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学的发展及其经验
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儿童时期的教育，《周易》中有“蒙以养正，圣之功也”之说，即主张在人幼小的时候便给予正确的教育和培养。奴隶社会把儿童所受教育的阶段称为“小学”，史书上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年十三岁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等。封建社会一般将该阶段的教育称为“蒙养”教育，所用教材也称为“蒙养书”，其教育场所统称“蒙学”，但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名称。
1.蒙学的发展概况
封建社会的初期，蒙学均以私学的形式出现。汉代的蒙学机构称“书馆”，据史书记载，有的已具相当规模，如东汉王充就读的书馆就有小僮百人以上。
魏晋南北朝受战乱影响，学校经常处于衰废的状态，该时期许多家庭采取家学的形式教育子孙，当时曾出现一批家诫、家训的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之推在家训中主张及早对幼儿进行教育，因为孩童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也是教育效果最好的时机。
在封建社会初期，蒙学读物仅限于识字教材。秦始皇进行文字改革时，李斯、赵高和胡毋敬曾分别编写《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推广新文字的读本。汉代在民间教授的先生将这三部字书合并，题名《苍颉篇》。同时，武帝时的司马相如、元帝时的史游和成帝时的李长又各自编写了《凡将篇》、《急就篇》和《元尚篇》。但这一时期最为著名、以后流传时间最久的当数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编的《千字文》。据唐李绰的《尚书故事》所载，武帝要他在王羲之遗书中拓取一千字编成韵语读物，“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千字文》之所以影响这么久远，是因为其编得十分巧妙，全部用四言韵语，不仅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而且文字不重复。
唐宋以后，蒙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蒙学设置的数量进一步发展，并且逐步深入到农村。以宋代为例，不仅民间有名为乡校、家塾、私塾、蒙馆、冬学的蒙学机构，官府也开始注重开办蒙学，有在京城宫廷内的贵胄小学，如南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建内小学，置教授二员，选宗子就学”，也有设于地方的庶民小学，如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下令“天下州县并置学，……县置小学”。元代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颁布了一项重要的规定，即下令各地农村设立社学，这是利用农闲时节对农家子弟进行教育的蒙学机构。社学虽初建于元，但大量的推广却自明代始，因而明清两代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蒙学的设置均远胜于前。
蒙学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出现了分门专写的教材，反映出蒙学教学的内容更为丰富而充实。在唐以前，蒙学教材大多是以识字为主的读物，如前所述的《苍颉篇》、《急就篇》、《千字文》等。唐宋以后，蒙学教材的类型呈现多样化：有偏重伦理道德教育的读物，如《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增广贤文》等；有偏重于识字的综合读物，最有代表性的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介绍历史知识的读物，如《蒙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小学》等；有解释名物、典故的常识性读物，如《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有供幼童讽诵吟咏的诗歌，以《神童诗》、《千家诗》为代表。
唐宋以后，蒙学教育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自唐安史之乱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随着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也愈益加强，理学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家比过去的儒家学者更懂得从小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极力提倡蒙学教育，而且亲自参与编写教材，如朱熹编写了有关历代圣贤嘉言善行的《小学》，还制订了规范儿童行为的《童蒙须知》，王守仁则撰写了反映自己蒙学教育主张的《训蒙大意》。正是理学家的身体力行推动了蒙学教育的发展。
其二，唐宋以后，中小地主的数量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个重要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实行又为他们登上统治阶层提供了一条途径，致使学习的愿望比前强烈。同时，唐宋以后农业、工商业日趋发达，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为了应付日用，也需要一定的知识。由此，要求读书的人的范围比过去扩大，这必然推动了蒙学的发展。
其三，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使蒙学读物从手抄中摆脱出来，为蒙学的发展提供条件。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民间的书坊随之应运而生，而蒙学读物主要是民间书坊印刷。
2.蒙学的教学经验
封建社会的蒙学一般都采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并盛行体罚，但在实际教学和教育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以下就识字、写字、阅读、作文及伦理道德教育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识字教学汉字是方块字，学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在认识一定数量汉字之前，难以整段地阅读文章，可是不阅读，不与语言联系在一起，识字的效果也难以巩固。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蒙学教学采取集中识字的办法，解决阅读的障碍，具体的做法有两种：一是把一定数量的常用字编成韵语读本，让儿童诵读；二是根据汉字的造字规律逐个识字。
