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世时期。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贸易十分活跃，许多地方特产进入市场，进行商业贸易，并出现了牙行、牙人等中间商。
明清两代政府制定的市场经济制度及其管理，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国内外贸易逐步走向规范化和专业化经营。
明清时期的商帮、会馆与公所，是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体和商人社团。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近代商业发展趋势。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建立的王朝。明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经过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市场经济普遍低迷。对此，朱元璋实行“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大量富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刺激了市场的迅速发展。明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制定与管理，也经历了由零散到比较系统，从较大随意性到逐渐有序的特点。大致反映了整个明代商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明代市场经济由最初的不景气，到各地市场繁荣并日臻成熟，表现为市场规模扩大，交易品种逐渐增多。而且其结构也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廷及时进行规范，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备的市场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市场本身在实践中，还约定俗成了贸易参与者务必遵守的一些条规和守则。
明代城市市场由兵马司兼管。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在南京兵马司兼管理物价、管取缔违法营商的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也一体兼领市司。1404年，北京也设城市兵马司，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分领京师坊铺，行市司实际管辖权。
明代市场管理项目众多，除了历朝历代都有的商税外，其他主要有度量衡管理制度、物价管理制度，以及对牙行的限制制度等。
度量衡的统一，是市司公平交易的保障，明代朝廷对此高度重视。1368年，明太祖下令铸造新的铁斛、铁升，以为标准量器。
第二年再下令，凡斛斗秤尺，由官府定样制造，并打上烙印。明令市场贸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定标准相吻，且经官府核定烙印后，方可用于市场交易。
当时各地对依标准样生产度量衡器具十分严格，如明中叶人陈铎锤儿无捅移，杆干要正直，量数儿须匀密……轻重在眼里，权衡在手里，切不可差毫厘。
朝廷还严格对度量衡的监管：一是派兵马指挥司两三日一次定期校勘；二是针对违法作弊现象，制定法律，给以一定处罚，其中如杖六十、杖七十、笞四十等。统一度量衡制度对买卖双方进行公平交易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市场的发展。物价平稳、合理，是市场有序乃至国家安定的一种表现，也是市场贸易渠道畅通的关键之一。朝廷对此一直很重视。
1368年，明太祖针对当时物价起伏较大的情况，决定由官方确定物价，并向民间公布。又制定“时估”制，对价格直高不下的货物，随时估计，以平抑市场价格。又规定民间市肆买卖，将价格从实申报于上司。以防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朝廷为掌握平抑物价的主动权，通过国家行为，如建立预备仓，实行平粜制度等，来保证物价的平稳。而对于赢利过多的行业，政府则采取限制措施。
商品质量问题，一般由商品经销者自己来把握，但政府规定，伪劣与不合格商品不得在市场交易，否则要受到制裁。平抑物价和质量管理制度，对于约束奸商，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均起过积极作用。
牙行是市场贸易中为买卖双方说合的中介人，也称之为“牙侩”、“经纪”、“牙人”、“驵侩”等。他们协助官府参与街市校勘度量，平抑物价，辨识假银、伪钱，征收商税等市场管理工作，并为卖方提供膳宿、货栈、交通方便以及为买卖双方牵线说合等，在大宗贸易中充当重要角色。
正因为如此，不少牙商就利用对市场行情的经验和政府给予的特权，把持行市，扰乱正常的市场贸易秩序，从中渔利。
明初，明太祖曾有意取缔一切官私牙行，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最后只好撤销原议，同意设牙，同时对他们设定限制。对“高抬低估”物价、“刁蹬留难”商贾的牙商给予严处：“拿缚赴京，常枷号令，至死而后已，家迁化外。”这是对不法牙行实行的法律管制。
明中、后期，国内较大的商贸都通过牙行进行，牙行的存在和活动完全合法化。政府允设官牙与私牙两类。
官牙是政府、诸王开设在各地的官店和市镇中协助地方官府征收商税、管理市场的牙行；私牙即是一般的经纪人。政府对官牙与私牙的身份也有明确的规定。
朝廷还规定牙行可以从事的合法活动：领到官府颁发的印信文簿后，在交通要道上，如实填写商人、船户的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将收来的税款，如数交付监察御史、主事稽考；说合买卖，代商贾买进卖出货物，帮助雇请车船、脚夫，解决客商停放货物、供应食宿诸问题，并从中收取牙佣；评估物价，缴纳牙税等。
对于在上述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牙商，明律定有处置办法：私充牙行，即没有得到官府批准，发给牙帖者，杖八十；所得牙钱隐而不交公者，笞五十并革职；在评估物价时，令价不平者、与商贾勾结者，一是罚没牙佣，二是杖八十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由商贾们在商业活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店规、守则中，有不少是前朝少有，只有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新鲜的经营管理模式。比如合资制度、伙计制度和账目制度等。
合资制度也称同本制，在中小商人中十分流行。因为这种合伙股份式经营制度，虽不能使入股者在商业成功时暴富，却能使他们在商业失败时免于倾家荡产。
事实上，注重血缘亲族关系的大商人，也常合伙经营，或父子、兄弟、叔侄之间，或同里、同乡之人，结伙经营。
伙计制度的宗旨是以富资贫，凡经商而家贫者，富者则助金经营，时人称之为“伙计”。嘉靖、万历年间人沈思孝说：在山西豪商中，合伙经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商之，即富商出钱股，贫商出力股，双方共同经营。
伙计制度在大商人中较为普遍，正当时，一个拥有20万资金的富商，大小伙计就有百余人。这其中显然多是雇佣关系。伙计的职责和义务都各有规定。
账目制度是明代商人普遍采取的经营方法之一。记账格式，一般分“旧管”、“新收”、“开除”、“见在”4项。而且微物小钱，也必日月具报明白。可见当时的记账制度已相当完备。
有些商铺还建立掌事制度，也就是大店家专雇一名出纳财货之人，谓之“掌事”。掌事一般都足够谨慎，不仅慎重出纳款项，而且严守秘密。
明代时人这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体现了明代商业经营文化的新水平，反过来，它们又推动了民间商贸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