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
“凡自称尊重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重与信仰皆为不诚！”
（《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第37页）
〔邵力子〕（1880—1967）又名闻泰，字仲辉。浙江绍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早年创办报纸宣传反清革命和民主思想。1924年—1936年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抗战爆发后，曾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49年4月，与张治中等组成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举行和谈，和谈破裂后，留居北京。随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是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中苏友协副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当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解读〕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之后再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4日，蒋又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很快，邵力子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总司令部秘书长，这以后，邵和陈布雷等一起为蒋介石起草文稿，在匡扶蒋介石于新军阀混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1年春以后，邵力子逐渐萌生辞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的念头。跟着蒋介石作了几年秘书长，他觉得自己与蒋很多地方越来越不合拍了。蒋介石用人的条件，要么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教官，要么是浙江同乡。邵力子对此看不惯，他曾一再向蒋提出要“开诚布公，用天下人才，办天下大事。不能自分略域，示人不广。”可蒋介石却骂他“太老实了，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蒋介石加紧剿共，邵力子也很反感，他提出意见，也被蒋训斥。“九·一八”事变后，他公开发表谈话，以为国民党中央应引咎自责，自我检讨，主张不打内战，准备抗日，但却又被蒋骂了一通。邵力子几次向蒋提出辞职，蒋感觉邵虽对自己忠心，但太好提意见了，遂对邵说：“力子先生帮了我几年，现在你年纪大了，有机会我推荐你去做地方官。”
是年年底，蒋介石委任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1933年4月，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张学良活捉蒋介石的同时，杨虎城也把西安城里的邵力子等在省政府和中央大会拘禁起来。
邵被带到杨虎城处。10时左右，张学良来找邵，说：“邵主席受惊了，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对蒋委员长‘兵谏’，要求抗日救国。现在蒋委员长已到新城大楼，一定要促他反省，保证他的安全……目前最重要的是劝蒋接受抗日的要求，我们是愿意接受委员长的领导的。但他现在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请您去劝。”
于是邵力子在杨虎城侍卫营长的陪同下去见蒋，没有什么实质性效果。第二天上午邵力子受张学良之托劝蒋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并说：“委员长请稍息怒气，使汉卿得尽所言，汉卿的话也绝非全无可采之处。”蒋听此很不满，拿出领袖的架子讽刺说：“凡自称尊重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仅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重与信仰皆为不诚！”邵力子知道蒋开始怀疑自己了。
这时邵并无活动自由，出来见张，只能劝张、杨都耐心工作，务必达到“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目的。第三天蒋介石的洋顾问端纳来西安，蒋移居高宅。邵力子后来写到：“关于蒋移居的事，我心中有些疑怪，为什么张本人坚请，我又代张力劝，蒋都坚决拒绝，只隔了一天，而蒋即听端纳的话接受移居呢？”
陶希圣
“知我心者，陶希圣也。”
（张希贤等编著：《蒋介石和他的六个秘书》第16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54年）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1922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宣传处长，《党军日报》主编，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是年底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并执教于复旦大学。1931年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7年任国防参议会参议。1938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是年12月参与汪的投降叛国活动。1940年初在香港披露汪伪与日本签订的密约内容。1942年初返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次年任《中央日报》总主笔。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底退往台湾，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1988年6月在台北病死。著有《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政治思想》等。
〔解读〕
陶希圣，这位学业优秀于1922年毕业的北大学生，凭其深厚的史学、法学功底和“锦绣文章，字字珠玑”，曾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名噪一时，并深受“纯谨儒者”陈布雷的青睐，1937年陶希圣脱离学界，正式步入政坛，侧身国防参议会。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陶希圣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自此，陶希圣一头栽进“低调俱乐部”，和汪伪集团一起和弦了一曲媚日的调子。也许是缘于重庆中统特务的策动，也许是他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来，但他确实感到汉奸这顶帽子的分量。1940年初，陶脱离汪精卫集团，逃抵香港，揭发了日汪密约，表现出“迷途知返”，“反戈一击”的姿态。
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陶希圣已难再寓居香港，乃经桂林重返战时的陪都重庆。1942年初春，蒋介石突然任命陶希圣为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加以重用。这在重庆的高层政治圈中，引人注意。
陶希圣进侍从室不久，便有一名叫何兹全的学生，一位专攻历史的学者力图劝他旧日的老师，不要待在侍从室为蒋捉刀，最好回到大学去教书，继续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做学者而不做政客。
陶希圣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今天能够进到侍从室，使原来要骂我、打击我的人，现在也得说上两句恭维话了。如果我陶某到一个什么大学去教书，那人人都会踩上我几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大汉奸！”
蒋介石不避嫌疑，让陶当第五组组长，有他的用意。侍从室第五组原是专为蒋研究外交、内政、军事和经济等大事的重要机构，组内储备着一批颇有才干的智慧人物，犹如一个国策设计组。但到后来，这些储备人才受蒋器重，陆续被派出去担任各方面的要职，于是几经变动，第五组逐渐成了陈布雷撰写蒋介石文告的辅助班子。
