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就在此期间，我帮助匹兹堡的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的总裁威廉·菲利普上校进行了一次谈判，大获成功。有一天，菲利普上校来到我在纽约的办事处对我说，他急需一笔钱，虽然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为他们作担保，但美国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购买他们公司的500万美元债券。这位老先生觉得，他已经被银行家们逼得走投无路，他觉得银行之间已达成协议，只能按他们的规定购买债券。菲利普让步以9折的价格卖给他们，但银行家们还是认为太高了。按当时的惯例，西部铁路公司的债券通常是以8折的价格卖给银行。
菲利普上校说，他来这里是想看看我能否有办法帮他渡过难关。他现在急需25万美元，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汤姆森先生却不愿借给他。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债券的利率是7％，但在美国不能用黄金支付，而是用现金。因此，根本不能卖向国外市场。但是据我所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拥有一大笔费城-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年利率是6％，用黄金支付。我认为，用这些债券来换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7％利率的债券是一笔值得做的交易，何况他们本来已经为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作了担保。
我给汤姆森先生发了封电报，问他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是否愿意拿出25万美元以有息贷款的方式借给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汤姆森先生答复说“当然可以”。菲利普上校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考虑到我给他的帮助，他说愿意给我60天的期权，以9折的价格购买他们500万美元债券。我向汤姆森先生透露了这件事，并建议他做这笔交易。他们自然非常乐意这么做，因为还能赚得1％的债券利息。我立即起程去伦敦，处理费城-伊利铁路公司首笔500万债券的债权问题。这些债券是由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作担保，这让我得到了一个高价的保证。然而，这将给我带来金融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打击，也是最大的一次失利。
我从昆士敦发了封信给巴林银行，说我有一笔债券要出售，我想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接受。我一到伦敦，就在下榻的旅馆里发现了一张他们留给我的便条，说想邀我面谈。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在我离开他们的银行大楼之前，我已经拿到了他们愿意放贷的协议。协议规定他们将提供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400万美元的贷款，利率是5％，若他们按票面价值出售债券，则要扣除25％的佣金。这笔买卖如果成功，我将获得至少50万美元的净利润。
我们正准备签合同时，拉塞尔·斯特吉斯先生说，他们刚刚获悉巴林先生明天早上将到这里来。他们准备再商谈此事，让他了解一下这件事的具体情况。出于对他的尊重，他们要将合同文件的签署推迟到第二天。如果我能在下午两点来的话，这次交易应该就可以达成了。
当我出门去电报公司给汤姆森总裁发电报时，我脑海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感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直觉告诉我不能那样做，我应该一直等到明天，直至把合同装进我的口袋。我从银行大楼走到朗廷酒店——走了4英里路。当我到达酒店时，发现有位信差正在等我，他气喘吁吁地递给我一封来自巴林银行的密函。函上说俾斯麦在马格德堡冻结了1亿美元的资产，全金融界的人士惊慌失措。巴林银行委婉地说，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他们不能建议巴林先生继续这笔交易。计划赶不上变化，巴林银行的毁约让我深受打击。然而事实就是那样，无论这个打击如何巨大，我也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了，唯一庆幸的是我还没有给汤姆森先生发电报。
我决定不回头去找巴林银行了，我决定将这些债券以低于和巴林银行谈好的价格卖给摩根银行，尽管他们正在大量出售美国有价证券。开始我并不想去找摩根银行，因为我从菲利普上校那里得知，他曾试着向美国的摩根银行出售债券，但没有成功。由此我想，伦敦的摩根银行可能会与纽约的摩根银行有业务上的往来。后来，一有类似的业务，我首先就会想到朱尼厄斯·斯宾塞·摩根，他很少让我空着手离开他的银行大楼。即使他们银行自己不买，他也会帮我推荐一家信誉良好的银行，不会让我空手而回。令我极为满意的是，我洽谈的每一笔证券业务，最后都会得到一笔奖金。当然，在这件事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没有回去找巴林银行，我应该给他们时间等他们度过金融危机，因为危机很快就会过去的。当一方在谈判中情绪激动时，另一方应该保持冷静和耐心。
