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
《魏书》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第一部记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原编排本纪十二卷、传九十二卷、志十卷，合为一百一十四卷。但因其有一卷再分为几卷的，故隋唐史志均作为一百三十卷，现也一般通行一百三十卷之说。《魏书》作者魏收，记述了道武帝拓拔皃于公元386年建立魏国开始，到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于公元550年灭亡止，共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
一
魏收（506～572），字伯起，小字佛助，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自称是西汉初高良侯魏无知的后人。他自幼机警，勤奋苦读，学问与日俱增。二十五岁，魏收升任散骑侍郎，掌起居注兼修国史，不久兼中书侍郎，和温子升、邢邵齐名，被誉为北朝三才。
北魏末年，社会混乱，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魏收浮沉于宦海，经历了多次挫折。北魏分裂后，高欢把持东魏朝政，魏收被召赴晋阳（今山西太原），任中外府主薄，后来转为高欢丞相府属。这时尽管有位司马子如向高欢推荐魏收，说他是“一国大才”，然而由于魏收曾为北魏孝武帝所信任，又得罪过高欢的亲信，因而不被重用。魏收感到单凭文才已难以通达，便转而请求修史。经过崔暹的推荐，高欢的长子高澄“乃启收兼散侍常侍，修国史”。
公元550年4月，高欢次子高萍以齐代魏，建元天保。由于魏收直接参预了这次政变，凡“神代诏册诸文”，都由魏收一手策划，因此在事变当年，他就被高萍授予中书令兼著作郎的职务。公元551年，文宣帝高萍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样才把魏史的撰写工作真正提到了日程上。高萍还鼓励魏收大胆直书许诺不诛史官，不废史官。这样，魏收在四十五岁时开始撰写《魏书》，用近四年时间终于写出了反映北魏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历来史学家也不把《魏书》作为官修史书，而是当作魏收个人著作。
魏收修定《魏书》后更加被重用。和他齐名的温子升、邢邵被皇帝疏远和处死后，北齐遇有大事和发诏命，以及军国文辞，都由魏收一人执笔。他升任尚书右仆射，并在玄州苑阁上画了魏收像，极受朝野尊崇。公元572年，魏收死去。魏收一生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三个皇朝，历事魏孝明帝到北齐后主九个君主，到北齐后主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宦途达到了顶点。
魏收正式开始编修《魏书》在天保二年，到天保五年完工奏上，前后经过不到四年时间。如从天保四年魏收专在阁修史算起，则仅有一年时间。因为魏收利用了当时许多关于北魏的史料，所以能迅速完成一部多达一百三十卷的史书。
在二十五史中，《魏书》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完成全书后，又被迫作过多次修改，后来还有多人重撰魏史。
《魏书》一出，在统治集团内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众口沸腾，称其为“秽史”，致使其书一直未能面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魏收在北齐很得高氏父子的宠爱，从公元544年以后，国家大事、军国文辞，都是魏收所作。可是《魏书》成书后，竟由北齐皇帝一再下诏命令其修改，可见当时围绕《魏书》的斗争是十分剧烈的。
从现存资料看，《魏书》一再修改，与编纂体例、篇目结构、史学思想等史书最根本的内容无关，而都是围绕着是否为某人立传及怎样记述讲行的。那些指责《魏书》不实，要求更改的人也都是为了满足私人的要求。如卢斐上诉说：“臣父仕魏，位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立传。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佳传”（《北史·魏收传》）。但查考史实，卢斐之父卢同党附元叉，多所诛戮，并非“功业显著，名闻天下”。而崔绰虽然官小职卑，却是“贤俊之曹，冠冕州郡”，不是“更无事迹”可言。斐以官位高低作为是否立传的标准，显然是不足取的。
《魏书》一再修改，实际上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魏晋南北朝时代是门阀贵族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北魏拓拔氏政权及后来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也都不例外。当时，不仅魏收撰《魏书》时罗列谱系，重视门阀，而且那些《魏书》所记历史人物的后裔也同样十分重视门阀。社会风气如此，所以门阀贵族对书中所记其先人传记不合自己心意的贵族，自然要大做文章，以求为其先人遮掩丑恶，增添光彩。达不到目的，则一再推波助澜，围攻魏收，死后多年，仍要掘其墓，抛其骨。