其时，蒋踌躇满志，正欲将自己思考成熟的一篇腹稿整理成书，主要的用意有两点：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直接参战，日本战败势头渐露端倪，因而蒋介石要亲自勾画出一幅战后重建中国的宏图；二是其时美英两大国已告知中国政府，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特权，并重订平等条约。这便使蒋介石感到国父孙中山的遗愿终于在他统治期内得以实现，中国的命运从此可展开新的一页。所以他在《中国之命运》出书前夕，也即中美及中英新约签订（1943年1月11日）之时，发表文告，不无自豪地说：“我国自清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蒋原拟该书由陈布雷执笔，但陈身体不好，每天的日常工作应接不暇，陈便向蒋推荐了陶希圣，蒋也认为除了陈布雷之外，也许只有陶希圣能写成此书，从这个考虑出发，蒋也就决定调陶到侍从室了。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要旨，正是按照这两方面由陶希圣作了充分的发挥；而书名也以孙中山“国家之命运在国民之自觉”这句名言而援用的。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完整地表达了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和对内外政策，从理论上更加完备了中国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蒋介石阅罢，击案叫好，对陈布雷说：“布雷，知我心者陶希圣也。你没有枉荐此人。”
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于1943年3月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了。通篇成书仅花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
张冲
“赴义至勇，重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
（张令澳：《侍从室回忆录》，第7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张冲〕（1904—1941）字淮南。浙江乐清人。1923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转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在东北秘密开展国民党工作。1923年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特派员，后调南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193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奉蒋命在南京、上海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会谈合作抗日事宜。1937年3月参加庐山国共两党最高级谈判。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兼行蒋介石俄文翻译。参与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来往甚密，为维护两党团结抗日奔走、努力。1941年3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年8月在重庆病逝。
〔解读〕
“九·一八”事变前后，“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然而日本对于蒋介石的媚外妥协根本不予理会，反而加快侵略步骤，由关外而关内，由鲸吞东北三省到再想一口吃掉华北。蒋介石也逐步对日本采取较明显的对抗，决心“死里求生”，在积极备战的同时，急于改变对苏联、中共的政策。这个过程中，张冲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张冲熟谙俄语，通晓苏联事务。早在1934年奉陈立夫之命去德、意及苏联作了一次详尽的考察，他认为苏联已决定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在远东的对策也将以联蒋抗日代替以往的助共反蒋，遂建议政府要积极领导抗战，以赢得人民的拥护和国际上的同情，苏联一定会援助中国；从中苏两国在远东利益一致出发，同苏联商谈建立两国对日军事同盟。这一计划得到蒋介石的默许，次年张冲与陈立夫赴欧进行漫游考查并等待苏联的答复，由于苏联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半年之后，为了打通国共谈判的渠道，张冲受陈立夫之托在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寻找“伍豪”（周恩来化名）的寻人启事。经过一番周折，周恩来、潘汉年和张冲取得了联系。6月，张冲随即邀请周恩来、潘汉年去莫干山，同正在那里休养的蒋介石面谈合作抗日的一些具体事宜。以后潘汉年与张冲保持单线联系。10月19日，双方就蒋介石的要求及中共的态度进行会谈，亮出了合作条件，取得了一定的谅解，为以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但为了避免使日本方面生疑，国共两党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的方式，此时的张冲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成为蒋同延安及莫斯科联络的专使了。
1937年2月，中共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三中全会对此进行了讨论，初步通过了一项与中共提议相合的决议。4月底，张冲奉命飞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进一步深入讨论实现两党一致抗日的各项具体问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进而大举进攻上海，国民政府乃于8月14日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全面抗战终于爆发。这一年的9月1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国共合作的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
为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年的11月，国民政府派以杨杰为团长、张冲为副团长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碍于当时苏日关系，此行不称“军事代表团”，而冠以“实业考察团”作掩护。
在1935年，斯大林还不愿同中国订立军事同盟条约，致使陈立夫、张冲未能去莫斯科，但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军队可牵制日军的主要力量，减轻对苏联的压力，因而十分重视中国的抗战。1937年8月21日，全国抗战一星期后，两国即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这次中国实业代表团到达苏联后，斯大林又在11月12日单独接见了张冲，谈话从下午7时半至午夜12时。以往即使是驻苏大使，有要事也只能和外交部打交道，难以见到斯大林，从中可见斯大林之重视。
斯大林表示，苏联对日作战的时机尚未成熟，但他理解中国目前独立抗日的难难处境，希望中国政府能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至于中国急需的各类作战物资，苏联保证继续给予支援，供应量随形势发展而扩大，接着又谈了不少援助项目。
从苏联回来以后，张冲被任命为军事苏联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1938年，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从这时开始张冲的身份完全公开，他不但继续从事国民党和中共的联络工作，而且又担负起协调对苏关系和处理军援的重要任务。在处理这些事务方面，张冲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这一年，经他建议，在武汉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协会请孙科担任会长，陈立夫为副会长，张冲自己则充任协会理事长兼总干事，不久协会开办了俄文专修学校，张冲又担任了校长一职。俄文专修学校为抗战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俄文人才。他还亲自出面，联络国共双方的一些重要会议，协调两党抗日决策。
张冲跟中共人士来往密切，尤其与周恩来私交甚深，但这并不能影响其对国民党的忠诚和蒋介石对他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