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后，宝鼎在北疆加紧建设北疆军，并竭尽全力发展农耕、畜牧和市榷，同时利用蓼园巨商富贾的资金和物资加快北疆工商业的发展，尤其在矿冶和武器、农具、皮具、车械等制造方面加大了发展力度。
宝鼎和北疆统率部经过仔细商议后，又决定在北地、上郡、雁门、代郡和上谷等地扩大牧马苑的建设，利用北疆优良草场蓄养战马，为提高北疆军的骑军建设打好基础。
这一方案得到了咸阳的支持，秦王政和中枢为此授予宝鼎更大的行政权限，允许他在国策许可范围内因地制宜实施一系列有助于北疆发展的政策，减少北疆对中央财政的过度依赖，缓解中央财政的巨大压力。
新年前后北疆诸军统率和军队大范围的调动引起了匈奴人的关注。很明显，匈奴人试图攻击河西大月氏的计谋已经暴露，大秦人未雨绸缪，早早开始拟制策略应对西北局势的变化，不出意外的话，当匈奴人攻击河西之刻，也就是大秦人攻打河南之时。
匈奴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西征策略，相反，他们认为只有在西征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彻底打破匈奴人在西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所以匈奴大单于头曼下令，一边派遣使臣与大秦人接触进行议和谈判，一边调集右方诸王的军队进攻河西，调集左方诸王的主力进入河南之地阻击秦军的攻击。
北疆的局势随着匈奴军队大范围的调动而日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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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对塞外匈奴人的动向并不关注，也没有精力关注，咸阳现在关注的是西南远征，是中央财政，是地方与中央的对抗越来越严重导致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正在迅速削弱。
中央可以忍受北疆的独立特行，但不能接受其他郡县与中央的对抗。
北疆太过贫瘠，但北疆镇戍直接关系到中土安危，北疆必须部署一支镇戍大军，而这支大军又需要北疆人的全力支持，从兵源上到钱粮上的全方位支持，这单靠中央财政的支撑无法实现，所以武烈侯才迁徙人口，才垦荒屯田，才发展商贸，不遗余力地改善北疆的贫穷，但北疆那块土地上挖不出金山银山，即便武烈侯和北疆人使出浑身解数，穷尽一切办法，最多也就是维持北疆的生存，维持北疆镇戍力量，也就是说，单靠北疆自身的财赋状况，北疆实际上威胁不到中央。
这才是中央不断授予武烈侯和北疆统率部更大权限的原因，非常时期在非常地方行非常政策，中央这点基本觉悟还是有的。这样做之后，中央一方面可以拉拢北疆，加深彼此间的信任，一方面在政策上支持北疆的发展，在财赋上则减少对北疆的支持，让北疆尽可能自力更生，阻碍北疆实力的快速发展。
中央对北疆实施特殊政策，是因为北疆实在是太穷了，其战略地位又太重要了，而中央财政又入不敷出无法给予全部支撑，无奈之下只能给政策，给权力，给信任，希望武烈侯和北疆把这最艰难的几年熬过去。
当然，其弊端同样很大，武烈侯和北疆权力过大，政策太松，而中央又盲目信任，极有可能把武烈侯和北疆推向割据称霸的局面。
然而，中央的事情同样复杂，秦王政和咸阳宫无法直接控制朝政，甚至无法在中枢中拥有绝对的决策权。比如给予北疆更大权力和更宽松政策这件事，就不是出自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本意。秦王政和咸阳宫一门心思要集权于中央，怎么可能一次次向武烈侯和北疆做出让步？
但中枢大臣们利用当前的局势，利用统一大业的困难、西南远征的困难、中央财政极度匮乏等等事实，做出了让武烈侯和北疆在未来几年必须“自力更生”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中央的好处，对中央实施全部决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秦王政和咸阳宫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在这件事上设置阻碍，那任何一个决策的失败，中枢最终都要把责任推给秦王政和咸阳宫，这其中的后果可想而知。
在政治博弈中，豪门贵族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正从各个层面进行默契地合作，给予武烈侯和北疆更大的权力不过是他们合作中的一个小策略而已，他们有意把武烈侯和北疆推上割据称霸之路，或许武烈侯本人拒绝分封，但他代表的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当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多事就由不得武烈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本集团利益之上了，即便他一万个不愿意，最终也不得不选择让本集团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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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在中枢的全力推动下，西南远征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进入尾声，马上就要开始进行入实施阶段了。
这时候，秦王政和中枢大臣们在远征军的兵力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秦王政要确保西南远征的胜利，为此他最早的建议是远征军的军队数量要达到三十万左右，也就是说，十八方镇的赵人要大量征调，他们将成为远征军的绝对主力。秦人对这批迁徙到江南的赵人始终不放心，担心他们到了西南后就不听指挥，据岭南而称霸，所以中枢大臣诸如丞相隗状、王绾、太尉公子腾等人强烈反对，远征军统率杨端和和公子峤、昌文君熊炽等南下参战的贵族们也是一致反对。
