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还是钟叔河编的《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精装十大卷，收文两千五百九十四篇，是当时最全的周作人文集了。按照我的性子应当欢呼雀跃抱回家才对，不知为什么，却与书商怄上气了。我嫌四百三十五元的价格太贵——或许那时实在太穷。我就想，看我不买你能卖出去。哈哈，每回去看它总是呆立在那里，越发激发了我的斗志，直到离开那座城市。后来有了《周作人自编文集》、集外文、日记等等一大堆书，也不想这套了。
四
谁知买书和谈恋爱差不多，你不想她的时候，她倒想起你了。
话说一日，我骑车在国权路飞奔，忽身后有一熟悉的声音高呼我的名字，那急促的声调仿佛发生了什么大事，令我不得不慌忙下车，回头一看是傅杰老师，他激动地问我：“《周作人文类编》买过吗？”我摇头，他眯着眼得意地说：“博师（书店）四五折，快去买吧！”是吗？大事，立即拿下。傅老师传递情报有功啊，在复旦，学生想找傅杰不用预约，只要在这里任何一家书店候着就行。我就经常刚刚在这家书店与他“幸会幸会”，又在那家书店与他哈哈哈哈了。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同事汪涌豪教授，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到“买书多吗”的时候，不以为然地说：“买那么多书干嘛？需要的时候到傅杰兄那儿借不就行了！”
买回《类编》后，我又觉得它不该这么便宜，仿佛苦恋的姑娘自降身价嫁人，心里总有些酸。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类编这样的方式，又没有总目录，有时找一篇文章得大费脑筋猜它收在哪卷里，像我念大学做英语的阅读理解总是跟标准答案弄不到一块儿去一样，我时常猜不中钟叔河先生的标准答案。不过，这书在另一种时候用处又很大，如对一些专题问题想看看知堂的见解，那就方便了，都集中在一起。
五
我所喜欢的知堂书是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版），薄薄的素雅小本，按照作者生前原书的样子重印，保持当时的历史风貌。小本的书也是给人真正读的书，不像大部头时常是摆样子和查阅的。这样的书放在床头枕边，有心情的时候读上几篇，如饮甘醪，享受啊。
今天看来我得感谢这个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那段时间河北教育出版社总会带给我们欣喜；还有辽宁教育出版社，那个俞晓群；山东画报社的汪家明。他们离开了，这些曾经带给我们很多美好记忆的出版社就像不存在似的。——所谓出版，无非是三角关系：出版者、作者、读者，在天下人皆为利来的今天，出版者决定当今出版的品位、尊严。
后来，也陆续买全了止庵编订的《苦雨斋译丛》。我想剩下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读知堂了。
六
《周作人散文全集》最有功德的一件事就是多了一卷六十万字的索引卷，鄢琨编的这卷索引是《鲁迅全集》外，最为详尽的作家作品集的索引，虽然二百二十元的价格近乎敲诈，但我不得不为他们下的工夫说尽好话。全集篇目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人名、书名、章名、报刊名、笔名及发表报刊名索引……多角度交叉的索引，几乎是周作人资料大全了。如鱼得水，只有真正用书的人才会体味到它的好处。——可恨的是许多出版者却总认为这是鸡肋！
这书据说钟叔河先生前后折腾了六年，其实是后半生的心血，我佩服他的功夫，尤其是校订的功夫，虽然周氏文章异文并不很多，但以一人之功几十年如一日一一校勘，这冷板凳绝不是复印机加剪刀的编书者所可比。所以，在讨论《巴金全集》修订本是否做文字校勘的时候，人们面有难色谁都不愿意自讨苦吃，我说了一句狠话：难道我们这么一群所谓巴金研究专家，还不如钟叔河一个老头？惭愧得很，有时候真的不如，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人多力量大。
七
五十多年前，身为“****”天天在长沙拉平板车的钟叔河，在暗淡的灯光下给北京八道湾的知堂老人写信，没想到意外地得到回信和题赠的书，后来又收到写在宣纸上的一首诗。这样的厚赠足能气死当今的文物贩子。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钟叔河先生，不然一定问问，凭他当时的身份，周作人的处境，当时的社会气氛，他怎么会想到给周作人写信？看来，一贯“****”啊！
但从今天看来，周作人更应当感到幸运，因为钟叔河身上有一种文化续命和承担感，有时候一种精神不绝如缕，就是靠着这样执着的人。钟叔河说：“七十老翁何所求，一位在五四运动中‘出入新潮’的老作家，居然认为我这个板车夫还能懂得他的文章，我又怎能不怀着知己之感，努力去理解他的‘誓愿’，让‘诚心期法施’的气力不至于东风吹马耳般白白地浪费掉呢？”于是有了他编印的一本本周氏著作，“编校出这部全集，也算是对所得布施的一点回报罢”（编者前言）。我为这种精神而感动不已。我们的社会太功利、势利，缺少一点宗教性的回报和殉道，但钟叔河的行为中却有着这样的光辉。
