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出于反共和维护蒋家王朝的需要。蒋介石所鼓吹的“力行哲学”，就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的演绎和曲解。他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与王阳明哲学作了附和比较，得出二者一致的结论。他说：“总理所讲的‘知难行易，的知，同王阳明所讲‘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知，其为知的本体虽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学之意，完全是一致的。”这里，蒋介石目的是强调一个“行”字，即是号召中国的老百姓——“后知的人，以及不知不觉的人们，只是跟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去行，就可以节省时间，完成革命”。一句话，就是不要另外再去求知，求知是很难的，只要跟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去行就是了。对王阳明心学的倡导与颂扬，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思想，为巩固其统治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晚年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提倡“实践运动”，就是当年“力行哲学”的翻版。
王阳明心学对蒋介石思想浸淫之深不谓不大。为了表示对王阳明的尊崇，他到台湾后，将所居草山改为阳明山，在其晚年的著述中，除了反共之著，就是对王阳明哲学研究进行进一步订正的著作；甚至在给蒋经国的信中，都要教蒋经国用王阳明哲学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完成他“反共复国”的使命。
朱舜水
“近代日本的国势强盛，本来得力于明治维新；但在明治维新以前，他已建立了一种民族精神，就是所谓武士道，因为有这种精神做基础，一到明治天皇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之后，国势立刻就强盛起来了。但是他这种民族精神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这就要归功于我国学者朱舜水先生。”
（蒋介石：《军官训练团毕业学员的任务》，1950年6月27日）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号舜水，浙江余姚人。青年时代的朱舜水，目睹清军的不断入侵和明朝的衰败，怀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积极投身抗清事业。1644年，明朝灭亡，他不愿做清朝的顺民，继续抗清。1659年，朱舜水东渡日本，定居长崎。1665年，日本德川幕府宰相源光国（一名德川光国）仰慕他的才识，聘他为师，到首都江户（今东京）讲授儒学。从此朱舜水在江户、水户等地公开讲学，给日本文化以很大影响，被日本人民尊称为日本的孔夫子。
〔解读〕
1950年6月27日，为期5周的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结业，蒋介石亲临典礼作了《军官训练团毕业学员的任务》的讲话，他要求学员以此训练为契机，把日本教官的负责、服从、服务、牺牲、创造、守法等日本民族精神带回到部队中去，以养成务实的风气；紧接着，蒋介石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学者朱舜水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近代日本的国势强盛，本来得力于明治维新；但在明治维新以前，他已建立了一种民族精神，就是所谓武士道，因为有这种精神做基础，一到明治天皇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之后，国势立刻就强盛起来了。但是他这种民族精神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这就要归功于我国学者朱舜水先生。朱氏名之瑜，为明末有数的大儒。其学以存诚居敬，躬行实践为主，与王学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宗旨相同。他当时因为身膺亡国的痛苦，不愿做清朝的顺民，于是潜赴日本，志存匡复。当时日本由德川幕政府执政，首相源光国（一名德川光国）知道朱氏为我国的大儒，亲往礼聘，奉之为师。自1665年朱氏受聘之后，至1682年朱氏在日本病殁为止，前后16年之间，源光国邀集后学，虔心请教。朱氏嘉其诚笃，尽传所学。当时受教的少数优秀学者，挈取朱氏学说的基本精神，辗转施教，于是日本社会普遍感受其学说的熏陶，因而养成一种笃实践履的风气，蔚成日本当时一种强有力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明治维新的先驱……”
朱舜水主张“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认为知识应到日常生活实践中去学，学是为了用，强调“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道，贵在践履”。在他看来，一种学说有无价值，就看它是否“有关于国家政治”，是否‘能变化于民风土俗”。他认为，学术应有益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经过讲学，朱舜水把他反对虚无、反对空谈、提倡务实的思想介绍给日本，给此时玄远空疏的日本学术界注入了一股讲究实学、倡导实践、注重实行、追求实功的清新之风。水户学派就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学派，而朱舜水是这一学派的开山鼻祖。水户学派提倡大义名分，尊王抑藩，尊王抑夷（即拥护天皇驱逐洋人），这些思想都渊源于朱舜水。源光国在朱舜水的影响下，集国内贤良学士编纂《大日本史》，成为日本国民精神的指导，把尊王抑藩、忠君爱国的思想普遍输入国民意识之中，并逐渐演变成为德川末期王政复古、倒幕新政的思潮。水户学派的尊王攘夷思想，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的统一运动，到1868年，明治下令“奉还版籍”；1871年又“废藩置县”，建立统一的国家，实施维新体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为日本成为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