《魏书》被群起而攻之，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魏收本人的为人处事性格品质极有关系。
北魏后期，随着世家士族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日益激化。北魏终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掌握实权的高氏和宇文氏，分别取代东魏和西魏，建立了北齐和北周。魏收属于东魏，北齐系统，所以《魏书》强烈地反映了以这个系统为中心的色彩，凡不属于这个系统的或关系不够密切的人，自然会认为这部书“抑扬失当，毁誉任情”，从而加以指责。
魏收本人性情轻薄，恃才傲物，有借史来酬恩报怨的行为，这是《魏书》被斥为“秽史”的重要原因。近人李正奋说：“魏收之书，世称秽史，致谤之由，端在轻薄，尊己卑人，矜克性成；史才有余，史德不足，此固不能为收讳也。”由于他持此种态度，书中曲笔不少。曲笔首先表现在袒护北魏和北齐统治者。如北魏政权本始于道武帝拓拔王圭，《魏书·序记》却上推二十七代，而内容十分空洞。对西魏事，摒而不书。总而言之，一切不利于自己意图者，都在曲笔之列。曲笔的另一表现，是利用修史的机会徇情营私。魏收参与国史的修撰，得到了阳休之的帮助，他便对阳休之说：“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阳休之的父亲阳固的为政北平（今河北卢龙），是一个有名的贪官，后被中尉李平弹劾免职，而魏收却记载：“固为北平，甚有惠政，久之，坐公事免官。”甚至还说：“李平深相敬重。”郦道元是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文学家，其《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水文地理名著，可是魏收却把他列入《酷吏列传》，文人相轻之意昭然。
除了以上原因，《魏书》被斥为“秽史”还有因人废书的因素。魏收德情浅薄，轻才傲物，尽管其与修史关系不直接，但弄坏了名声，也为攻击《魏书》的门阀贵族后代提供了口实。
不管怎么说，作为第一部记录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魏书》是有其存在流传的合理性的。
二
《魏书》原编排本纪十二卷，志十卷，合为一百一十四卷，后分为一百三十卷。其具体篇目内容如下：
第一，帝纪十四卷。是北魏帝王的编年大事记。其中包括：
《序纪》卷，记拓拔王圭以前二十七人。
《道武帝纪》一卷《明元帝纪》一卷
《太武帝纪》二卷《文成帝纪》一卷
《献文帝纪》一卷《孝文帝纪》二卷
《宣武帝纪》一卷《孝明帝纪》一卷
《孝庄帝纪》一卷
《前废帝纪、后废帝纪、出帝纪》一卷
《孝静帝纪》一卷
第二，列传九十六卷，其中：
《皇后列传》一卷，记后妃二十八人。
《王子列传》十二卷
《大臣列传》六十卷
《外戚列传》二卷《儒林列传》一卷
《文苑列传》一卷《孝感列传》一卷
《节义列传》一卷《良吏列传》一卷
《酷吏列传》一卷《逸士列传》一卷
《术艺列传》一卷《列女列传》一卷
《恩幸列传》一卷《阉官列传》一卷
《匈奴》等列传九卷（包括十六国、东晋、宋、南齐、梁、高句丽、西域、蠕蠕等）
《序传》一卷（记魏收的家世、本人经历、修撰《魏书》的情况）
第三，《志》二十卷：
《天象志》四卷，记载当时天文学成就和观测星象的各项记录；《地形志》三卷，记载北魏、东魏时期州、郡、县的建置，并附有地理沿革和户口数目；《律历志》二卷，记载当时通行的历法及修订的情况；《礼志》四卷，记载当时祭祀天地、祭祀宗庙和婚、丧、冠等礼节的仪式；《乐志》一卷，记载与当时祭祀等礼节仪式相配合的音律和乐章；《食货志》一卷，记载当时农业、工业、商业以及货币的发展情况；《刑罚志》一卷，记载当时刑法的制订和变异情况；《官氏志》二卷，记载各级文武官吏的设置状况和鲜卑贵族的姓氏变化；《灵征志》二卷，记载地震、大水等灾异和神龟、白雀之类的祥瑞；《释老志》一卷，记载当时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发展及其与北魏统治者的关系。
三
《魏书》在编纂体例方面与前人史书不同的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设立《序纪》。《魏书》第一卷为《序纪》，记述北魏先世，远溯至道武帝拓拔王圭以前二十七代一个名叫“毛”的人，拓拔王圭称帝后追尊为成皇帝，下至拓拔什翼犍，追赠为昭成帝，共二十七人。这二十七人当时没有帝号，都是北魏建立后追赠的，因而与历史相距甚远。故而唐刘知几把那些人比喻为“沐猴”、“腐鼠”，语虽尖刻，但称这些人，徒有虚号，没有事迹的意见却是对的。但是这些人反映北魏的世系也是有价值的。
其次，列传注重谱系罗列。《魏书》的列传中，对于高门大姓的谱系姻亲，往往不论亲疏，详加罗列。而这些大量罗列的人物，有许多并无事迹可记。由于这种“家谱”式的传记，当时就有人提出批评。但是，魏收多叙谱系枝叶的笔法，也确为后人辨别北魏时汉人与鲜卑人家世源流提供了许多的方便。一般说来，《魏书》注重谱系，一般一人立传，子孙附后，但也不尽拘泥于此。对事迹特别突出，材料也很丰富的也单独立传。
