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杜牧路过骊山荒冢，有感而赋《过骊山作》，其辞曰：始皇东游出周鼎，刘项纵观皆引颈。……黔首不愚尔益愚，千里函关囚****。牧童火入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枯。除杜牧以外，历代吟唱始皇的还有不少佳篇。秦嬴政自封始皇，遥想以后称二世、三世乃至传之万世，以至无穷，何曾想到自己去世不到三年，其苦心经营的帝国便二世而亡。不可一世的秦皇朝究竟为何昙花一现？一代风流为何又是如此吸引着文人墨客对其传唱不息？
创业艰难，守业更难。从13岁登基到38岁统一六国，始皇整整花了25年的时间。如果往前追溯的话，那么秦朝历代王侯实现天下霸业的理想，则用了150多年。百年征战，浴血饮箭，孕育出一个大秦王朝，而15年后，这一泱泱大国便灰飞烟灭。大秦王朝直接毁于二世胡亥的手中，但始皇在位时留下的遗患也是腐蚀大秦根基的毒药。
■“战争皇帝”
早在始皇亲政以前，兼并战争已经旷日持久。列国纷争，百年征战，兵戈不休，天下“不一日而无兵”。始皇发动的统一战争也持续了20多年，恶战连绵，征伐无已。公元前3世纪70年代，秦王嬴政指挥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扫平六国，斩杀六国士卒近170万，“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秦国负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秦赵大战多年，秦国死伤无数。攻打楚国，秦王嬴政尽倾举国兵力，派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南下。统一六国后，始皇又征发50万人戍守五岭地区，出兵30万北伐匈奴。无数临战的将士成就了始皇的霸业，为了实现天下归秦的理想，始皇征兵的数量几乎已达到全民皆兵的地步。
沉重的战争负担必然扰民苦民。秦朝最沉重的徭役便是戍卒。其征发对象十分广泛，主要承担者更是劳苦大众。其时，许多戍卒应征之时，家人便为其准备好灵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戍卒生活极其悲惨，陈胜、吴广便是戍卒，因路遇大雨而延误行期，按秦律当斩，只好揭竿而起。《汉书·晁错传》曾记载晁错上文帝书，声称：
“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以卫边地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陈胜行戍卒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严安也评论道，“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竭祀者，穷兵之祸也”。
应该说，西汉人的评论不无历史的真实，秦朝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败亡于戍卒的振臂一呼。但是，无论是北逐匈奴还是南征百越，抑或是此前的扫灭六国，这都是统一战争的范畴。始皇仅仅用了20余年便完成了统一的历史使命。有关战争基本属于合理范围。秦朝国防、军事负担确实很重，但是此前六国兵力三四百万，且征伐不已，波及甚广，秦朝南北用兵最大规模也不过数十万。即使相比之于其他“战争皇帝”，秦朝用兵的规模、时间和范围也不是太过。这表明，虽然戍卒起义点燃了秦亡的导火索，但是“兵戈不休”并非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只是同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才构成秦朝最终的灭亡。
■横征暴敛
秦朝赋税极其繁重，除了田租、户赋，还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关于田租，秦律有“入禾”、“入禾稼”等规定。秦简一再提及“入禾仓，万石一积”，“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这表明，秦朝田租确实很重。所谓户赋，即按人口征税。秦朝严禁“匿户”，隐藏户口，逃避赋税，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淮南子·汜论训》称秦朝“头回箕赋，输于少府”。“头会”，就是按人头责税；“箕赋”，就是敛财多取。秦朝设置少府专司户赋。《汉书·陈馀传》也称：“秦为虐政，头回箕赋，以供军费。”这表明，户赋还须承担军事支出。至于其他苛捐杂税，就更是不计其数了。种田须交“入刍蒿”，不管是否耕种，都要承担赋税。