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掉了身边的隐患之后，之前让李渊得到好机会的刘武周又开始成为了心腹大患。首先以刘武周为首的这股割据势力并不同于一般的“盗贼”之流，首先他是朝廷正规军出身，他的部队也是正规军出身，不是一般丝毫未受过军事训练的盗贼之流。其次他的称帝是一个明确地政治信号，在隋朝末年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李氏为天子”这个预言之外，还有一句叫做“刘氏主吉”的预言，此预言在大业初年就已经被童谣传唱，歌曰：“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不决则为李。”这使得刘武周的称帝又带上了一层天命的色彩，与李家的预言相顽颉，这就使得李家起兵的大义名分大大地降低。更为可怕的是刘武周与突厥的关系匪浅，凡是领军出战必然有大批突厥兵马助阵。在其起事之初，被隋朝平叛军队包围在马邑城内的时候就是突厥人突然杀到解了刘武周的围。尤其是马邑就在太原正北不远，距离太原是如此之近，这样一个强大的势力就在不远的北方虎视眈眈，等若是将一柄利剑悬挂在了李渊地脑门顶上，让李渊夜不安寐。
这样的情况之下，跟突厥人搭上关系就变成了李渊起兵之前的头等大事。在当时臣服突厥得好处有三，第一是斩断刘武周的臂助，让李渊西进长安的时候不至于后方起火，丢失太原的老巢。历史上正是因为李渊适时与突厥签订了和约，使得刘武周错过了进攻太原的最佳时机，使得刘武周虽然攻下了太原，但是李渊在长安的根基已固，再没有初起兵时的后顾之忧。第二是能够获得突厥人的帮助，当时突厥人战力之强悍就不用再说，更重要的是突厥人有大量的马匹能够增强李渊军队的战力。当时刘文静一次就从突厥带回了两千匹马，此前后还与突厥进行了大量的马匹交易，这使得李渊能够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进行西征。第三则是稳定人心，在当时的北方边郡，几乎人人谈突厥而色变。李渊起兵干得又是杀头的买卖，成功了也就罢了，一旦失败自己赔上性命不算，还会连累家族。当时在李渊与突厥书信往来的时候，就因为李渊不肯答应突厥公开反隋的条件，手下的士兵立码开始不稳，纷纷说：“唐公如果不能顺从突厥的条件，我们也不能跟从唐公起兵。”
虽然与突厥人结盟是头等大事，可是李渊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反王，他绝不是死心塌地地攀附突厥人。从密谋起兵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独立性，比如说在与突厥始毕可汗的书信中，他就说明自己的起兵是为了迎回隋主，而不是自己要当皇帝。而突厥人则一定要李渊自己当皇帝，然后起兵。这个条件让李渊考虑了很久，最后也没有完全答应。当然李渊不肯答应突厥这个条件绝不是因为他对隋朝还有什么忠义之心，只不过是朱元璋“缓称王”战略的先期应用罢了，而突厥的用意则是让李渊称帝从而吸引各方势力的瞩目，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李渊决不能接受。此外在派刘文静去塞外请求突厥援助之时，李渊便嘱咐刘文静道：“这些突厥人不过是拿来壮声势用，有一点就行，决不能多。
”等到出兵之时，李渊特别使用了红白两色旗帜，红色是隋朝的标志，表示他依然是隋臣，此次起兵不过是匡扶朝纲而已，白色的旗帜则是用来向突厥表示臣服之意。李渊自嘲自己这是“掩耳盗钟”，但是并没有全数用白色旗帜也表现了李渊起兵的独立性。李渊虽然向突厥称臣，但是始终恪守以我为主的原则，对突厥仅仅是利用而非倚赖，这一点才是李渊比各路反王都高明的地方，历史上很多野心家就是因为把握不了这个度沦为了汉奸或者卖国贼，从而被天下人唾骂。当然李渊虽然在自己实际利益上寸步不让，可是在无关利益的表面功夫上却作得极其到家，他与突厥可汗书信来往的时候用得都是臣下身份的“启”而不是平等身份的“书”，甚至对突厥可汗派遣的普通使者都能够纳头便拜，丝毫没有面子上的顾虑，可谓是把自己臣下的身份演到了家。
李渊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政治家，他跟突厥人作交易是为了利用突厥人，内心深处其实对突厥人极为反感。可是突厥人干得也不是什么慈善事业，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利用的？从突厥发家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突厥人在国际关系上的合纵连横简直已经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从突厥起家起就与中国有着割不断地联系，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期间突厥人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的能量会有多么地巨大。天幸隋帝国自作孽，一个刚要雄起的大帝国就毁在了隋炀帝自己的手上。
突厥人遇到如此天赐良机，哪里会就此轻易放过？当时中原大乱之后大量中国人北逃塞外，躲避兵灾，因此突厥人对当时中原局势的把握极为精确，他们的目的便是尽可能地扶植中国境内的割据势力来打击当时还未灭亡的隋帝国，最理想就是让整个中国陷入永久地战乱，北中国的各种割据势力均必须唯突厥马首是瞻，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势力再度统一中国。因此在李渊与突厥和谈的时候突厥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李渊打着立隋主的旗号起兵，一定要李渊自立山头。之后当大唐建国有统一天下的征兆之时又纵容刘武周攻取了李渊起兵的根据地太原，来牵制唐帝国统一的步伐，最后甚至扶植了自己之前极力反对的杨隋后人来与草创的唐帝国相抗衡。这种种表现看似矛盾，但究其实质，其实都是为了为了阻止中央帝国的再次统一。
