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定了,我得到通知,到河对岸的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一起去,这是不大可能改变的,他陪同我一直到位于福思街和伍德街拐角处的电报公司门口。那是一个晴朗、明媚的早晨,无疑是个好兆头。父亲和我穿过阿勒格尼到匹兹堡,从我们家过去大约两英里的距离。到了公司门口,我让父亲在外面等着,坚持独自到二楼办公室拜见这位大人物,直面自己的命运。我是有意这么做的,也许,那时我就开始以美国人的方式来处世了。起初,孩子们经常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我回答他们:“是的,我是苏格兰人,我为此而自豪!”但在交谈和演讲时,我会改掉明显的苏格兰口音。我想,假如我独自和布鲁克斯先生谈谈,会比我亲爱的苏格兰老父在场表现得更轻松,也许他看到我的样子会发笑。
我穿了一件我仅有的白色亚麻衬衣,这件衬衣我平时只在安息日那天才穿,外面是一件蓝色紧身外套及我在星期天才穿的整套行头。在我进入电报公司工作的前几周,我只有一件亚麻衬衣可穿。每周六晚上,不论我是否值夜班,也不论我到家多么晚,母亲都会把衣服洗干净,熨烫好,好让我在安息日早晨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为了让我们家在这个西方世界有一席立足之地,我的母亲什么都可以做。父亲长时间在工厂工作,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但他像英雄一样坚强,而且还时不时地鼓励我们。
面试很成功。我小心翼翼地解释我对匹兹堡不熟悉,可能会做得不好,不尽如人意,但我很想尝试一下。布鲁克斯先生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留下。(回想当时的情景,我想那样的回答可能值得年轻人深思。不去抓住机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职位是我的,可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很可能就会成为别人的。)既然得到了这个职位,我就要好好地把握。布鲁克斯先生非常和蔼地叫来另一个男孩,因为我是新增的一名信使,他让那个男孩带我到处走走,让我跟着他学习业务。我很快找到机会下楼,跑到街角处告诉父亲,一切都顺利,让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
就这样,在1850年,我人生的第一次才真正开始。曾经为了每周2美元的报酬,我在黑暗的地下室操作蒸汽机,弄得满身煤污,看不到前途在哪里。现在,我一下子进入了天堂,是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我发现自己懂得的东西太少,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在这里几乎每分钟我都能学到东西。我感觉自己正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要不断攀登下去。
我唯一担心的是还不能很快记住各家商户的地址,以便及时把信件给他们送去。为此,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侧记下这些商户的标记,再沿着街道的另一侧返回。到了晚上,我就开始熟记各家公司的名称。没过多久,我闭上眼睛也能把整条街道两边所有公司的名字一字不差地说出来,简直是倒背如流。
下一步是要熟悉公司里的人员,这对信使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假如他认识公司的成员或雇员,往往会少跑很多路。我们可能会在给某家公司送信的路上,碰到他们的职员,这样在街上就可以把信送到他们手上,这对我们来说,也算一种很大的成就和幸福。此外,孩子们还会收到额外的赞美,比如一个友善的人(在信使眼中,大多数人都是友善的)在街上收到信,总忘不了对送信的男孩赞扬一番。
1850年的匹兹堡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1845年4月10日的一场大火差点毁了城中的整个商业区,当时它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当时的房屋大多是木质结构,只有少数是用砖砌的,没有一座能防火。匹兹堡及其周边的人口不超过4万。第五大街还没有商业区,非常冷清,只有一座剧院在那儿还比较有名。阿勒格尼的联邦大街上零星有几家商业用房,还有一大片空地夹杂其间。我记得第五大街的中心还是一片池塘,上面可以溜冰。我们的联合钢铁厂的厂址就在这个地方,多年以后,这里成了甘蓝菜园。
我曾给罗宾逊将军送过一次电报,他是第一个出生在俄亥俄州河西部的白种人。我见到了第一条电报线路从俄亥俄州河东部通到城里。后来,我又见到了连通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的第一列火车机车,通过运河从宾夕法尼亚运来,从阿勒格尼市的一艘平底船上卸下来。那里没有直通东部的铁路。旅客们通过运河到阿勒格尼山脚下,从那里转火车到霍里德斯伯格,车程大约有30英里;再从那儿经运河到哥伦比亚,然后乘火车走81英里到宾夕法尼亚——这段路程一共要花3天时间。
那时,在匹兹堡,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往返于本市和辛辛那提的轮船的到达和起航,为了让每天的通讯流通,轮船负责收发两市的邮件。而匹兹堡是从内陆河到运河的一个很大的交通中转站,促进东西部的商贸往来成为这座城市商业的最重要部分。有座轧钢厂开始投资炼钢,但没有生产出一吨生炼金属,此后许多年也没有生产出一吨钢铁。生铁制造一开始就遭遇彻底失败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燃料,虽然世界上最优质的焦炭就储存在不远的几英里处,但人们没有想到用焦炭提炼铁矿石,就好像天然气储备千百年来一直藏在这座城市的地底下,却一直没有得到开采一样。结果这家炼钢厂彻底破产了。