“入顷刍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蒿二石”。上山打柴，捕鱼狩猎，都要纳“山泽之税”。即使是在禁苑打死一条狗，也都要充公，或者“食其肉而入皮”。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评论道：“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海内怨愁，遂用溃畔。”《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也有这样的评论：“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
■滥用民力
始皇不仅贪厌无已，还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他多次巡幸天下，大造楼堂馆所、宫室陵寝。除此外，还征发不已，如筑长城，开灵渠，戍边塞，修驰道等，有的虽不无合理之处，但用政不仅暴且亟。据统计，秦代全国人口不足2000万，可是伐南越一次征发50万，逐匈奴和修长城用30余万，修阿房宫、骊山陵墓征调70余万，还有修驰道、直道等徭役，总计当不下200余万人次。当兵和服力役的人约占青壮年男子1/3以上。丁男不足，又征妇女。秦朝徭役之繁重可见一斑。大量劳力背井离乡，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长城和骊山陵墓号称始皇时期的两大工程。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长城不但绵长万里，而且地势奇险。因为用于防御，故长城所经之地不是高崖险峰，就是深川巨壑。在劳动工具极为简单的条件下，完成如此艰辛浩大的工程，投入的役民数量之巨大令人咋舌。
骊山陵墓和长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座壮丽的地宫从秦王嬴政13岁登基即开始营建，直到50岁驾崩仍未完成。38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瞬，而用于建设一个人的陵墓不能不说是奢侈的。无数精壮的汉子长年累月地在阴暗的地下为豪奢的君王营建一个地下的咸阳，倒下以后就长眠不起。
长城和骊山陵墓矗立起来了，但大秦的元气也几乎耗尽。作为劳动主力的壮丁不是被征入伍从军打仗，就是被抓去筑长城、修陵墓。春秋时期诸侯纷乱，百姓本来就深受其害，待到六国归秦、天下统一，百姓仍然要操戈而战，重服徭役。再强大的国家也经受不住无休止的战争和无穷尽的开支消耗，百姓已经没有再多的膏血可供统治者压榨挥霍了。待到始皇西归之时，百姓已被折磨役使得奄奄一息了。
这正如《汉书·贾山传》所评论的，“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死刑者不得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
■严刑酷法
始皇崇尚法家思想，以暴治国。秦的法律在商鞅变法时即已初具规模，发展到秦王政时期已相当严密。湖北云梦卧虎地出土了大量有关秦律的竹简，有《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和《为吏之道》。这些法律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牢牢束缚着秦朝的百姓。除了厉律，始皇还制定了种种酷刑，并奉行轻罪重罚的原则，即使犯的罪行很轻也要处以重刑。这种乐刑好杀，以杀戮立威，以杀戮治国的治世之道，把泱泱大秦变成一个阴森的刑场，百姓稍有不慎就成了俎上肉、刀下鬼。武以立国，文以安邦。始皇以法家为指导，凭借武力建立秦朝，然后又继续高举法家旗帜，专任刑罚，试图慑百姓而保江山，殊不知在他的屠刀下，百姓已离他越来越远。始皇屠刀挥下，斩杀的是几具躯体，激起的却是一片强烈的民怨和百姓对暴秦的仇恨。
汉人十分注重总结秦朝在这方面的过失。刘邦入关以后，约法三章，秦人风向。他对秦人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母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去秦法。”贾谊也认真总结道：“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晁错也指出秦始皇：“法令烦僭，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
