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世界上有了人，教育也随之产生。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其后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三个阶段。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教育活动主要源自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人脑的逐渐发达、语言的产生以及有意识地制造生产工具则为教育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原始社会教育的特点：
一是没有阶级性，即人人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教育内容体现了互助友爱的精神；二是原始性，即教育没有分化为专门的活动，也尚无形成专门的施教机构，施教的手段仅为语言的口耳相传和行动的实际模仿。
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奴隶制时代。随着奴隶制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教育也呈现出与原始社会不同的特点：一方面逐渐分化成专门的活动，出现专门的施教场所——学校；另一方面，开始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奴隶社会尚处于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阶段，奴隶社会的教育表现出“学在官府”的特征，奴隶主贵族子弟就读的学校称之为官学。夏、商是奴隶社会学校建立的时期，西周是奴隶社会学校的鼎盛时期，春秋则是官学衰废、私学兴起的时期，即奴隶社会的教育开始向封建社会的教育转变。
一、从甲骨卜辞看早期的学校
学校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而产生。
首先，经济的发展是学校产生的重要前提。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的劳动所得仅能维持生存，不可能有人脱离劳动专门从事教育。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当剩余产品出现了以后，少数人便脱离劳动，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中的一部分才有可能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而此时社会已进入了奴隶社会。体脑分工是历史的进步，是学校产生的先决条件，而体脑分工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其次，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促使学校的产生。有了国家，就有国家机器，随之要配备大批的文武官吏。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凭着贵族身份世代为官，他们为了让自己及其子弟能胜任国家的各级官吏，感到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因此，学校最初是办于王宫贵族中间，学习的内容乃作为一个官吏所必具的品德和才能。
第三，文化的发展为学校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奴隶社会在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特别是文字的日趋成熟对学校教育尤为重要。学校是传授文化知识的场所，而文字是传授文化知识的工具。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足以证明商代已有比较成熟的文字，由此可以推断夏朝已有相对接近的文字。
然而，文献中关于古代学校的记载，并不始于夏、商，也见于原始社会末期，如有“虞氏之学名庠”的说法。虞氏即有虞氏，是传说中的部落名称，舜为其首领。有关原始社会末期的“庠”，在《礼记》中另有两条记载：“米廪，有虞氏之庠也。”（明堂位）“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王制）庠，《说文》“从广羊声”，“广”指房舍，“羊”即家畜之一种。“米廪”是储存粮食之所，一般由老者看管，也成为老人聚集之地。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男女青壮年外出种地、捕鱼、打猎，老人留在家中储存谷物、饲养家畜，也负责看管、教育儿童。可见，原始社会末期的庠并不是正式的学校，而是一种带有教育作用的养老场所，应视为学校的萌芽。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关于夏代的学校，古籍中有“序”和“校”的记载，如《礼记·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礼记·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古人也曾对“序”的性质进行探讨，认为“序者，射也”，习射是当时重要的教育内容，这与夏代“为政尚武”的目标是一致的。而“校”是乡学，《史记·儒林传》中议论三代之学时称：“乡里有教，夏曰校。”夏代因地下出土的文物极少，文献的记载尚不能得以证实。