八
编书不是一件容易事，百密尚有一疏，第十四卷《与施蛰存书二通》（第一页），其中第一封信所署时间是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同样一封信又在本卷三二九页以《与施蛰存书》又收录了一次，究竟是一九六三年还是一九六六年呢？看内容“行年倏过八十”，似应为后者。此信虽短却有很好玩的词句：“行年倏过八十，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可笑亦复可叹也。近来常苦无书可看。几经研究，近始获得一妙法，即以工作为消闲。”如此“妙法”，大约只有工作狂才能想得出来，但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周氏从工作中所获得的乐趣。难怪一个写千字文的作家，能够写出、译出数量这么大的文章，这种勤奋是难以想象的。
九
在编者前言中，钟叔河先生引了巴金与李辉谈话中提到周作人文章好，应当人归人、文归文的话，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中也明确表达过这个意思：
他为什么这样生气？因为我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其实我也崇拜过这个人，我至今还喜欢读他的一部分文章，从前他思想开明，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大的贡献。可是当时我批判的、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
前两年我还看到有人写文章仅就巴金为文批评过知堂便说巴金不理解周作人云云，巴金与周作人的关系是个有意思的大题目，等有空我将另外写篇文章。但从点滴细节也能看出两个人有意思的邂逅。比如，他们都很关注克鲁泡特金，而且克氏的自传也都是他们最喜欢的读物之一，周作人显然注意到巴金的译本，周作人在一九三七年的一篇文中曾说：“《自叙》在中国有李芾甘的译本，只可惜似乎知道的人并不多。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关于自己》，第七卷第八○四页）一九六二年的文章中，周作人又为一九四九年所译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的一书的出版感谢巴金：“译好后仍旧寄给康君，由他转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承李芾甘君赏识，亲予校勘，这是很可感谢的。本书的运气总算要比《希腊女诗人》好得多了，它出过好几版，销行总在万册以上，这在以前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我的工作二》，第十三卷七九六页）周作人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给柳存仁的信中还特意提到：“付印时由巴金自告奋勇与康嗣群共同看末校，曾谬蒙赞许，……”（《与柳存仁书五通》，第十四卷第五四五页）要知道，当时周已经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大汉奸啊，巴金有勇气出他的书，并“亲予校勘”，勇气之外是否也有一份感情在？
十
今年夏天在北京参加《往事与随想》的首发式，我乱发议论：翻译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行当，当他因为某种原因不能自由写作的时候，翻译可能成为谋生的工具又是寄予自己对文字情感的渠道，我举了周作人、巴金、穆旦等例子。讲完后一位先生主动跟我打招呼，他说非常敬佩巴老，但又很严肃地说：以后你不要将巴老与周作人放在一起谈。言下之意是侮辱了巴老，我点头笑了笑，心想他一定不知道巴老关于周的评价；而且，我也没有这些洁癖，比如谁能提不能提的，更何况，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倘不能提周氏兄弟还有谁可提？
回到巴金，谈起巴金有人常常说他好像是被某些人捧起来的。笑话！像出版周作人书这样的功德事，巴金不知道做了多少，这是一个做了事不愿多说的人，他帮靳以编《文学季刊》，可刊物编辑人的名单中找不到他。我不喜欢那些吃着喝着老子却骂老子充前卫的人，至于你比老子聪明有本事，那也是应该的，翘什么尾巴啊。更何况，我们还没那么大本事，那么就老老实实去享受前辈的功德吧，无论是巴金，还是周作人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初版《印象阅读》）
它让我们打开眼界
李公明