秦朝还专任刑法，滥施淫威，废先王之道，肆意刑杀，引起汉朝极大关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记载，范阳人蒯通对范阳令说：“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史记·淮南衡山王传》载：“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贾谊则说：“秦王行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董仲舒也说：“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汉朝也正是吸取了上述教训，才有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家法。
始皇严刑酷法，力征天下，以暴易暴，本想让铁打的江山传诸万世，何曾想到二世而亡呢？倒是刘邦君臣颇能领悟，陆贾曾劝刘邦，“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他在其《新“沙丘之变”始末》短命的二世沙丘位于今天河北广宗西北的大平台，在地图上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它始建于商朝，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它的名字与中国好几个显赫的帝王紧紧相连，在历史上颇负盛名。这也是一个不太吉祥的地方：它有着昔日商纣王的昏聩****，这位暴君在此的楼台苑囿，酒池肉林，已随着历史的烟尘远逝；它还有着赵武灵王痛楚的饥饿呻吟，这位“胡服骑射”的明君因为没有安排好立嗣大事，引起骨肉相残，自己被困沙丘行宫，饥饿难耐，不得已爬到庭中树上的雀巢掏卵充饥，最后竟活活饿死于沙丘宫中。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暴死于酷暑时节的沙丘。李斯秘不发丧，从而为赵高矫诏发动政变提供了良机，一场有关秦帝国最高权力争夺的阴谋好戏即将上演。历史上把胡亥阴谋篡夺皇位的过程称作“沙丘之变”。
■风云突变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气语·无为》中这样总结亡秦的教训：“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真可谓一语中的。
势豪华而又庄重的庞大车驾又从咸阳出发了，这是始皇一生中的第五次大规模巡行，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次巡行。正如前面介绍的那样，这次出巡多少出于几分迷信，几分无奈，熔浆和地火正在秦帝国大厦之基奔腾，始皇要出来救火了。此次出巡，始皇让右丞相冯去疾留守朝中，让左丞相李斯护驾，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内侍赵高和少子胡亥也奉命随行。
作别清凉的海滨，更觉中原大地的灼热。浩浩荡荡的巡游队伍，沿黄河行进。此时的始皇由于年迈体衰，过度操劳政事，纵欲无度，备感精神困乏，伤神损气。尽管他忌讳死亡，死神却一步步正向他逼近。他该好好歇歇了。起驾西行后，他躺在车驾中，不想吃喝，不想说话，也不想睁眼作别他一手缔造的庞大帝国。他现在只想酣睡……渡河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东南）时，人们发现皇帝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始皇向来怕死，最忌讳谈死。眼看他快奄奄一息了，群臣也不敢说出口。按照常情，丞相李斯应该趁他还清醒的时刻，安排后事，特别是帝国立嗣大事。但是伴君如伴虎，李斯断不敢说出实情。他深恐皇上病死途中，只盼着早日赶回咸阳，因此下令日夜兼程，急速回朝。车驾中的始皇尚处在弥留之际，定会浮想联翩：自己戎马一生，刀光剑影，铁打的江山，山河壮丽，真想再活200年啊。始皇的一生也是矛盾的一生。按说，他想传诸万世，不能不重视传位立嗣的大事。但他亲政20余年，称帝也有10余载，膝下共有20多个皇子，他却始终不立皇子，也不分封子弟。他纵然不想重蹈周朝列国纷争的故辙，可也就不想想法子避免众皇子为了争夺帝位而兄弟相残的惨剧吗？即使他临死前还在寻仙问药，妄想长生不老，但他为何想传位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且要征发几十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呢？他现在不得不接受死亡的折磨，必须在死前立下遗诏吧。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在最后弥留之际命令中车府令赵高代写玺书一封，这是他给长子扶苏的遗命。