通过考察朱舜水和明治维新的关系，我们就会看到，蒋介石所称朱舜水是明治维新的先驱是不无道理的。通常，人们在评价明治维新之时，往往注意日本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学习，忽视中国学者对日本明治维新所起的积极作用。在这里，蒋介石从中国学者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培育这一角度分析中国文化对日本明治维新所产生的影响，称赞朱舜水是明治维新的先驱，从上述朱舜水和明治维新的关系的分析来看，是合乎实际的公允的评价。
蒋介石强调中国学者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其真实意图正如他给军官训练团学员所讲：“今天我国情势，恰好像从前日本一样，我们有很多学间，必须向日本教官请教了。这次军官训练团正式聘请日本教官来训练你们，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步源光国的先例，学得日本教官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不辜负开设本团的苦心了。”
王夫子
“王船山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理尽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天下人心；凡所言行，皆切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儒家正学。其孤忠劲节，尤堪为后世楷模。”
（蒋介石：《对中国船山学会颁词》1972年7月30日）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峣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的石船山，故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王船山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622年到1644年，即在26岁以前主要为读书和科举求仕阶段。从1645年到1657年，即在39岁以前主要从事抗清斗争。他的后半生，即隐居深山潜心著述，总结和批判理学。其一生著述颇丰，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闻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解读〕
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崇尚有加，他的思想受王阳明、朱熹的影响甚深，尤其推崇所谓“正学”的宋明理学。但王夫之恰恰是宋明理学的竭力批判者。
从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总危机的大爆发，明末农民战争及明清王朝更迭中的社会大动荡，统治思想界500多年的宋明理学，受到了从李贽开其端，方以智，黄宗羲及同时代南北崛起的思想家的猛烈批判。王夫之是这一批判思潮中的卓越代表，他们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历史责任感，对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如他们“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的变化观，驳斥了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不动的“太极”产生阴阳动静的形而上学观，并以事物内部的矛盾中去理解运动，否定了周、朱所坚持的外因论；在道器论这一理学的重要问题上，和理学的道器论相对立，提出“道寓于器以起用”的道器论，驳斥了宋明理学“道在虚”“道在寂”的观点；在知行问题这一理学家感兴趣的论题上，王夫之的知行观与理学家的相异处，就是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程朱一派理学家把知与行割裂开，堵塞了知识的来源，进而批判了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腐朽学风；在人性问题上，他把人性看做是一个后天发展的过程，反对先验的，不变的人性观点，在理欲问题这一宋明理学的又一重要命题方面，王夫之明确地反对“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提出理欲一致的观点，并把理欲统一的落脚点归结为“自然”。
王夫之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同时，也提倡“正学”，只是他认为儒家思想在孔子去世后就逐步变质，真儒变成伪儒。“六经责我开生面”正反映了其复兴儒学的动机和初衷。在蒋介石眼里，王夫之的学说是“正学”，这应是蒋推崇王夫之的前提。同时，王夫之强调“行”的观点，也多少印证了蒋所标榜的“力行哲学”；而王把忠、孝、仁、义置于儒家学术的首位，更是蒋介石建立其独裁统治所需要的。
蒋介石这样来评价王夫之：
王船山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理尽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天下人心；凡所言行，皆切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儒家正学。其孤忠劲节，尤堪为后世楷模。
这里尤为注意“孤忠劲节”一句，这指的是1648年王夫子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后因弹劾权奸，险遭残害，逃回湖南。1652年李定国率大军反攻，恢复衡州，招请王夫之，他不愿做清朝臣民，又进退萦回，终于未去，隐伏湖南一带。蒋介石素来特别看重“气节”，这当然应成为其推崇王夫之的又一原因。
黄宗羲
“我们现在要提倡民权与民主思想，如果我们将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与卢梭的《民约论》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的政治哲学，比之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洋政治哲学，要切实而伟大……但我们一般研究政治哲学的人，就只知道后出的卢梭的《民约论》，而不知道在卢梭以前一百年，还有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