商代则不同，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字，为后人提供了当时的文字依据。因此商代的学校除文献记载外，已有出土的文物可以参证。商代人相信上天能主宰一切，逢事必占卜，占卜的用具是甲骨，占卜的结果也刻在甲骨上，是谓甲骨卜辞。通过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辞，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教育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商代确实已经有学校。
甲骨卜辞中出现了“学”字，并有多种写法，从文字的组成分析，其中已包含了作为学校的三种基本要素，即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和教学场所。“学”字从简单演变到复杂，也反映了文字所表示的学校自身的发展过程。甲骨卜辞也有了“大学”和“庠”的名称。据《小屯南地甲骨》第60片卜辞记载，商代确已建有大学，并作为祭祀的场所之一。甲骨文多处出现“庠”字，表明商代有“庠”的设置。甲骨卜辞中还可见到进行实际教学的例子。如一片甲骨刻有5行字，一行刻得很整齐，其余4行则歪歪斜斜，中间偶尔有几个字刻得好。郭沫若对此现象所作的解释是：其精美者乃善书善刻者之范本，而歪刺不成字者乃学书者之摹仿也。
其二，商代的学校已有一定的规模。
商代不仅有学校，并且已有一定的规模。有一片甲骨卜辞为：“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对于所教的内容“戒”，既可理解为执戈而习武，也可理解为持戈而舞蹈。而此处所说的“多方小子小臣”，表明各地的子、臣前来学习，学校规模定然不小。
其三，商代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很重视。
奴隶主贵族对于子弟进学校受教育颇为重视，如建学校于何地须占卜求问吉凶，有一片甲骨卜辞上就有“乍学”的字样。当时，学校离居住地有一定的距离，奴隶主贵族担心子弟去上学回来是否会遇上大雨，往往也会进行占卜，有一甲骨卜辞这样记载：“丙子卜，贞，多子其彳止（徙的别体字，即往）学，版（同返）不冓（遘）大雨？”
二、西周的官学教育及其特点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社会教育的鼎盛时期。反映西周教育的古代文献主要是“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亦称《周官》）讲周朝的官制，《仪礼》（亦称《士礼》）讲各种礼节仪式，《礼记》的内容分礼、学、政三类，以解释《仪礼》为主，与教育的关系也甚为密切。由于作者不同，《礼记》有两种，即戴德的《大戴礼记》和戴圣的《小戴礼记》，因《小戴礼记》后来作为正统的经学之一，故此处的《礼记》是指《小戴礼记》。反映西周教育更直接的史料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也称铭文。当时奴隶主贵族常铸刻文字于祭祀用的铜器，如鼎、尊、簋等。与甲骨卜辞相比，铜器上的金文已有长篇大作出现，西周初期的《大孟鼎》有290余字，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近500字，从而为研究西周的政治、文化、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1.西周的学校设置
西周的学校分国学和乡学，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称为国学，设在王都郊外的地方学校称为乡学。
国学按学生的年龄、程度分为小学和大学，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尚书大传》：“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年二十八入大学”。王太子、王子是帝王之子，群后之子是诸侯之子，適子指嫡生。《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外舍即小学，束发指成童。
《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综合文献所载可知，西周为贵族子弟设立小学和大学，幼年入小学，成童入大学。大学的名称不一，周天子所设为辟雍，诸侯所设为頖宫（泮宫）。
文献中提及的小学和辟雍在金文中可以得到证实。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铸刻了康王之子昭王幼年入小学之事：“女妹（昧）辰又大服，余佳即朕小学，……”周宣王时的《师嫠簋》铭文也提到小学的名称：“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事，……”《麦尊》铭文记载周康王与诸侯在辟雍泛舟射水鸟。《静簋》铭文记载周天子命太子静在“学宫”习射，周天子与近臣“射于大池”。这两段铭文所载之事地点相同，均在蒡京（即丰镐）；都有大池，一为“王乘舟”，一为“射于大池”；均与“射”有关，一为射水鸟，一为“学射”。可见，《麦尊》铭文中的“辟雍”即为《静簋》铭文中的“学宫”，就是指周天子所设的大学。当时辟雍的建筑，中央有积高之处，周围水池环绕，学射是一门主课。