遗书极其简单：“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很明显，这是传位扶苏的遗诏。此时的公子扶苏远在北部边郡上郡，两年前父子因焚书坑儒而反目，扶苏被命令离开咸阳，名义上是监督蒙恬军队，实际上等于流放。秦始皇传位扶苏，可能考虑到他是长子，宅心仁厚，而且有长者之风，比较为各方所接受，具备守成君主的基本素质。扶苏和大将蒙恬关系甚好，握有重兵的蒙恬定当效忠。可以说，他启用扶苏乃是不计前嫌，顾全大局，也是希望把紧绷的政治局势和缓一下。可是他万万不曾想到，代写玺书的赵高却密藏书信，扣住不发，打起自己的如意算盘，策划并导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位好戏。一世英明的君主此时反被阉竖亲信操于股掌。
眼见始皇病情加重，昏迷不醒，赶回咸阳已不可能。李斯于是下令让大队人马歇驾沙丘。七月丙寅日，始皇在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悄悄地去世了，带着他对人世无限的眷恋和诸多未完的心愿。
始皇病死沙丘，知道的只有几个亲信。丞相李斯当机立断，决定“秘不发丧”。因为皇帝在外驾崩，生前又未正式册封太子，眼下胡亥随行，长子扶苏远在上郡，众公子尚在咸阳。如果贸然宣布皇帝驾崩，恐怕诸大臣及皇子会徒生变乱，甚至引起天下大乱，于是决定秘不发丧。为了掩人耳目，李斯决定把始皇的尸体放在一辆既可封闭又可通风的车中，照常安排太监陪侍，按时献上吃喝，百官上奏则由车中太监代批。这样的处置虽无可厚非，却为赵高提供了阴谋政治赌博的绝好机会。
■赵高的阴谋
在沙丘，一场事关秦帝国命运的夺嫡阴谋正在酝酿，担任总策划和导演的正是赵高。那么究竟他为何要导演这场好戏，又是如何安排这场表演的呢？
始皇临终前让赵高代笔写遗诏给长子扶苏，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秦帝国的皇帝宝座即将由公子扶苏来坐。这对赵高意味着什么呢？单不说赵高与公子扶苏的关系，就是赵高与蒙氏的关系，就足以让他胆寒。蒙恬的亲弟弟蒙毅曾依法判处犯了大罪的赵高以死刑，虽然最终始皇赦免赵高不死且官复原职，但他还是耿耿于怀，心惊胆战。蒙氏兄弟与公子扶苏关系非同寻常，且握有重兵，一旦扶苏即位，蒙氏权势定会如日中天，他心中的寒冰哪见得了烈日啊。即使撇开与蒙氏家族的恩怨不论，单说他与始皇儿子的关系，赵高与扶苏的关系当然也无法与胡亥的师生之谊相比。如果帮助胡亥夺得帝位，自己岂不就能飞黄腾达，把持权柄，可以为所欲为吗？心术不正且野心勃勃的赵高岂能放过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见始皇驾崩于沙丘，趁机将遗诏扣住不发，心里盘算着更大的政治交易。
赵高要策划这场政变，如意算盘上拨打的第一个算珠当然是胡亥了。他找到胡亥，悄声对他说：“始皇驾崩，没有留下封诸子为王的遗诏，只给长子扶苏留下一封玺书。扶苏一到，就会继承皇位，而你却无尺寸之地，怎么办呢？”赵高故意以此挑拨刺激胡亥。胡亥不是不知道无尺寸之地的匹夫与皇帝的天壤之别，也很清楚赵高的意图。但他认为“明君知臣，明父知子”，必须服从父皇安排。究竟是他并无非分之想还是作态呢？赵高并没失望，进一步劝说：“现在决定权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手中，你慎重考虑一下吧。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而语！”这进一步讲明夺取帝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胡亥也是完全必要的，除了减轻疑虑外更晓之以利害。胡亥还是犹豫不决，不敢贸然行事，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赵高为了解除胡亥最后一层道德压力，又进一步鼓动说：“做大事不能顾全小节，更不能狐疑犹豫，否则必会后悔。只要果断行事，鬼神都会退让三分。”经赵高这番苦心教唆，一再鼓动，胡亥果然被打动，沉思良许，喟然叹道：“现在皇帝驾崩尚未发丧，怎么好为了此事去求丞相呢！”赵高见胡亥已经同意，心中暗喜。赵高也觉得丞相李斯是个关键棋子，就对胡亥说：“不和丞相商量，这事恐怕难成，臣自请替您去与丞相商量此事。”于是，他又开始了下一步棋。
■丞相李斯
丞相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的布衣之士，年轻时在郡里当看守粮仓的小文书。他的工作就是负责仓内粮食进出的登记。据《史记·李斯传》记载，有一天，他内急进厕所，尚未解手，却惊动了厕所内的一只老鼠。这只老鼠瘦小干枯，探头缩爪，且毛色灰暗，身上又脏又臭，看到人来慌忙逃窜。李斯看着这只老鼠，忽然想起了自己管理的粮仓中的老鼠，它们一个个膘满肠肥，皮毛油亮，整日在仓中大快朵颐，逍遥自在，平时根本无人惊扰。与眼前厕所中的这只老鼠的境遇相比，真是天上地下！李斯不禁想到，它们同为鼠类，命运却截然不同，顿悟：“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说，一个人有无出息就像这老鼠，在于能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优越的环境。
