早期《水浒传》本子上署的是施、罗二人，而《百川书志》又是一种著录藏书作品的目录书，按照目录书的体例，这类著作只能实录。罗贯中明显参与了《水浒传》的创作。不过他的参与只是“编次”，《水浒》风格不同于《三国》正可从这“编次”二字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否定罗贯中参与过《水浒传》的制作，是没有根据的。但胡应麟（包括后来的一些《水浒传》的题署）将著作权归予施耐庵一人又并没有错。高儒著录的《忠义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中原罗贯中编次”，所谓“的本”，有“底本”或“确本”的意思，“编次”则是编辑加工的意思，将著作权归予施耐庵已经说得过去。从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成书，到嘉靖十九年高儒著录《水浒传》，一百多年间，罗贯中可谓声名鹊起：他有传奇《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数种，不仅贾仲明编的《录鬼簿》中有关于他的评论：“乐府隐语，极为清新”，文誉颇高；王圻的《稗史汇编》更说他“有志图王”，在民间还有点传奇色彩。施耐庵却是名不见经传。在书籍传播的历史上，常有书商甚或作者本人，借名人来推重所刻的作品或自己著作的现象。《水浒传》中“罗贯中编次”数字，很有可能是书商借名人作号召的惯技。而绝不可能出现《水浒传》原书为罗贯中所著，而书商再署上“施耐庵的本”的情况。单题施耐庵可能更接近实际。
至于单题罗贯中，虽然不够准确，应当说也还靠谱，书里有所谓“罗贯中编次”（修纂、编辑）嘛。那题“清源姚宗镇国藩父编”的就难免冒名剽窃之嫌，真正是无耻之尤了，我们可以不去理会。
（三）《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什么地方人什么时候人
关于《水浒传》作者的里居或籍贯，《水浒传》中的题署多有反映，几乎一致认为施耐庵是钱塘人（武林人），而题署中有“罗贯中”字号的，则一说是太原人，一说是中原人。太原在今山西，中原却是今日的山东东平，相距千里。关于罗贯中，这本小书不去讨论。
施耐庵是什么时候人，书中的题署没有反映，这很正常，一般情况下，书的作者在署名时都不明标时代（特殊情况，比如有意假托等除外）。后来的文人，根据自己的体认，有说他是宋人，比如，田汝成认为，罗贯中是南宋人，他编撰了《水浒传》一书，他既然只是编撰，那么，被郎瑛称之为“旧必有本”的本的作者，当然亦是南宋人无疑。王圻虽然认同了田汝成《水浒传》作者是罗贯中的说法，为与《录鬼簿》和一些民间传说合起榫来，又认为作者是元末人。说作者是南宋人没有什么历史依据，不过因为书中写的是宋南渡前的一段史事而进行的推测（近人和今人也有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宋人的，不多辩说）；王圻说《水浒传》的作者是元人，那是因为贾仲明的《录鬼簿》中记载的罗贯中是元末人，可能活到明初。认为施耐庵是元人的还有李贽的《水浒传序》。这序就明白指出“施、罗二公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借宋事以抒发感情而已。
王圻、李贽的意见很有道理。早期的本子既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则施、罗二人有可能是同时或稍后先的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这有贾仲明的《录鬼簿》为证，那么施耐庵就也有可能是元末明初人，这是一。二是，《水浒传》中有许多地名是元代、明初的建制，而且有些建制，只在元末明初这段时间才有。比如，《水浒传》称洪太尉奉旨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那“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队，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信州上饶郡为宋置，元称信州路，明洪武九年置九江饶州府，又置广信府。称信州，而且是“信州贵溪县”（贵溪是信州所辖之县），而不称饶州府或广信府，可见是元代的建制。书中第二回写杨春，说他是“蒲州解良县人氏”，与《三国演义》“关某，字云长，乃河东解良人”所记的解良应该是同一个地名，“解良”即“解梁”，亦有称“解”的，这个“蒲州解良县”，是明洪武二年的建制；又《水浒传》称东昌、兖州为东昌府、兖州府，东昌、兖州设府也是在明代的洪武年间，有人推测，这很可能就是《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详参赵令则《试谈〈水浒〉成书的年代及其作者》，《施耐庵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三是，书中的生活场景、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书中的语言特色，也都有十分明显的元末明初痕迹。
很明显，说《水浒传》的作者是宋人根本就站不住脚，宋人的著作中怎么会出现那么多元及明初的地理建制呢？
会不会如今人所说《水浒传》的作者是明代嘉靖间人呢？
诚然，后代人可能用前代的地名来称呼某地，不能因为《水浒传》用了那么多宋元明初的地理建制，就否定它的作者是明初以后（嘉靖间）人，但明初以后出现的地理建制在《水浒传》（百回繁本）中一个也没有，就足以令人怀疑这观点的正确了。关于这一点，我曾撰文作了详细的辨证（见《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2008年第6期），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四）《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施耐庵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明代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中的“宋江”条说：这施耐庵就是戏剧家施君美。响应徐复祚的有程穆衡（《〈水浒传〉注略》、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也持此说）及近人吴梅（《顾曲麈谈·幽闺》）、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则有孙揩第、王利器、黄霖、周维衍等。说施耐庵就是施君美，这不需要多加辩驳，施君美是宋代人，一部宋人的著作中哪来那么多元代、明初的地名官制呢？
鲁迅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怀疑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胡适则进一步说施耐庵是汪道昆的托名（《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鲁迅、胡适的观点建国后得到了戴不凡、张国光的响应并有所发展，认为是郭勋雇佣的文人的托名（《小说闻见录》）、“为郭勋门客之托名”（《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水浒〉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这些观点既缺乏事实依据，又违背《水浒传》成书和版本的演变历史。比如，鲁迅的观点是建立在《水浒传》简本在前，繁本是根据简本增写润色而成的基础上的，这前提便错了，现存的《水浒传》简本，实际是由删节繁本，并增加征田虎、王庆的情节而成；汪道昆生于嘉靖四年（1525），而成书于嘉靖十九年（1540）的《百川书志》就已经著录了《水浒传》，那一年，汪才十五岁，能著《水浒传》么？至于郭勋作《水浒传》之说，范宁已从版本演变的角度作了详细辩驳，指出郭勋作《水浒传》“就离开事实太远了。”（《施耐庵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袁世硕也从考察郭勋的生平、思想入手，指出所谓郭勋作《水浒传》既无文献可征，征辽部分在地理上错乱百出，“《水浒传》不大可能是出于郭勋的匠心，成于这位侯爷的笔下。”他只是这部书的刊刻者（《郭勋与〈水浒传〉》，《柳泉》1984年第1期）。
施耐庵既不是施君美的托名，也不是郭勋及其门客的托名，更不是汪道昆的化名，那么施耐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952年《文艺报》第21号发表了刘冬、黄清江《施耐庵与水浒传》及丁正华、苏从麟《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的文章，同时公布了在江苏大丰、兴化一带发现的《施耐庵墓志》、《施氏族谱》等一系列有关施耐庵的文史资料，1962年、1981年前后在上述两地，又分别发现了一些与施耐庵有关的文物，如“施让地照”、《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氏长门谱》等，至此，这个施耐庵的大体轮廓，方才有了一些眉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