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形成，思想和学术领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至明末清初，因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和“西学东渐”的影响，这一思潮进而推向高潮。早期启蒙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廷相、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务实、重人、重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在阐述哲学、历史、社会政治观点的同时，提出了别开生面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教育主张虽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但都体现出“崇实黜虚”的共同特点，故称之为实学教育思潮。明清实学教育思潮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教育转化的舆论先兆，它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即将进入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教育的新阶段。
实学教育思潮的特点之一是批判理学教育思想的唯心主义的理论依据，对诸如理气、理欲、人性等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理气问题是认识世界和论述教育的出发点。理学家均认为理是第一性，气是第二性，朱熹和王守仁分别从“性即理”、“心即理”出发，提出教育的作用是“复性”、“明其本心”。而启蒙思想家主张宇宙是由物质之气构成的物质实体，不是“理在气先”，而是“理在气中”、“理在事中”，因而他们反对“复性”或“明其本心”的观点，强调学习要通过具体事物而进行。理学家认为理和欲是对立的，由此提出道德修养的根本任务是“存天理，灭人欲”。而启蒙思想家则认为理欲是不可分离的，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对于人的正当欲望不应加以禁止，而要使之得到满足。理学家在人性的问题上多持性善说。朱熹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教育的过程即为变化气质的过程。王守仁提出人有固有的“良知”，只需体验、保持，不使之受蒙蔽即可。而启蒙思想家既反对固有的“良知”说，也不赞成把人性分成两部分。他们认为人性不是“一受成型”，也并非一成不变，所谓“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教育的过程就是继善成性的过程。
实学教育思潮的特点之二是批判理学家的教育思想，就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问题提出改革的主张。早期启蒙思想家大多生活在明末清初，他们对理学教育之下的所谓“人才”在明朝处于危亡时所表现的无用和无能有深切的体会，因此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学为圣人”的培养目标，主张以“明道”、“救世”为教育目的，养成能经世济国的实用人才。他们中虽有的重历史，有的重考证，有的重礼乐兵农，侧重点不同，但均反对理学家空疏的义理之学，主张在传统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实用的知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他们在教育方法上反对理学家一味强调“主静”、“读书”，提倡“主动”、“习行”。颜元曾批评朱熹：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王夫之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健”字是变化日新之意，用于教育则应以“动”为原则。
一、黄宗羲的民主教育思想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自幼勤奋好学，“不屑守章句”，至三、四十岁学已大成，成为江南名儒，其后长期从事讲学活动，并且“毕力于著述”。他撰写的《明儒学案》是史学界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断代思想史，引起很大的反响；另一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则集中体现了其倡导民主政治和民主教育的思想，是具有近代色彩的启蒙之作。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出发，设想了一整套限制君权的民主政治制度，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以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历史潮流。与此同时，在教育上他呼吁推行普及教育的学制体系、加强学校监督政府的功能、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并倡导经史实学和“实行”、“知疑”的学风。
1.实现普及教育的设想
黄宗羲对于八股取士制度束缚思想、败坏人才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勾勒出能使人人受教育的学校体系。他认为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应该予以保存，但必须实行民主管理，继承东汉太学“清议”的学风。全国郡县皆应设立学宫，学官可由学生“公议”推选或罢免。乡村凡“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处则设立小学，由蒙师教之。
此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他主张不论身份之贵贱，人人都应入学受教。“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以便于接近下层，“知民之情伪”，“稍习于劳苦”，起到磨炼的作用。六品官以上的官员子弟入郡县学学习，地方上所有生童“皆裹粮从学”，若百姓子弟中有贫不能学者，应设法赡补，做到“郡邑无无师之士”。黄宗羲提出了一个从蒙学、郡县学到太学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实现其普及教育的良好愿望，但其中仍充斥着封建等级观念。
2.扩大学校教育的作用
黄宗羲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并强调要加强学校教育的功能。学校的功能，一般被认为是培养人才和传递学术，两者相资为用，学术是“才之薮泽”，人才又促进学术文化的繁荣。而黄宗羲认为学校除此两项功能外，还应成为监督政府、指导舆论的机构。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靡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黄宗羲赋予学校这一新的使命，既是对当时封建政权不许生员建言的思想****的强烈反抗，也是对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风气的继承和发扬。
黄宗羲还主张学校应担负起改变社会风气的使命。鉴于封建迷信盛行，“淫祠遍天下村庄”的状况，他指出“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社会就不会进步，因此所有寺观庵堂应统统改为学校，一切佛教徒可分别处理，“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自食其力，至于“淫祠”一律拆毁。
他反对神鬼迷信，反对愚昧落后，主张进行唯物主义教育，养成社会文明风气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3.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黄宗羲从“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观点出发，提出应推崇学官的地位。
他认为太学的祭酒须择当世的大儒或“宰相退处”者担任，但地位要重于宰相。
太学于每月朔日讲学，天子及宰相、六卿、谏议等朝臣皆到学执弟子之礼，凡“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公议”产生，“请名儒主之”，地位重于地方官吏。郡县学于每月朔望讲学，地方官及当地士绅均须入学听讲。
