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来参加她作品研讨会的。他是当今当红评论家。他给她的诗写了两篇专评，她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她没有见过他。他们只电话和E-mail往来。她曾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戴着眼镜，一手扶着镜框，一副儒雅模样。见到人，居然比照片还要儒雅。他儒雅地向她深点一个头。好的，他说，动作缓慢，声调持重，一个长者（他比她大二十岁）。又扶了扶眼镜。
晚上，主办方省作协为他接风洗尘。被请来的还有本省几个诗评家。大家很快就交谈了起来。不是诗，也不是文学。如今都羞于谈文学了。只有她，新出炉的女诗人，才企图把话题转到诗上。她给他敬酒时说，您的诗评好锐利。
大家笑了起来，说，他本来就是一把刀。
怎么说？她不明白。
一个说，刀笔吏刀笔吏，他就是以笔做刀。
他说，这话对也不对，我不是吏。我是民间的。
大家又笑了。她也笑了，他是一把特立独行的刀。屠龙刀？网络游戏里的那种刀，积蓄着长期的能量，技巧、熟练度和知识。
晚饭吃完，大家散了，他被安排在作协招待所住。作协招待所在作协大院内。门卫认识他，当然，他是名人。门卫向他致意，他也赶紧还礼，回头对陪同的她说，当个名人可真累。
她能理解这种累。但是这种累正是她所向往的。她曾经在电视上看到孙燕姿被几个彪形保镖护卫着，冲破追星人群。她多么羡慕。现在谁不羡慕这种效应？只可惜诗人不是明星。而且她才走出第一步。她对这次研讨会抱有重望。当然最寄希望的是他。她要他把她的创作成就拔高到全国性的高度。她请他去酒吧喝酒。
为什么选择酒吧而不是茶楼？因为喝了酒，好说话。当然还因为他是来自京城。她听说京城有很多酒吧，三里屯，后海。不用酒吧招待他，显得寒碜了。
不好意思让你陪我，他说，客气地。
哪里的话，是我应该谢谢您呢。她说。
你，家里没事吧？他又问。
没事。她说。家里有个儿子，四岁，由保姆带着（她丈夫在外地工作）。平时保姆在她下班后回家，今晚因为她要应酬，叫保姆呆迟一些。
酒吧醉意浓浓。他终于醉了。她说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好的好的，还是那么文雅（好像她是理所当然是全国性诗人似的），只是把手放她肩膀拍了拍。她虽然有微微的不习惯，但也觉得没什么。再说他的年龄都能当她的父亲了。她只是悄悄把他的手牵下来，化作牵手的姿势。
很迟了，她把他牵出了酒吧。打车，上车。司机问去哪里，她说了作协招待所。我不去那地方！他忽然说。
她诧异。
我不想看见那些讨厌的眼睛。他说。
她笑了。没事的，他们看您的眼睛又没恶意。
他们看你有恶意。他说。
她承认。她长得不错，走在大街上，有不低的回头率。她感觉得到那些目光。她也为自己具有这种吸引力而得意。她相信在机场他第一眼看到她时，也会感觉得到这一点。女诗人女作家大多是歪桃扁枣。
看那些看你的眼睛，我就受不了。他又说。
谢谢。她说，有点感动。要知道，他可是名人哪。
我历来就讨厌单位招待所。他又说。冷漠，无情！我不去！
她心一动。这几个词，也是她诗中喜欢用的。她共鸣了。去哪里？司机又在问她。是啊，可是去哪呢？不去作协招待所，又去哪里？
还是去吧。她劝他。
我坚决不去那里！他说，要把我送到那里去，我就立马回去！
斩钉截铁。说着他就猛地睡下了。她推也推不醒。你们到底去哪里？司机有点不耐烦了，催她。她慌了。不要说让他生气了回北京去，就是只让他生气，她的希望也会泡汤的。有一刻，她想把他拉下车去，再想办法。可是他睡得很沉，她搬不动。那就到我家吧。她想。
到了她家
她叫他，他醒了，谢天谢地。他问，这是哪里？
我家。她说。
哦。他说。又迷迷糊糊下去了。她搀着他。他把她当做拐杖似的。她从来没有跟丈夫以外的男人如此身体相近过，她觉得有点不习惯。他怎么就又迷糊下去了呢？
开了房门，保姆站在门口。保姆眼睛睁得老大。也确实，半夜三更你带个男人回到家里。她叫保姆帮忙搀扶，保姆却闪到一边去了。她只得自己搀他进屋。她感觉到保姆的眼睛在后面跟着自己。他是我老师。她说明地对保姆说。他醉了。
宝宝睡了。保姆说，指指孩子睡觉的房间。匆匆忙忙走了，关上门。
她瞧着门愣了半天。