第三，《外戚传》载后妃家族男子。魏收的《外戚传》不记后妃，而专载后妃家族男子，开一新体例。自此以后，唐修《晋书》、《北齐书》、《北史》、《隋书》时也步其后尘，专立《外戚传》。二十五史中的《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明史》也都有专记外戚的类传，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第四，新创《官氏志》和《释老志》。《官氏志》前半部分讲官制，后增部分谈氏族。后半部分分别列举了拓拔部和所属各部落、氏族原来的姓氏及所改的汉姓，为研究拓拔氏部族的形成、发展、扩大和汉化提供了完整而重要的资料。像这样专讲姓氏变化的史志，在二十五史中仅此一篇。《释老志》也分为两部分，对北魏以前的佛教、道教状况作了具体记载。关于佛教，从西汉霍去病获金人，东汉蔡忄音取佛经，洛阳建佛寺，魏晋后印度佛教东来，中国佛教徒西去，以及佛经的翻译，建造佛像，开凿石窟，佛教弥漫全国等情况，作了详细完备的叙述，宛如一篇中国佛教小史。关于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被北魏统治者利用的情况，也说得很有系统条理。《释老志》的创立，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四
《魏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记述了鲜卑拓拔部的早期历史及进入中原后封建的过程。大致勾画出了鲜卑拓拔部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发展轮廓。始祖力微以后，拓拔部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生产力得到发展，原始氏族社会逐渐瓦解，魏收的叙述也渐详尽起来。以后的封建化过程，孝文帝时的三长制、均田制，改鲜卑为汉姓，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都有详尽的记载。北魏王朝之所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政治比较稳定，维持的时间也较长，《魏书》详尽地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联合统治的情况。
其次，反映了鲜卑贵族门阀化的情况。据《魏书》记载，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立即按照汉族门阀制度的模式，改变鲜卑贵族的姓氏，并规定其门第等级。魏收对“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门阀进程有详细的记载。为研究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状况，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第三，描述了佛教、道教的情况及其与北魏统治后的关系和社会影响。除了前述之外《释老志》还描述了佛教对北魏的社会影响。北魏统治者大多支持利用佛教。道武帝等各个皇帝都支持大修佛寺等佛事活动，尽管太武帝大规模地灭了一次佛，但总的说来，还是支持的，所以佛教在北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佛中人也为统治者提供各种统治帮助。《释老志》记载当时为佛寺服务的“僧礻氏户”、“佛图户”的状况，对于我们了解寺院经济和阶级关系无疑是很有用的。
第四，记述了北魏的经济制度及经济状况。《魏书》列有《食货志》。《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北魏均田制实行的时间。均田原则，各类人受田的数量、受田种类、调整规则均有记录。同时对与均田制有关三长制和租调制也有详细的记述。这些内容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和基层政权组织制度，提供了系统的基本史料。对北魏货币使用情况的记录，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北魏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第五，记载了我国国内少数民族情况及北魏朝与国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魏书》的记载不限于北魏、东魏王朝，还涉及到北魏统治范围以外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如卷一〇〇为高句丽、百济、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等当时九国的列传。另外还有卷一〇一和卷一〇二的记述，这些记载证明，在北魏时期，由于各民族人民错居杂处，共同进行生产交流，民族融合日益加深，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事实，有重要价值。
第六，保存了文化史、科技史等多方面的资料。《魏书》对文化方面对北魏发展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事迹，都有记载。像《儒林传》中的梁越、卢丑、张伟、梁祚、平恒、陈亲、常爽、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孙惠蔚、徐遵明、董微、刁冲、卢景裕、李同轨、李兴业等十七位儒者的事迹，都具体地反映了北魏儒学及教育状况。
总的说来，《魏书》在整个二十四史中，虽不算十分突出，但简单地把它斥为“秽史”也是站不住脚的。它编撰体例合理，文笔流畅生动，它能给后人提供有关北魏一朝的各种研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