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报公司的操作室出来后，我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只是刚开始时并不是那么顺利。那时我刚满18岁，到了这个年龄，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不可能仍然生活在纯真美好的世界中。真不敢相信，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说过一句脏话，也很少听到有人讲脏话。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卑鄙下流。我很幸运一直以来接触的都是些善良正派的人。
现在，我一下子掉进了粗人队伍里。因为我们的办公室临时设在一个工厂的角落，货运列车长、扳道工和消防员的指挥部都在这里。他们与司各特先生和我同处一室，他们是怎么对他们有利就怎么做。的确，这和我从前所习惯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对此，我一点也不喜欢。但我必须要首先吞下智慧树上的好果子和坏果子。然而，那里仍然有着家的甜蜜和温馨，从来没有粗鲁和邪恶，而且，和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感到轻松舒服，他们都是一些有教养的青年，积极要求上进，希望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在这段时期，我很讨厌那些违背我本性的，与我早年所受的教育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其实与低俗的人打交道对我也是有益的，因为用斯科塔斯哲学的观点来说，它让我对嚼口香糖、抽烟、咒骂以及说脏话反感。我很庆幸，生命中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我并不是想说，前面提到的这些人本性堕落或品性恶劣。那时，讲脏话、嚼口香糖、抽鼻涕，这些习惯比现在更盛行。铁路建设是一个新生行业，吸引了很多以前从事水上交通工作的粗人。但是，他们中也不乏许多优秀的年轻人，生活体面，并身居要职。我要说的是，他们对我都非常友善。我偶尔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他们有些人还健在，这真让人高兴。后来情况终于有了改善，司各特先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可以和他一起使用。
没过多久，司各特先生派我去阿尔图纳取当月的工资清单和支票。当时，铁路线还不能穿越阿勒格尼山脉，我必须翻山越岭过去，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阿尔图纳当时只有公司建造的几幢办公楼，商店还没建好，现在大城市所有的，那儿都没有。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们铁路系统的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当时，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我把他举荐到这里来的，这样，“大卫”、“鲍勃”和“安迪”仍然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来到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罗姆贝特先生与司各特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太随和，严厉且固执。可他和我交谈了几句后，罗姆贝特先生说：“你今晚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这让罗伯特和我都感到非常惊讶。我唯唯诺诺地表示同意，焦急不安地等待着约定时刻的到来。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那次邀请是我莫大的荣幸。罗姆贝特夫人待人热情和蔼，罗姆贝特先生向她介绍我时说：“这是司各特先生的‘安迪’。”我为自己是司各特先生的下属而感到自豪。
这次旅程中出了一件事故，差点毁了我的前途。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工资清单和支票回匹兹堡，我认为把工资清单和支票揣在我的马甲里面是比较安全的，而这包东西太大了，放不进我的口袋。那时候，我很喜欢坐火车，尤其喜欢坐在火车头里旅行。我坐上开往霍里德斯伯格的火车，那里是全州过山铁路的交汇点。一路上非常颠簸，到了某个地方，我突然感觉到装工资单的那个包裹有点不对劲儿，我惊恐万分地发现包裹随着火车的颠簸被震了出去。天啊！我把包裹给弄丢了！
这个错误将会毁了我，然而掩盖事实是没用的。我被派去取工资清单和支票，却给弄丢了，我本来应该像保卫自己的尊严一样，现在却成了可怕的噩梦。我去找火车司机告诉他包裹一定是途中震掉了，就在这最近的几英里之内，问他能否调头帮我去寻找，他答应了，真是谢天谢地。我沿着铁路线仔细寻查，在一条大河的岸边，离水面还有几英尺的地方，我看到包裹安然地躺在那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跑过去一把抓住它。包裹终于失而复得，不用说，我自然把它紧紧地抓在手里，一刻也没松手，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只有火车司机和消防员知道我的这次过失，他们向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敢说出这件事情。如果这个包裹落在再远几英尺的地方，很可能就被水流给冲走了。要为公司忠实服务多少年才能弥补这一过失带来的影响啊，而我也不可能再得到上司的信任！（自信对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运气也很重要，否则我有可能不再被上司赏识。我从不主张对年轻人太过严厉，即使他犯了一两个可怕的错误。）我总是会想，如果在离霍里德斯伯格几英里的水流边没有找到那个丢失的包裹，我的前途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直到今天，我还能马上找到那个地点。每当我经过那条铁路线的时候，仿佛总能看见那个浅棕色的包裹躺在河岸边。它似乎在说：
“没关系，孩子！上帝会帮助你，但下不为例！”
早年，我就是反奴隶制度的坚定支持者，热情地拥护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的首次共和党国民议会，尽管当时我年龄太小还没有参加选举的资格。当那些显赫的人物走在大街上游行时，我注视着他们，对参议员威尔逊、霍尔，以及其他人充满了仰慕。后来，我为《纽约论坛周刊》组织过一个近百人的铁路员工俱乐部，偶尔会大胆地发表一些短评给大编辑贺瑞斯·格里利。为唤醒人们对这个重要的问题的重视进而行动起来，他付出了许多。
我的作品第一次被印成铅字刊登在那份自由而活跃的论坛刊物上，这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那份《纽约论坛周刊》我保存了多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任何人都会觉得遗憾，为了解放而让整个国家发动内战，这个代价太昂贵了。然而，不仅仅奴隶制需要废除，松垮的联邦体系和州政府过高的权力，也必然会阻碍或延迟建立一个稳固强大的中央政府。南方的观点有离心倾向。如今，各方都在最高法院的统治下，律师和政治家各有一半的权力，来共同作出决议是非常合理的。许多领域的统一才能使基石更加稳固，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管、公司管理以及其他部门的运作都需要在一定的标准下由一个人来统一管理。（今天，1907年7月，再次读到许多年前写的这段话时，看来就像是先见之明。这些都是时下的热点问题。）