房间里只剩下她和他。她知道保姆一定会寻思接下来怎么样了。是啊，怎么样呢？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他是我的老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是那么文雅。只是现在他喝醉了。她给他泡茶。他坐在沙发上安安静静。他醉了也是那么温文尔雅，好像沉醉在文学世界里。
她叫他喝茶，想让他醒醒酒，然后还可以再聊聊。聊些文学，新的东西，现代的东西。世界越来越现代化了，越来越文明，人们的穿着也越来越衣冠楚楚。以至于她去给他放洗澡水，也没有想到将在这里出现的，是个什么样的身体。
她决定把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给他。自己睡到儿子房间去。她记起他的行李都放在招待所里。她又把自己丈夫的睡衣拿出来，给他用。不能说她完全不知道他是男的，但是她只不过把他看作自己丈夫那样的自然而然的男人。她丈夫跟她，即使是做爱，也是自然而然。她常常会一边想着别的事，一边跟丈夫做。
他进卫生间小便。她听到里面传出的流水声。她也并没有感觉什么。她的儿子小便也总是发出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她会不放心地叮嘱：对准了拉。那只是水管，水不要流得到处都是了。
有一刻，她也想到他会不会拉歪了。她是爱清洁的。但是她马上不在乎了。人家是你的贵客。
他出来了，裤子没有穿好，皮带尾挂了下来。他坐下来时，她又发现他的裤门拉链没有拉上。她感觉有些不便，她刚好坐在他对面。她转到了他侧面的沙发上。
她请教他问题。他讲了现代性，后现代，叶芝，里尔克，哈贝马斯，萨义德。詹明信说，现代性永远是一个有讲述内容的故事，是当前事件的哲学。但是当前事件又是什么呢？比如我的当前，他谈起了自己的危机。
我曾经奋发拼搏，惨淡经营，终于功成名就了，但是又得到了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人也老了，什么都没有了。你以为我有吗？文学？文学只是文字。一钱不值！
可是你是教授呀！她说。
教授？呸！我什么都没有！他说。
应该说，文学如果不能带来实在好处，只是文字而已。她说，自作聪明地。而像您就不是了。您是教授，享受着专家津贴呢，现在教授的收入可是谁都羡慕的呢！
那是什么东西？他说，只要你规规矩矩，就养着你，像豢养宠物。我不需要！
但是至少您家人也需要呀。她劝说。您看您家庭，这么幸福。
她自己也觉得可笑。她又不知道他家情况，怎么就断定他家庭幸福？只不过是安慰罢了，她还能怎么样？
家？家是什么？他说，家是宝盖头下面一群猪！
她笑了。这比喻，巴金在《家》中借觉民的口说过。几乎一个世纪前了。现在再听这话，能感受的只是愤青的情绪。他居然也如此愤青。那也不会......她说。
知道老婆是什么吗？
她一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
一件笨重的考究家具。他说。
她一愣。扑哧笑了。这比喻妙。可是她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笑是不恰当的。他在看着她。
他醉了。她想。也许是过于痛苦了。也确实，谁不在痛苦中挣扎呢？她让他喝茶，醒醒就好。她记起橘子能醒酒，就站起来去拿橘子。她掰开橘子皮，给他。他不接。她就把橘瓣掰出来。他仍然不接。她就只得把橘瓣递到他嘴边。
塞他嘴里，他张口接时，她感觉这样不太好。正这样觉着，突然，他把她的手一抓，她身体失去平衡，跌到他身上。她的脸埋在他的身上。手里的橘子掉了。不，掉了一部分，翻着橘子皮丢在地上，好像脱了一半的裤子。另一部分抓在她手里，已经被她抓烂了。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手中橘汁滴淌，不可收拾。
她猛然明白过来了。她要起来。可是她的腰被他捆着。
她终于挣脱了。她立刻装做去捡地上的橘子。她什么也没有吱声。
世界好像翻了个底朝天。他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就是真实的他
他并没有醉。或者说，身体醉了，脑袋是清醒着。所以他才不住招待所。招待所里有监视的眼睛。
只是行动有时候需要缓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