受到老鼠的启发，他离开了上蔡，投到战国后期集各家学派之大成的思想家荀子门下。几年后，李斯学有所成，决定离楚事秦。他在拜别老师时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他敏锐地觉察到秦国正在图谋吞并列国，一统天下，这正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布衣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这一时期正是少年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这些观念既是他日后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精神动力；也是他曲意阿附，助纣为虐的思想基础。
李斯入秦以后，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秦王定下合纵连横、收买离间之计；写就著名的《谏逐客书》，以坚持秦重用客卿的传统；用计置自己的同门韩非于死地。他也先后从长史、客卿升至廷尉、左相，儿女与皇帝联姻，官运亨通，位极人臣，满门富贵，终于从“厕中鼠”一跃而为“仓中鼠”，可谓“富贵极矣”。他的文章天下第一，碑铭千古流传，人生到了最得意之处。一次李斯的长子三川郡守李由回咸阳探亲，家中大摆宴席，满朝文武都来捧场，车水马龙，盛况空前。李斯见此情景，感慨万千，得意之中颇生忧虑。他回想起老师荀子的警戒，自己原本上蔡一布衣，闾巷一百姓，现在富贵到了极点。正所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他做不到范蠡式功成身退的潇洒，可又如何保住这“富贵极矣”的时刻呢？
赵高自知胡亥贤良不过扶苏，自己也不过一个掌管车马符玺的宦官而已，必须要有丞相李斯的参与才能实现这个瞒天过海的大阴谋。赵高见到李斯，说：“丞相，始皇驾崩前赐长子扶苏诏书，命他到咸阳服丧。诏书未送，始皇去世无人知道。现在诏书和御玺都在胡亥手里，立谁为太子，只在你我的一句话了，如何定夺？”李斯大吃一惊，不禁怒斥赵高：“你怎么敢说出这种亡国的话，这根本不是我们做人臣所应当议论的事！”赵高看了看李斯，仍旧慢条斯理地往下说：“丞相，你想想，论能力、功劳、谋略；论与扶苏的亲疏关系，你哪一点比得上蒙恬？”李斯顿了一下，说：“不错，你说的这些方面我的确都不如蒙恬。”赵高暗暗得意：“扶苏即位之后，无疑要用蒙恬任丞相；到那时，你会落得什么下场呢？怕是连怀揣通侯之印退职还乡的机会都没有了。”接着，赵高又力陈胡亥的慈悲仁爱、诚实厚道、轻视钱财、尊重士人，言下之意是李斯只要拥立胡亥，就能保住丞相之位。李斯明了赵高的要挟与底线，几经推委后，不得不计算自身的利害得失。为了“长有封侯，世世称孤”，避免“祸及子孙”，李斯终于与赵高沆瀣一气，共同毁掉了始皇封赐扶苏的诏书。他们先伪造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接着，又伪造了一封始皇给扶苏的信。
■赐死扶苏
赵高是“沙丘之变”的始作俑者，可是他的阴谋能否得逞，还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态度，那就是公子扶苏。当时扶苏和蒙恬正率领30万大军驻扎在咸阳以北300公里的上郡。扶苏身为长子，手握重兵，只要应对合理，完全能击碎这场阴谋。可是扶苏生性仁弱，就在他热切期盼回到朝堂一展宏图之时，始皇的诏书传到上郡，竟是责备他办事不利，赐他与将军蒙恬自尽。看了这份假诏书，扶苏悲愤交加，转身进内室要自刎。老将蒙恬却发现诏书措辞隐有破绽：信上说的理由显然是虚假编造；即便是事实，公子和我也不至于都犯了死罪啊。蒙恬急忙上前拦住扶苏，让他向始皇请示或证实一下，再作决断。无奈扶苏当时心烦意乱，不能自已。在使者的一再催促下，或许是对父皇的绝望，或许是委曲求全，或许是恪守“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古训，扶苏拔剑自刎。蒙恬也被囚禁起来。
赵高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一行抵达咸阳，便为始皇发丧。胡亥以太子名义袭帝位，为二世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