在隋末群雄并起之时，李渊对突厥未必是最恭顺的一个，但是所获得的帮助却可以说是最多。李渊起兵之时，当时的童谣就传唱曰：“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当时李渊的军队半数均是白旗，可见突厥兵数量之多。为什么李渊能获得突厥人如此巨大的帮助呢？这就不得不提当时仅仅是李渊次子的李世民。在李渊和突厥的和谈中，李世民可谓是一个关键性地人物，正是由于他才促成了李渊和突厥的结盟。李世民和突厥之间关系之紧密，从其后刘武周攻陷太原的事件中更是能明显地看出来。当时李渊于关中称帝，眼见新生的唐帝国就有席卷天下之势，此时受到突厥大举支持的刘武周立刻入侵太原，李渊四子李元吉甚至不敢接战便狼狈逃回长安。可是李渊派李世民为帅之后，突厥人却态度大变，加入了唐军的阵营，可见李世民与突厥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那么李世民和突厥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李世民自己的话中可以知道他与突厥的突利可汗有着香火之盟，可以说是兄弟，可见其关系的密切。李渊起兵之时不单单获得了东突厥的帮助，甚至连西突厥的部众都前来投靠，在他们中最有名的当属我们在演义中非常熟悉的史大奈了。提起史大奈，喜欢听评书的朋友一定知道他与秦琼秦二哥打擂台这一段，可是真实历史中的史大奈可不像演义中仅仅是个小角色，他的本名叫作阿史那大奈，是西突厥中的贵族特勤。由于在隋朝西突厥处罗可汗在内斗中失国，不得已归化入中原，而阿史那大奈便是跟随者之一，其族中地位除了处罗和其弟之外是第三号人物，在跟随炀帝东征之后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率其部落居于楼烦郡，隐为一方之重，李渊起兵之后即率部落之兵从龙，隶秦王李世民帐下转战四方，为唐帝国的草创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后被赐姓为史。
当然此部突厥人与东突厥的援兵性质则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对东突厥人仅仅是利用的话，史大奈部则是嫡系部队，备受信任，从一开始的击破隋将桑显和之役算起，他参加了大唐开国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如攻破长安，平薛举、王世充，灭窦建德、刘黑闼等战役，功劳极大，最后官居右武卫大将军、检校丰州都督，封窦国公，唐代官制，武卫大将军是皇帝身边的禁军指挥，为正三品，都督则是方面军总司令，为从二品，检校是暂任的意思，他是皇帝身边亲卫，自然不可能去地方，因此是遥领，国公则是封爵，为从一品，死后又被追封为辅国大将军，为武官散阶的正二品。光这些官职等级并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将演义中与之打擂的秦琼秦二哥与之对比一下便可一目了然，秦琼最后被封为上柱国、左武卫大将军、翼国公，死后转封为胡国公。上柱国为武官勋级，为正二品，国公与史大奈同级，左右武卫大将军亦同级，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史大奈无论是职位的重要程度还是官职品轶与秦琼均不相伯仲，由此可见史大奈在初唐之地位。
英雄儿女
就在李渊苦心积虑地准备出兵之时隋炀帝杨广正在江都醉生梦死，终炀帝一生，他对于长安的恶感要远远大于好感，这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其实源自其父亲隋文帝杨坚。杨坚当年篡了北周的位，自己坐上了皇帝，可是他这个皇帝的位子却并不是那么稳。杨坚的父亲是上文提到过的杨忠，在西魏的“八柱国”军事系统中他是一个大将军而并没能当上柱国这样的顶级职位，而杨坚在朝中也并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功绩来，能够篡位成功实在是因为欺负当时北周的孤儿寡母而上得位，因此无论是资格还是实绩，杨坚均不能让当时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贵族们服气。
面对如此情况杨坚只有以刻薄寡恩，大杀昔日同僚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可是这些军事贵族盘根错节互相之间多有联姻，就是杨家自己也是这些军事贵族中的一员，隋朝的统治也依然需要他们的帮助，因此不可能完全清除干净，杨坚引入了科举制度也是为了抵消关陇军事贵族的影响力，但是在当时这仅仅是杯水车薪，完全不顶用。父亲对关陇军事贵族的猜忌也深深影响了儿子，隋炀帝的内心深处也对于处在关陇心脏地带的长安首都有着深深地恶感，因此在巡边失败之后隋炀帝并不是回到长安重整旗鼓，而是去了江都破罐子破摔。隋炀帝觉得长安不好，可是李渊却正相反，李渊是西魏八柱国李虎的后人，是顶级门阀李家的家长，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的号召力数一数二，因此他起兵的唯一目标就是攻取长安，以关中为基业夺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