学官对“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黄宗羲从“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观点出发，十分强调教师地位之重要，“古今学有大小，盖未有无师而成者也”。他认为教师不是随便什么人皆可为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民主思想，做到“不干清议”，若有干清议者，学生可“起而易之”；二是要有真才实学，否则“无以为师”。他非常赞赏韩愈的观点，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他继韩愈的《师说》之后，写了《续师说》和《广师说》，进一步阐发了师道观，并对社会上好为人师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诸如举业之师、主考之师、荐举之师、投拜之师等，师者未必有德有才，门生也因“势利所诱”。
如前所述，黄宗羲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在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设计了一套普及教育的学制体系，为近代新教育的兴起开了风气之先。此外，他在设计的未来社会的学校体系中，除开设经史之学外，还主张学习兵法、医学、历算、射术等科，以及称之为“绝学”的测望、火器、水利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
二、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
颜元是清初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教育家。他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称汉以后的教育已进入“文墨世界”，宋明以来则更是变本加厉，完全背离了孔门之教。颜元在批判中表现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把矛头直指被奉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厉声疾言“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他一生只论是非，不畏权势，曾说：“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颜元认为人才是治国安邦之根本，而学校是培养人才之场所。在当时重科举、轻学校的风气之下，他尤为推崇学校教育的作用，曾说“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则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并针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端，就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1.“实才实德”的教育目标
颜元认为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他说：“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实德之才，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颜元有时也称“学者，学为圣人也”，但他说的圣人与理学家所说的圣人不同，除了具备圣人之德，还必须有治国安邦的实际才干，所谓“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
颜元要培养的“实才实德之士”具体可分两种：一种是“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是谓通才；另一种是“终身止精一艺”，是谓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他认为从成才的角度而言，能成为通才固然很好，已到达了“圣学之极致”，但专门人才同样是“圣贤一流”，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终身专刑，契终身专教，“皆成其圣矣”。
颜元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在继承儒家传统人才观的基础上，赋予了关于专门人才这一新的内容，反映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
2.“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与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教育目的相适应，颜元在教育内容上提倡“真学”、“实学”，并指明尧舜周孔时代的“六府”、“三事”、“三物”属于这一范畴。
他说：“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
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三事、六府，尧、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艺，周、孔之学也。古者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居以养德，出以辅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举职。”所谓“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所谓“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所谓“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是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是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
以上数项中，“六府”为涉及治河、沟洫、焚山、烧荒、冶铸、泉货、屯田、足饷等方面的实际知识；“三物”乃传统时代的教育内容，其中又以“六艺为要”；“三事”则与“六府”、“三物”相关联，如颜元所说，“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六府亦三事之目”。
颜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所罗列的教育内容大部分为经世致用之学，中心是个“实”字。他强调“六艺”教育，并非要回到周孔时代，而是在此名义下，改造当时专重书本的文墨教育。颜元晚年主持漳南书院时，对所设六斋的学习内容作了具体规定：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科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科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课八股举业。理学、帖括两斋只是暂时设立，并且门皆北向，表示反对之意。而其余四斋所学的内容已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六艺”之教，除了经、史、礼、乐等知识外，还包括了诸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军事知识及技能。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课程已冲破了封建教育的框框，蕴含着近代新教育的萌芽。
3.“主动”、“习行”的教育方法
颜元主张动的教育，反对静坐读书。他说：“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在教育方法上，颜元强调一个“习”字，认为“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在他看来，“格物，致知”之意便是躬行实践。所谓“格物”，就是亲自去接触事物，亲手去做这件事，即习之，行之；而唯有“格物”，才能达到“致知”，获得真正的知识。
颜元认为这种主动、习行的教育，一是可以强身体，如习礼时通过周旋跪拜，能起到活血脉、壮筋骨的作用；二是可以除邪念，“人不作事则暇，暇则逸，逸则惰、则疲，暇、逸、惰、疲，私欲乘之起矣”；三是可以强家、强国、强天下，“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