把常用字编成韵语读本，在两千年前就已开始，现存最早的识字读本西汉史游编的《急就篇》就采用这一办法。《急就篇》共2114个字，把当时的常用字按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分类，编成三言、四言、七言韵语，并使每句尽可能表达一定的意义。由于它收入的字能“泛施日用”，又便于诵读记忆，为以后的蒙学读物所仿效，形成传统的识字方法。流传最久的“三、百、千”均属韵语识字读本，其中南宋王应麟所编的《三字经》采用三言韵语，更加通顺流畅。全篇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开始，随后依次叙述封建纲常、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朝代等，最后以历史上勤奋好学的典故结尾，如“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螢，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汉字的造字规律据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归纳，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称六书。此外，汉字除一小部分是单体字外，绝大部分是合体字，而合体字中相当部分是形声字，如秧、评、伦等。古人就利用这个特点，通过具体事物或图画来带动识字。如南宋时曾出现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称《对相识字》，对相即图文对照之意。清人崔学古在《幼训》中把识字方法归为纸上识字、书上识字和辨字法三种。他说：“何谓纸上识字：凡训蒙，勿轻易教书，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何谓书上识字？凡教生书，先令本生就书上字逐字挨认，遇不识字用朱笔圈出，又用黑笔写在书头，最为易记。”至于辨字法，是要区别“声同而笔画边旁不同”、“字同而用之不同”、“声近而用舌用齿又不同”等。
写字教学古人很重书法，并且起初识字和写字是密切相关的，如《苍颉篇》、《急就篇》既是识字教材，又是习字教材，《千字文》之所以拓取王羲之的遗文也是此意。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均靠手写在竹简、丝帛上，书法就显得特别重要。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发明，识字教材便与习字教材分离。常用的习字本有：“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
蒙学的写字教学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重视汉字基本笔画的训练。
“上大人……”的习字本流传很久，不仅因它表达的意思符合儒家的正统，还在于字的结构简单，易认易记也易写。这24个字包括了汉字的基本笔画，经反复练习，写其他的字便有了基础。二是习字的次序从有依傍到无依傍，先大后小。古人学字，先写大字，再写小字。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学字不可学小字，“大有三分好，缩小便五分好也”。而学大字先要经过把腕，即由老师把着手教以横、直、勾、点等笔画及转折、轻重方法，之后再独立书写，从描红、描影到临帖。
阅读教学儿童通过读“三、百、千”认识了常用字后，阅读经书仍感困难，原因在于经书中名物、掌故颇多，儿童难以理解；经书的书面语言和日常的口头语言距离很大，儿童难以适应；经书的散文体例与韵语读本差别很大，儿童难以阅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蒙学教学一是通过指导儿童阅读韵语知识读物，以丰富他们的社会历史知识和自然知识；二是通过阅读散文故事，以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
当时流行较广的韵语知识读物有《蒙求》、《名物蒙求》、《幼学琼林》等。
《蒙求》为唐代李翰所作（一说为五代后晋李瀚所作），广集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编为四言韵语，上下两句成对偶，各讲一个典故，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孙康映雪，车胤取螢”。《名物蒙求》为南宋方逢辰所作，以介绍自然知识为主，也编成四言韵语，通俗易懂，如“高平为原，窈深为谷，山脊为岗，山足为麓”，“小路为径，通道为衢，闹则市井，静则郊墟”。《幼学琼林》为明代程登吉所作，博采自然、社会、历史、伦理各方面的知识典故，字数不拘，但两两成对，如“战胜而围谓之‘凯旋’，战败而走谓之‘奔北’，事遂心曰‘如愿’，事可愧曰‘汗颜’”。
散文故事类的读本较早有宋代胡继宗所编的《书言故事》，以散文的体裁介绍史籍中的历史典故，如对《韩非子》中提到的“守株待兔”这样叙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亡，折颈而死。因释耕守株，冀复得兔。元代虞绍所编的《日记故事》也将历史典故演绎成通俗的故事，如对“击瓮出儿”进行这样的解说：司马光幼与群儿戏，一儿墜于水瓮中，群儿惊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瓮，儿得出。
当然，这些韵语读物、散文故事中有不少是伦理说教的内容，但这种寓理于故事之中，用浅近的韵语表达，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儿童爱大声讽诵，韵语读物的语句整齐，声调和谐，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印象特别深刻。儿童也爱听故事，散文故事虽然不用韵文所写，却能通过生动的情节去引导他们阅读。
作文教学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主要是笔试，因此作文在蒙学中就开始训练。蒙学的作文教学有三点做法值得今人注意。
（1）作文从练“属对”开始。“属对”俗称对对子，是通文理的捷径，宋代以后成为蒙学的必修课。“属对”先从“一字对”教起，要求词的品性相同，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如天对地，鸟对兽，升对降。第二步教“二字对”，即用实词、虚词的组合两两相对，如桃红对柳绿，虎背对熊腰。第三步教“三字对”和“四字对”，短句的格式要做到相称，如推窗邀月对出户乘风，水清石见对云散月明。再进一步就是“多字对”，如五字、七字、九字。古人之所以要从“属对”开始做起，因为它首先是进行词汇的训练，懂得词的品性；其次是进行语法的训练，掌握词组的各种结构，如主谓、动宾、偏正、并列等；再次是进行修辞和逻辑的训练。
（2）教师对儿童作文的指导要做到先放后收，即先鼓励他们大胆地写，等有了一定基础再要求精炼和严谨。王筠在《教童子法》中对此讲得十分形象：“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覊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儿童初学写作，主要的困难是写不出，写不多，在此种情况下必须放，放久后再注重内容安排和文辞简练的问题，做到“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
（3）教师对儿童作文的批改要做到多圈少改，以圈为主，即尽量把儿童作文中好的文句圈出来，不要改得太多，以挫伤儿童的信心和兴趣。清人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说：“先生于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宁置之。……盖不可而强改，徒费精神，终不能亲切条畅，学生阅之，反增隔膜之见。惟可改之处，宜细心笔削，令有点铁化金之妙，斯善矣。”
伦理道德教育封建社会注重的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教育，这在蒙学教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事实上，上述各种教学都渗透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识字教材、阅读教材中固然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即便是习字教材的24个笔画简单的字也含有尊孔、知礼的意思。但较为集中的伦理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
（1）编写浅近的伦理道德读本。此类读本很多，最早要数唐代的《太公家教》，撰者佚名，多用四言，杂述封建道德的规范和待人处世的格言，有的摘自儒家经书，有的来自于成语、谚语，在唐中叶至宋初颇为流行。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在蒙学中流传较广。吕氏父子刻意仿效儿童口吻，用四言、六言和杂用的韵语，讲述封建伦理及立身要务，通俗浅明，使儿童乐闻而易晓，在欢呼嬉笑之间接受义理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