不久以后，铁路公司建成了自己的电报线路。我们需要更多的电报操作员，他们大多数都在匹兹堡的办公室进行培训。电报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着。我们的设备几乎不够用了，必须增设新的电报部门。1859年3月11日，我派从前的同伴大卫·麦卡戈担任电报部门的主管。有人说，大卫和我首次开创了在美国铁路系统雇用年轻女性担任电报操作员的纪录，或许在其他部门也是。无论如何，我们还安排女孩们在各个部门实习，先培训，然后安排合适的职位。第一批女孩中有我的表妹玛丽亚·霍根小姐。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电报操作员，而且她那儿也相继带了好多实习生，她的办公室简直快成了一所学校。根据我们的经验，年轻的女操作员比年轻的男操作员更可靠。而且，在女性从事的所有工作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职位比当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的了！
司各特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上司，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愿意跟着他。他是我年轻时崇拜的偶像和英雄，我深受他的影响。不久，我预感他会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他后来确实得到了这一职位。在他的帮助下，我也开始学着处理一些本部门工作以外的事情。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成功处理了一个意外事件，因而得到了提升。
当时，这条铁路是单线运行的。尽管当时通过电报来控制发车并不常见，但电报调度火车常常是必需的。在当时，除了主管，没有人能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一路段，包括其他系统发布行车指令。发布电报指令在当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权宜之计，因为整个铁路系统的管理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对此人们还没有进行专门的培训。一旦发生意外，司各特先生必须连夜去事故现场指挥，疏通铁路线路。所以，他经常在早晨无法赶到办公室。
一天早晨，我到办公室时发现东部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延误了往西方向开的特快客运列车，往东行驶的客运列车在信号员的指挥下一点一点往前移。两个方向的货运列车都停在了侧轨上。当时找不到司各特先生。我终于忍不住要去管这件事，发出了“行车指令”，哪怕会有麻烦降临。“毁灭威斯敏斯特教堂事件”在我脑海中闪过。我知道，一旦出错我就会被解雇，这很丢脸，也许还要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同情货运列车上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停了一整夜了。我能搞定一切，我知道我可以。我经常帮司各特先生写指令，我知道怎么做，于是我就开始工作了。我以司各特先生的名义给出指令，调度每一列火车，我坐在机器前关注每一个信号，小心地将列车从一个车站调度到另一个车站。当司各特先生终于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开始正常运行了。他得知列车延误时，第一反应是：
“噢！事情怎么样？”
他快速走到我的边上，拿起笔开始写他的指令。我提心吊胆地说：
“司各特先生，我实在找不到您，今天早上我就以您的名义发出了这些指令。”
“运行正常了吗？从东部来的特快列车到哪儿了？”
我给他看了我刚才发出的指令信息，以及每一列在铁路线上运行的火车所在的位置，货运列车、道碴列车，所有的列车，并告诉他列车长的答复，还向他报告了不同的列车经过的站点。一切都很顺利。他看了我一会儿，我却不敢正视。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只字没说，只是把所发生的事情又细致地看了一遍，他仍然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的桌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他对我的行为既没有赞同，也没有批评。假如一切顺利，那么天下太平；如果出了一点差错，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这里。所以，这就是司各特先生的态度。但是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他早上都来得很准时了。
当然，我从没对任何人提过这件事。铁路系统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些指令不是司各特先生亲自发出的。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绝不会重复那天早上的行为，除非我得到授权。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沮丧，直到当时匹兹堡货运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卡斯先生告诉我，司各特先生在事发当晚对他讲：
“你知道我的那个长着白色头发的苏格兰小鬼都做了什么吗？”
“不知道。”
“他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就以我的名义发出了火车调度令。如果他不这么做，我就会受到惩罚了。”
“那么，他这么做是对了？”
“哦，是的，非常好。”
这下我才松了一口气。当然，这也暗示下次我还可以大胆地这么做。从那以后，司各特先生很少亲自发出行车指令了。
当时，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物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约翰·埃德加·汤姆森先生，我们的钢铁厂后来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个保守而又沉默寡言的人，仅次于格兰特将军。据我所知，格兰特将军在家里和朋友在一起时还是比较健谈的。他定期到匹兹堡来视察，走在路上，对任何人仿佛都视而不见。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拘谨完全是因为羞怯。令我惊讶的是，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他走到电报机旁和我打招呼，称我为“司各特的安迪”。后来我才得知，他听说了我调度列车的那件事。（年轻人如果能接触到更高层的任务，并得到认可和赏识，那么他人生的奋斗目标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每个有志向的孩子都应该去做一些超越他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那些能引起大人物注意的事情。）
从那以后，司各特先生有时要出门一两周，他向罗姆贝特先生申请，在他离开期间，授权我来负责这个部门。他这么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我那时才二十来岁。然而，他的要求被准许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在他外出期间一切都很顺利，只有道碴列车工作人员由于不可原谅的疏忽造成了一起事故。这起事故令我非常苦恼。我决定要执行铁路站台的所有规定，对有关人员作了调查，毫不留情地开除了主要责任者，对和事故有关的另外两个人作停职处分。司各特先生回来后对此事也进行了认真考查，有人向他提议调查和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了，但事已至此，我只得向他汇报说所有的一切都已处理妥当。我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并已作出了处罚。有人请求司各特先生重新处理这件事，但对此我坚决不同意，这事最终被压了下来。我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司各特先生是通过我的眼神，而不是通过我的言辞明白了我的态度，并表示默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