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深夜，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击坏了变压器，使我居住的城西一带完全陷入了黑暗。我点燃蜡烛，继续我的恐怖小说写作。这部名为《背后有人》的东西使我着迷。小说的原型是一名医学院女生提供给我的。这位叫做郭颖的女生现已在美国休斯敦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隔着浩渺的太平洋，对于发生在十四年前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淡忘。几天前，在与她通越洋电话时，她提到，在实验室时，有好几次产生背后有人的感觉。这表明当初的阴影仍然跟随着她。
我得将这一切写下来。外面轰响的暴雨像收到了某种指令，不知不觉中便停了下来。烛光昏黄，映得我这独居的室内异常安静。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咚咚咚，敲门声很轻，但很坚定，不像是晚归的醉汉敲错了门的样子。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晚上十一点三十一分，没有预约，这种时候我这里是绝没有客人登门的。
我心里有点发紧，轻手轻脚走到门后，弓身从猫眼里望出去，外面楼道上的灯熄了，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谁呀？”我的声音和平时有点不同。
“我找余老师，我有点急事。”一个男人的声音，粗哑中有点怯怯的感觉。
我开了门，一个高大的男人挤了进来。他三十多岁，宽额大脸，手上提着一把正在滴水的黑雨伞，伞尖是发亮的金属，伞布漆黑，像是把外面的夜色都收在这伞里了。
“董枫又出事了，”来人盯住我的脸说，“她整夜做梦，说是我要死了，并且就在这几天。”
我大吃一惊。董枫是我前一部小说《死者的眼睛》里的一个人物，她二十六岁，个子高挑，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护士。
今夜，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与董枫有关系的人来？我镇定地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董枫的丈夫。”他迟疑了一下，回答。
我已经预感到有什么麻烦，因为董枫只是我书中的一个人物，并且，她并没有结婚的。
来人在我的木椅上坐下，他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像是要把木椅坐垮似的。
他抬起头，对我说：“余老师，我知道你在书中用的是化名，这个精神病院的护士你是认识的。她姐姐董雪失踪的真相大白之后，你还去看望过她，要她从姐姐之死中解脱出来，不是吗？”
这都是事实，我无言以对。但是，董枫从没对我提起过她已结婚的事。
来人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我姓严，是桥梁工程师，我与董枫一年多前就办了结婚登记，还一直在凑钱买房子，所以就没住在一起，也没对朋友们宣布。”
我哦了一声，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两个多月前，董枫的楼上搬来了新邻居，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独身女人，长衣长裙，给人淑雅庄重的感觉。昨天，董枫出门时，正遇见那女人从楼梯下走上来。与董枫对面时，那女人突然喃喃道：‘注意，桥下有死人。’董枫一惊，正想发问时，那女人已经脖颈僵硬地向楼上走去了。你想，我是搞桥梁工程的，我的名字里面也有个‘桥’字。”来人用有些惊恐的眼光扫了我一眼，接着说，“我叫严永桥。你说，那女人的话是一种巧合吗？并且，今天下午董枫出门去上夜班时，又听见那女人在楼道上喃喃自语，说的是‘黑啊，屋子里很黑’。奇怪的是，董枫刚才上夜班时，大概是晚上十点多吧，她医院里的黑屋子就出事了。”
“什么黑屋子？”我惊诧地问。
“你还不知道呀？那所精神病院的黑屋子已经有几年没住过人了。刚开始时，住进那病房的人老是自杀。你知道，住进病房的人是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的，比如钥匙啦，指甲刀啦，扎裤子的皮带啦，等等。总之，一切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不得带进病区。但是，住进那间编号为219的病房的人却老是自杀。第一个病人是将塑料牙刷柄磨尖后刺穿颈动脉的。后来住进去的一个病人更简单，将床单撕开，拧成布绳往脖子上一挂，在床头上就吊死了。后来，就没人敢住那间病房了。偶有不知情的病人住进去后，没几天，家属便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传闻，跑来医院大吵大闹，一定要让病人换一间病房。从此以后，这间病房就闲置了，终年没有灯光，门上的锁也生了锈，大家都叫它黑屋子。”
这家精神病院我是熟悉的，大约有一百年历史了，开始是法国人建的一所教会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精神病院。几天前，我熟悉的一位副主任医生还让我过去聊过天。当天他从住院部到门诊大楼去值守专家门诊，半天就看了十六个病人。他说头都要爆了，想听我聊聊文学或笑话之类。但是，我从没听说过黑屋子的事。
望着这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高大粗壮的桥梁工程师，自称是董枫的丈夫的人，他身旁的黑雨伞还在滴着水，我能相信他的这些荒唐之言吗？
“你说，一个多小时前，董枫在黑屋子遇到了可怕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的问话已经有点不太礼貌，这是自己心里有点慌乱的表现。我提醒自己要沉住气。
“董枫受了惊吓后就一口气跑回家来了。回来后就大哭，嘴唇发白。她叫我赶快来找你，她说只有你会相信她遇到的事是真实的。”
这时，我开着的窗户砰的一声大响，在深夜看不见的大风卷了进来，将我书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地都是。这是我正在写的小说呀，我说过，书名叫《背后有人》，绝对是一部顶恐怖顶恐怖的作品。我赶快弯腰捡这些精彩的篇页，姓严的大个子也放开雨伞，帮我捡这些其重要性相当于他的桥梁图纸的东西。一阵忙乱之后，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仿佛消除了一些。重新坐下后，我几乎开始相信他所说的奇谈怪论了。
我说：“我相信董枫的诚实。你讲，董枫遇到了什么呢？”
工程师又将雨伞提到了手里。看得出，他虽然个子粗壮，却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并且还常常伴有紧张感。
他说：“晚上十点，董枫照例去病房做最后一次巡查。病人都服了药，或打了针，或做了电休克治疗，所以在这个时候都沉沉入睡了。整个病区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当时正是雷雨交加，到处都停了电，董枫手握一支电筒逐个地查看病房。突然，她看见走廊尽头的219病房有亮光。我说过，那病房就是几年没住过人的黑屋子，怎么会有亮光呢？董枫好奇地走过去，从窗口往里一望，天啊，一个衣服整洁的女人正坐在屋里梳头，小桌上立着一面小圆镜和半截点亮的蜡烛。董枫赶紧缩回头来，用电筒在这间屋子的门上一照。门是锁着的，和平常一样，那把老式的大挂锁还吊在那里，证明这道门从未被打开过。这一幕让董枫几乎崩溃了，她神志不清，也没回值班室，便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来了。”
工程师说话期间，我的目光无端地一直盯着那把雨伞，伞尖的金属亮得像一根钢针，伞布漆黑，我想象着它待会儿又回到雨中撑开的样子，那形状最有可能像一只蝙蝠。
雨又下起来了，我盯着工程师的宽额大脸，不知道这一切是开始还是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