在我的金融生涯中，发生过一些小插曲。记得那天我对摩根先生说：
“摩根先生，如果你愿意将你所得的四分之一利润分给我，我愿意给你一个赚钱的好主意。”
他大笑着说：“这看起来很公平，做或不做，选择权在我，当然，我们愿意付给你四分之一的利润。”我提醒他关注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曾将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的债券和费城-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作了个交换，后者是由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作的担保，这家大公司因业务扩展需要大笔资金。如果碰到了合适的买主，这家公司想卖掉它。当时，市场上对美国证券的需求量很大，他们肯定会在美国发行，到时我会写一份债券发行的方案。摩根先生仔细斟酌之后，决定接受我的建议。
汤姆森先生当时正在巴黎，于是我前去见他。我得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急需用钱。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出个价，我可以将这些有价证券推荐给摩根先生。汤姆森先生将债券价格定得很高，但比当时的市价要低。摩根先生买下了一部分，并拥有购买其他部分债券的优先权。通过这种方式，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的900万到1000万债券上市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拿到了资金。
1873年，这些债券售出后没过多久，金融危机来了。我当时从皮尔庞特·摩根先生那里得到了一笔收益。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的父亲发电报来问，你是否打算卖掉你的股份。”
我说：“是的。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卖掉所有的股份，将他们换成现钱。”
“好的，”他说，“你想要多少钱？”
我说，我的信用卡最近一次账单显示的是有5万美元，我想取6万美元。第二天早上，摩根先生递给我一张7万美元的支票。
“卡内基先生，”他说，“你弄错了。你的信用卡显示的比实际少了1万美元。现在你的信用卡里不是5万美元，而是6万美元，加上那1万美元，总共是7万美元。”
他给了我两张支票，一张是6万美元，另一张是额外的1万美元。我把那张1万美元的支票还给他，并说：
“好的，这个归你。请你接受这1万美元，这是我诚挚的心意。”
“不，谢谢你，”他说，“我不能这么做。”
这样的行为，在生意场上比较常见，它显示了彼此间的理解与诚信，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权益。从那以后，我决定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决不让摩根父子以及他们的银行因我而遭受损失。从此他们也多了一个我这样的忠实朋友。
一家大企业如果要发展壮大，必须严格遵守诚实的信条。在大生意中，自作聪明和斤斤计较都是致命的。企业注重的不应是法律条文，而是商业精神。如今，商业道德标准有了大幅提高。任何人犯了一个错误，哪怕这样的行为对他的公司有利，也应立即改正，就好像这样做也会对其他人有利一样。要想一直保持成功，企业必须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好名声，这比仅仅守法更为重要。我们一直以来遵循的一条准则是尽可能给别人更多的利润，即永远把丰厚的利益让给别人。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投机领域，那是世上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人们在那里只是在赌博，炒股和经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必须承认，近几年来，像伦敦的朱尼厄斯·斯宾塞·摩根这样的老派银行家已经很少见了。
在被免除太平洋铁路公司联盟总裁一职后不久，司各特先生决定参与德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修建工作。有一天，他从纽约发电报给我，让我务必去费城与他会面。在那里，我和他，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一起聚了聚，他们中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驻匹兹堡的副总裁J．N．麦克鲁夫。他们在伦敦为修建德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申请的一笔巨额贷款已经到期了，摩根银行说如果我同意介入借款，他们就同意续借。我婉言拒绝了。他们责怪我见朋友有难却袖手旁观，那是我一生中感到最为难的一个时刻。我不想让自己卷入这件事，因为我的责任不允许我那样做。我所有的资金都投在制造业中，每一分钱都是有用的。我是公司的大股东，公司的前途命运系于我一身。我的面前还有我弟弟一家、菲普斯先生一家、克洛曼先生一家，他们都需要我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