文献中对天子所设的大学有四学、五学之说。五学者即中“辟雍”（环水而建）、南“成均”、北“上庠”、东“东序”、西“瞽宗”。四学者即东，西、南、北之学。
根据文献的记载，西周的大学已有设科分教的趋势：南学“成均”为学乐之所，北学“上庠”为学书之所，东学“东序”为学干戈羽龠之所，西学“瞽宗”为演礼之所。五学之中以“辟雍”最尊，故天子所设大学统称为辟雍。至于西周的大学是否有五学的规模，是否有设科分教的做法，尚未得到证实。
必须说明的是，我国虽在商周已有大学之设，但其时的大学尚未成为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天子、诸侯举行集会、聚餐、练武、奏乐的综合场所。据《礼记·王制》所载，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表明大学是讨论作战大事之地。另据《遹簋》铭文所载，周穆王在辟雍习射后举行乡饮酒礼，即把贵族长老请来举行酒会，既为敬老，也为一起商定大事。
至于乡学之设，反映了西周的教育逐渐从王都向地方延伸。据《周礼》所载，王都的近郊有六乡之设，即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并按不同的行政组织设立不同名称的地方学校，如塾、庠、序、校等。《礼记·学记》则将当时的各级学校概括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总之，西周乡学所设的说法不一，而事实上当时也不可能按行政区域广设各类学校，各种文献的记载仅能表明普及教育的理想古人早已有之。
2.西周的教育内容
西周学校的教育内容为“六艺”，即书、数、射、御、礼、乐。其中书、数为小艺，一般在小学学习；射、御、礼、乐为大艺，一般在大学学习。
书指识字、写字，数指计算，书和数即为基本的读、写、算。西周已有供儿童学习的识字教材，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史籀篇》。《礼记·内则》称儿童“九年教之数日”，即自9岁起学习由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因其时是以甲子记日。据记载，西周的识字教学也已按汉字构成的方法（六书）分类施教，使儿童易于掌握。儿童的计算能力则从学数的名称及符号开始，进而掌握十进位和运算方法。
射指射箭，御指驾车，这两项是作战必须掌握的技能。奴隶主贵族子弟都有义务要成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因此射和御是进行训练的主要科目。
既作为学校的训练科目，必然制订相应的训练标准。据文献记载，射箭有五种要求：“白矢”（射箭透靶，见其镞白）、“参连”（连发四箭，箭箭中的）、“剡注”（力猛使箭贯物而过）、“襄尺”（尊者卑者同射，卑者须退后一尺）、“井仪”（连发四箭，中靶呈井状）。驾车也有五种要求：“鸣和鸾”（车行进时，车铃“和”与“鸾”鸣声相应）、“逐水曲”（在曲折的水沟边驱车前进）、“过君表”（驱车通过模拟设置的辕门）、“舞交衢”（驱车行进时，马的步子合拍中节）、“逐禽左”（驱车逐禽兽，将禽兽拦在左边，以利于射猎）。
礼指礼仪，乐指音乐、舞蹈。礼涵盖的内容很广，《周礼》将之归为五类，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下有三十六目。当礼仪进行的时候，通常伴以音乐、舞蹈，故礼和乐往往联系在一起。礼乐就其形式而言，是一整套严格区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仪式，与政治上的等级制度是相适应的；就其内容而言，包括了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以及政治、历史方面的知识。西周将礼乐作为学校教育科目，实际是对贵族子弟进行道德教育，而礼和乐互为表里，分别起着形于外和成于内的作用，礼重在培养道德观念、行为习惯，乐重在陶冶道德情感。
西周的六艺教育是文武兼备的教育，与西周文武兼备的国策相一致。据《说苑·君道》所载，周成王曾告诫负责治鲁的伯禽：“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这与商代“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不同，因而与商代重宗教和武艺的教育也不相同。
西周的六艺教育是求知兼求能的教育。艺是艺能，六艺教育是指六种艺能的教育。这表明中国早期的教育不仅重视知识传授，更重视技能训练，以学礼为例，在懂得君臣之义、长幼之序道理的同时，还要进行演礼的练习，把礼义的传授和礼仪的训练结合起来。
西周的六艺教育前期和后期的侧重点不同，前期重军事，后期重礼乐，这是由于前期政权未稳，后期政权稳固，故礼乐教育上升为主导地位。早期的教师一般由武官担任，如师氏、保氏是担任警卫的军官，后期的教师由武官变成文官，如乐正、司成、典书等均为掌官礼乐的文官。就练武来说，早期重实战，射箭的靶子是兽皮，要求“贯革”，后期讲“礼射”，要求射箭的姿势、节奏合乎礼的规定，所谓“射以观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