秦王政在远征军的军队数量问题上绝不让步，于是经过商议后，改从中原、河北、山东、两淮等地征调征调兵役，其中山东和两淮的青壮男丁大部分是齐、楚两国的归乡降卒，拉到战场上就能打仗，用他们做远征军的选锋部队去冲锋陷阵正好合适。
秦王政的想法是不错，此策既能解决远征军的兵力问题，又能解决地方上存在的动乱隐患，但镇戍地方的功臣们想得更复杂。镇戍地方的功臣们如何增加自己的实力？第一就是保证地方军的规模，而地方军的来源就是这些青壮男丁，咸阳把他们全部拉到西南战场上打仗了，即便不死也是杳无归期，这不是存心要削弱地方势力吗？于是各地方郡县的军政官长们不约而同地向咸阳“诉苦”，无非就是因为长年战争导致这些地方的青壮男丁非常少，而无论是镇戍地方还是恢复和发展地方，都离不开这些青壮男丁的劳作，所以无法向远征军输送兵力。
秦军每到一地，必定核实户口和土地，登记造册，但无论是新建的各级府署还是功臣们，都在新占领疆土上大肆掠夺土地和其他财富，同时还大量掳掠人口做为奴隶，为他们创造财富，所以咸阳拿到的这些统计数据缺乏真实性，但中央暂时没有精力也拿不出有效办法来制约或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只能听之任之，只求先把地方郡县稳下来、控制住了。
地方郡县先是拿虚假数据欺骗中央，现在又想方设法阻挠中央从地方郡县征发兵役，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命令形同虚设，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中央所征发到的兵役更是寥寥无几。
中枢大臣们和中央府署官员都帮助地方郡县说话，认为地方郡县的困难实在太大。中央既要地方郡县的赋税，又要地方郡县的徭役，而地方郡县承担着稳定和恢复之重任，这两者之间形成了直接冲突，如果中央强行逼迫，地方郡县的局势恐怕面临崩溃之危。
这句话可不是危言耸听。山东琅琊、胶东的叛乱刚刚平定，淮北蕲城、彭城的叛贼也刚刚诛杀，如果因为中央的逼迫导致地方叛乱再起，西南远征肯定要延迟，那对中央来说就是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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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愤懑不已，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责难地方郡县。毕竟这是非常时期，中央实施了非常策略，中央困难，地方郡县更困难，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秦王政无奈之下把远征军的兵力调整为二十万，但因为从其他郡县征发的兵役数量实在太少，如果远征军为二十万，那么江南留守军就所剩无几了。
长沙侯公子高和章邯急奏咸阳，请中枢慎重考虑。
中枢大臣们似乎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纷纷支持江南的奏请，认为江南镇戍军的数量至少要保证五万以上。
用十五万军队去远征西南，不要说杨端和等远征军统率缺乏自信，就是秦王政自己也是惶惶不安。这一仗败不起啊，但让秦王政愤怒的是，现在朝堂上下都在期盼着西南远征的失败，都希望看到秦王政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中枢中的很多大臣，中央府署的很多官员和地方势力联手操控政局，把秦王政和咸阳宫逼得焦头烂额。
秦王政急书北疆武烈侯，征询他的意见。
宝鼎回书，十五万大军远征西南足以保证胜利，但在他看来，完全可以把军队精简为十万，以绝对精锐出战，一战可定。目前中央财政极度困难，远征军数量越是庞大，中央财政的支出越是惊人，对地方郡县的压榨越是厉害，由此必然激化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假如地方上叛乱迭出，局势动荡，肯定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十万大军出战，进退方便，即便战败，损失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另外，宝鼎认为远征西南的时间可以拖一拖，以今年秋收之后为宜，这可以让远征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粮草武器的囤积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宝鼎一再告诫，南岭大渠的开凿虽然保证了远征军粮草辎重的输送，但因为远征路途遥远，粮草耗费惊人，为保证远征的全面胜利，粮草武器至少要囤积到足够远征军一年的用度。
宝鼎对远征的信心让焦虑不安的秦王政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粮草武器的囤积上，并且不再急于进行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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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此刻在北疆关注的是西北局势。
匈奴人在春暖花开之际开始攻打河西。秦王政和中央因为要全力进行远征西南一事，无力顾及到西北局势，所以授权宝鼎，全权处置西北边事。
匈奴人的进攻开始后，大月氏王紫塞的使者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疆大行辕，向宝鼎求助。
宝鼎无意出塞作战，但又不能不支援河西，于是在长城一线派出大量斥候，向河南和云中两地的北虏诸族散布秦军即将出塞作战的假消息，同时秦军也在雁门和上郡之间频繁调动，上谷郡方向的秦军骑士更是一次次杀出无穷之门，这导致阴山以南的局势非常紧张。