那时,镇上有一些跑运输的人,但没过多久,他们都改行去做了侍从或是马车夫。一直到1861年,匹兹堡年鉴上记载了金融界发生的最轰动的一件事,那就是法恩史达克先生退休了,并从商业中撤出174000美元的巨资,是由他的合伙人支付的利息。当时,这笔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现在看来,这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信差工作很快让我认识了城里的几个重要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著名,威尔金斯法官是这个行业的领头人,他和迈克坎得利斯法官、麦克卢尔法官、查尔斯·希勒还有他的搭档,以及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温·M.斯坦顿(林肯的得力助手),和我都非常熟悉。尤其是埃德温·M.斯坦顿,他注意到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那些在商界中仍活着的名人——托马斯·M.豪、詹姆斯·帕克、C.C.赫西、本杰明·F.琼斯、威廉·斯瓦、约翰·查尔方特、海润上校——在信差眼中都是大人物,是他们崇拜的偶像。正如他们的生活所证实的那样,他们都是优秀的。(哎,我在1906年整理这段文字时,他们先后过世了,仿佛是庄严的队列坚定地迁移了。)
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讲,作为电报信差的经历是让人愉快的。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挚友。我们的信使队长被提升了,需要派来一位新人,前来接替这个职位的是大卫·麦卡戈,他就是后来著名的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的主管。大卫·麦卡戈和我成了搭档,负责寄送东线的信件,另外两个男孩负责西线。东部电报公司和西部电报公司当时是各自独立的,虽然两家公司在同一幢大楼上。我和大卫立刻成了好兄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虽然大卫出生在美国,可他的父亲是地道的苏格兰人,甚至在口音上和我的父亲都非常相似。
大卫来后不久,这儿还需要第三个人。这次,公司问我能否找到合适的人选。我毫不费力地找来了我的密友罗伯特·皮特克恩,他后来接替我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和我一样,也是苏格兰人,而且还是在苏格兰出生。于是,“大卫”、“鲍勃”和“安迪”成为在匹兹堡东部电信线上送信的三个苏格兰男孩,报酬是每周25美元的高薪。信差的职责还包括每天早上打扫办公室,我们三个人轮流打扫,所以我们三个都是从底层做起的。奥利弗兄弟制造公司的总裁洪·H.W.奥利弗以及城市法律顾问W.C.莫兰达,后来参军入伍,和我们起步的方式是一样的。在人生的赛场上,努力上进的年轻人不必担心输给富家子弟,让他们看看吧,打扫卫生的孩子也会成为一匹“黑马”。
那时,当信差会得到很多快乐,有时因为送信及时,水果批发店就会给你一整袋苹果,面包店和糖果店有时也会给一些甜点。信差总是会遇到一些非常善良的人,而他们也会对那些人表示出尊重。他们说话幽默,夸奖信差的机灵敏捷,也许还会让他们帮忙捎上一封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能让一个男孩受到关注了,而这才是一个文中说的是“大卫”、“鲍勃”(罗伯特·皮特克恩)与“安迪”(卡内基)三个东线上的苏格兰男孩,三个与钢铁、铁路结下不解之缘的风云人物。
真正希望上进的聪明的孩子希望得到的。英明的大人物们总是会关注一些聪颖的孩子。
这一时期有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如果信件传送超过了一定的数量,我们就可以多得10美分。可想而知,这些“10美分信件”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因此我们之间常常会因为争夺送信的权利而发生争吵。有时,有些孩子不按秩序抢着去送“10美分信件”。我提议把这些信件汇集在一起,到了周末将所得的钱平摊。我被推举管财务。后来,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们这里重新充满了和平欢乐的气氛。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起来再分配的方式不仅没有引起纠纷,反而促进了真正的合作。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管理财务。
男孩们认为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花销这些外快,隔壁糖果店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开了账户,有时账目还会透支。作为管理财务的人,我不得不为此提醒糖果店老板,说我不会为那些又饿又馋的孩子承担任何债务。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所有人中赊账最多的一个,显然他不只有一颗糖牙,而是满口都是。有一天,当我斥责他的时候,他认真地向我解释说,有东西在他胃里咬他,除非拿糖果来喂它们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