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仅仅是致使“监管”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抽象概念的诸多事件中的区区一桩。监管的种类多种多样，直接导致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任何监管的权利，不论为何目的应运而生，都有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目标——而且通常如此。正如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819年的至理名言“征税的权利便是摧毁的权利”一样，决策强制力的权利无异于敲诈的权利，不论该权利来自地方规划部门还是金融机构的联邦监管部门。
在有关画红线的政治讨伐喧嚣尘上之后，银行于1975年开始被迫按照《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案》（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or）的要求收集和披露有关抵押贷款申请的统计数据。1989年，法案内容进一步丰富，要求披露的统计数据扩大到贷款人的经济和地域特征，以及被拒绝贷款的构成等。与此同时，《社区再投资法案》于1977年获得通过。
任何一个法案都没有形成立竿见影的巨大变革能量，然而，如同其他许多法令和政策一般，随着各项涉及的原则越来越强有力地推行，法案在所依托的切入支点上历经多年后发扬光大。这些原则涵括这样一些思想：①应由政治决策来决定人们信托给银行的资金应投资的方向；②应受到关注的，是那些希望获得资金支持以购买房屋的人，而不是那些辛辛苦苦挣钱并放入银行的人；③不同社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群体获取贷款程度上的任何差异的原因，均源自该群体受到的不公对待，而不是该群体在客观条件及行为方式上的不同。一份来自克林顿政府时期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文件，在表述这个打破“种族和宗教障碍”，构建房屋自有的便捷通道的问题时，便直接列举了上述第三个论断。在与“画红线”宣战的斗争中，19世纪雅各布·里斯“糟糕的住所引致糟糕的行为”的论调重现江湖。《华尔街日报》引述了一段倡导立法反对“画红线”的先锋言论：
“‘画红线’是城市衰退的罪魁祸首之一，”全国人民住房行动委员会（National People’s Action on Housing）的辛科塔女士（Cincotta）宣称，“一系列的问题始于诸如向郊区迁移，街头犯罪等，且确定始于某处。我认为它们始于将资金从社区抽走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