匈奴人担心秦军攻打云中，不敢倾尽全力攻打河西。
六月，公孙豹做为宝鼎的特使赶赴陇西，说服了羌廆和毛子睿，西羌边军和陇西骑军火速渡过大河，北上进入大月氏胖顿部的领地，做出随时支援河西之态势。
秦军陇西军队渡河支援河西，离石和代北两军也是虎视眈眈地盯着匈奴人，这使得西北局势顿时为之一变，匈奴人的攻击随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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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后，秦王政下令，舞阳侯杨端和率军越过南岭，远征西南。
中土的目光全部转向了遥远而陌生的西南蛮荒之地。
新年之前，远征军报捷，大军沿离水而下，攻占苍梧地区，接着在郁水两岸展开，攻占苍梧、中留等城。
杨端和、公子峤、熊炽、盖聂等远征军统率部官员奏请，以所占疆土为桂林郡，郡治为苍梧城。在苍梧城设远征军大行辕，统一指挥岭南战场。
正月，远征军一分为二，魏起率西路军沿江而上，向夜郎国方向攻击。盖聂、荆轲率东路军沿江而下，向大海方向攻击。
三月，魏起、杨昱的西路军与夜郎人相遇。
魏起考虑到秦军第一次深入西南作战，诸事不利，不敢贸然与夜郎国开战，于是转而南下，于五月攻占临尘城，并以此城为郡治，建象郡。
三月，盖聂、荆轲的东路军在四会、番禹一带遭遇南越诸族的联合军队，双方数次交战，秦军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南越人。随后秦军横扫九莲山东西两麓，攻占湟溪要塞和龙川城。
六月，杨端和和公子峤率军进驻番禹城，以此城为郡治，建南海郡。
九月，秦军在梅江一带遭遇东越诸族的阻击，并发现了楚人的踪迹。荆轲果断下令，停止攻击，后撤龙川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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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西南远征大捷的消息传到咸阳，咸阳欢庆，京畿沸腾。
秦王政尤其兴奋。他第一时间给北疆的宝鼎写信报喜。宝鼎的预言成为现实，远征军果然在一年时间内攻占了西南大片疆土，建三郡，功勋卓著。
这一胜利不仅给秦王政和咸阳宫赢得了功勋和威信，更让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都获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这才是秦王政欣喜若狂的根本原因。
大秦中央在政治上一扫先前的颓势，权威再盛；在军事上完成了对楚国的战略包围，攻灭楚国不过是时间问题；在财政上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假如西南远征久拖不决，中央财政势必崩溃，因为增赋加税而导致的国内尖锐矛盾必然爆发，中央和地方之间因为利益争夺可能在对抗中形成武力冲突，继而国内大乱，统一大业瞬间崩溃。现在这一切危机都随着西南远征的胜利而得以缓解，中央牢牢把持了政局的主动权，在中央和地方的对抗中占据了显著优势。
宝鼎很快回信。
宝鼎淡淡地恭贺了西南远征的胜利，并提醒秦王政，这一胜利的根本原因不是决策的正确，也不是远征军的骁勇善战，而是因为陈禄和他主持修建的南岭大渠。没有这条大渠，也就没有今天的骄人战果。
接着宝鼎告诫秦王政，西南远征的胜利虽然标志着西南策略的完成，但随之而来的则是西南局势的走向，而这一走向并不控制在咸阳手中，而是控制在远征军手里，所以如何处理好中央和西南远征军在下一步决策上的分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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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这封信抵达咸阳不久，西南远征军果然与中央决策产生了冲突。
西南远征军在攻击过程中遇到的都是南越蛮夷，其战斗力根本无法与秦军相提并论，这与秦军先前的预想差得太远，于是将士们的自信心高度膨胀。
他们很难相信，以西南百越人的战斗力，怎能阻止强大楚军的南下扩张步伐？这时候远征军的统率们才看到了南岭大渠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南岭大渠，中土的粮草武器才能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南，而且全部都是水路，水路运输可以充分发挥船只的巨大运输量和运输途中低损耗的优势，所以才有秦军远征的胜利。
但西南终究是蛮荒之地，大秦的贵族们绝对不愿意留在这里发展壮大，于是他们的目光自然就转向了楚国，转向了江东，于是他们决定北上，攻打楚国。
绵延数千里的南岭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把江南江东和岭南隔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远征军不管是翻越南岭，还是穿过东越人盘驻的地盘，最大的难题就是粮草武器的运输，但远征军的自信心高度膨胀，而西南的蛮荒贫瘠又让他们非常失望，于是远征军不惜代价也要杀进江东，掳掠财富或者割据称霸。
中央财政已经不允许远征军继续作战了，即便条件许可，中央又要耗费多少钱粮才能支撑远征军北伐江东？相比起来，当然是让江淮战场上的秦军主力渡江南下最为合适。
远征军的使命结束了，接下来远征军的任务就是镇戍西南三郡，并给楚国的大后方以威胁，在楚国灭亡的时候断绝楚国贵族逃亡之路。
远征军会遵从中央的决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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