我一直认为，中国一向并不缺少心智成熟、文风简约、以怀人谈书说掌故之类的文人，缺少的是像顾准、李慎之这样的诚实而有勇气的思想者和言说者。因此，我不想乐道于钟叔河先生的文字如何得知堂余韵、文心幽远，而只想直抵其最令人生出感奋之心和敬意之情的内在心灵。他的政治情怀我认为尽在他集古人句的联语中：“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
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钟叔河被划为“****”，据朱正在《代跋：述往事，思来者》中说，当时“湖南日报反右办公室”编印了一份《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列举了钟叔河的八条“****言论”，最后一条是“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钟叔河回忆时说：“错就错在我有思想，说我是个有思想的坏分子。我没有被冤枉的感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刚从文化禁锢和思想****的重压下挣脱出来之初，大陆出版界面对的是思想资源的贫瘠、知识与学术园地荒芜的状况，刚苏醒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确是一片四顾苍茫。我认为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作为出版家的识见和功绩远在于作为文人之上；他所主其事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及曾国藩和周作人的书在改革开放前期阶段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九七九年钟叔河一回到出版社就建议编《走向世界丛书》，为什么在拨乱反正的时代风雨中会想到在故纸堆中寻觅“走向世界”的通道呢？钟叔河在回答媒体访谈时曾说，其实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他一直在思考“中国怎么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这套丛书有着更深刻的内涵：以“走向世界”的视野和烛光而冲破争取民主、自由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一九八一年钟先生在《读书》写文章说：“这些人和人民尖锐对立，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能靠闭关自守保住自己的江山。一旦‘关’闭不住了，又是他们最怕老百姓乘机造反，最容易屈膝投降，崇洋媚外……”此话说得十分犀利，也说出了《走向世界丛书》的意义。
一九八〇年我正在大学读历史专业，翻开《走向世界丛书》中的第一本，李圭的《环球地球新录》，马上就被前面的“总序”文字所吸引：关于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关于波桑尼阿的《希腊纪事》和中国的《渊鉴类函》的奇谈之辩，尤其是说到“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古代走到近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这些都正是当年我们这一代“七七级”大学生所热切地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可惜的是己巳年风波涌起，钟先生作为当时湖南出版界的“出版三种人”之一而横遭批判，继而被迫离职，原计划一百册的《走向世界丛书》也只陆续出版了三十六册，可谓壮志难酬。
二〇〇二年钟先生编订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岳麓书社二〇〇二年版）正是彰显出他以文献而关心士气与民心的用心：话说光绪十六年底，太湖有个姓暴的廉洁小吏因得罪上司而丢官，无钱搬家甚至无米下锅。林屋山的村民纷纷送米送柴，月内竟多至八十余村、七八千户，此为民意对官府的抗议；而名流秦散之为此事而绘《林屋山民送米图》，俞曲园、郑叔问、吴昌硕等有题咏，当为士气之表露。至一九四八年，胡适、张东荪等为这份卷子再作题跋，胡适称这是“人民公意的表示”。钟叔河尽力收集原件，精心编订排序，并力荐出版。他在编者前言中说，都讲晚清政治黑暗腐败，但不管怎么说，山民还敢送米、文人还敢题诗作画。可见民意和士气好不绝如缕；他又在编订后记中说，胡适等人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民治生活”和“人民的公意”，这是超越前人的眼光。
“后车不引前车鉴，故辙依然可奈何。”这是解放前钟叔河在长沙李合盛店铺看到并记忆很深的田汉写的一首诗中的句子，据说是讽刺******的。在我看来，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钟叔河先生“吾道一以贯之”、虽九死而未悔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