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
“迟疑不决，坐失良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1）第62页）
〔卫立煌〕（1896—1960）安徽合肥人。行伍出身。1929年任国民党第45师师长，1931年起任第14军军长。曾在蒋介石指挥下，率部进攻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初期，先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辕（驻沈阳）司令长官。沈阳解放前，他逃至南京，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获释出走香港。1955年3月回到北京。不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在北京逝世。
〔解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阴谋发动内战，蒋介石及陈诚等人声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卫立煌主张国共之间的争执及八路军改编都应以政治谈判来解决，与内战叫嚣格格不入。翌年春，卫由重庆回南京。不久，内战烽火四起，卫态度消极，深居简出，筹谋出国。11月，卫偕韩权华启程赴美，考察军事，历时半年；又继续在欧洲英、法、联邦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参观考察。他深为国内战事日剧而焦虑，在欧洲曾让亲友通过法国共产党人与延安联系，表示愿为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和平进行合作。回国途中，他还参观中东各国，直至1947年秋返抵上海。
1947年10月初，卫立煌结束了他的十国旅行之后飞抵上海。蒋介石随即召见他面谈，问卫对东北局势有什么看法，接着又要国防部作战厅主任向卫介绍东北的情况。不久，蒋介石又通知卫出席军事会议，告诉卫准备成立东北、华北、华东“剿总”，想任卫为东北“剿总”司令。卫立刻回答，辞修（陈诚）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却说：他要是能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会后，卫回到家，正想找一些旧部商量推却办法，总参谋长顾祝同和蒋介石首席智囊张群接踵而至，力劝卫就任新职。随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声泪俱下来请求卫去东北，好让她丈夫回上海“治病”。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并在报上公开发表。卫不得已，只好于21日飞抵沈阳。
卫进入东北之后，即着手收拢部队，集中兵力，固守要点，稳定局势，并注意对部队补充整训。他对解放军继续进行的冬季攻势采取稳重态度，尽管解放军攻击新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将领一再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附近不动。他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5月初，蒋介石决心要撤退沈阳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秘密通知卫，并要卫到南京面商。卫认为，东北解放军主力现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监视沈阳与长春部队的行动，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层层截断，分别包围被歼的危险。他对廖耀湘说：如果要撤退沈阳主力，应“先多派几个军到锦州来，向东打通锦沈交通，沈阳部队西去与东进的部队会师，再一同北上。把长春被围的部队拉出来，然后才能议撤退。”但他又怕与蒋介石当面发生摩擦，乃派廖耀湘和参谋赵家骧代他到南京见蒋。廖将卫的意见向蒋汇报后，蒋同意“沈阳主力行动可稍微推迟一个时候，但必须立即准备好，待抽调的军队到达后，即开始行动。”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突然奔袭北宁线。24日，蒋介石急调卫立煌至南京接受任务：即以沈阳主力直出辽西径解锦州之围，并夹击锦州地区的解放军。卫去南京路过北平时对傅作义说：“蒋先生听说有先入为主的习惯。他对东北的指挥，在兵法上犯了三大忌。兵法上说，勿以三军重而轻敌，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这三个忌，蒋先生都犯了。我到南京后，若蒋先生坚持原见，不听东北将领的一致意见，那么必败灭无疑。”到南京后，卫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主张应候关内增援部队径解锦州之围后渡大陵河、出沟帮子，向辽西地区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蒋不采纳卫的意见，要他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卫含糊其辞地推脱说：回去与负责将领仔细商量后再作处置。蒋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同到沈阳，监督他执行命令。
卫立煌回到沈阳后，顾祝同催促他执行沈阳主力出辽西解锦州之围的计划。卫愤然地说：“我宁愿不干，也绝不愿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顾说：“这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这时卫生气地打赌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俩打个赌，划十字。”顾、卫争执后，顾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卫不执行命令的情况。蒋便于10月3日亲飞沈阳，大骂东北高级将领不想打仗，然后撇开卫立煌，直接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组织机动兵团出击。
10月15日，锦州解放，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众被俘。被围困年余的长春守军闻知，军心顿散，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余者跟着投降，长春宣告解放。此时，蒋介石依然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廖耀湘兵团加速向锦州前进。10月下旬，廖兵团被歼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
廖兵团被歼，沈阳岌岌可危。当解放军即将进攻市区时，卫立煌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然地端坐于总司令部，直到10月30日，蒋才派飞机把他接走。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于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良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携眷属离北平经上海至广州，但被拦阻而返回南京受软禁。卫在苦闷之中恍悟自己误随蒋介石20多年，决心与其断绝关系。1949年1月蒋下野，卫于春节日离南京，到香港寓居，闭门阅读各种书刊。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来游说卫去台湾，卫均婉拒。
郭汝栋
“节义可风。”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7）第301页）
〔郭汝栋〕（1889—1952）字松元。四川省铜梁县人。陆军上将。先后担任川鄂边防军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第四十三军军长，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居住，后又迁往成都。成都解放后，改名为“郭浩”，隐居起来。1952年在成都病逝。
〔解读〕
郭汝栋自1913年从四川军速成学堂毕业加入川军后，虽升至军长，但经多年军阀混战，深感军阀间的尔虞我诈，于是决定追随蒋介石。
1930年蒋阎冯大战，湖北、湖南空虚，蒋介石调郭汝栋到鄂西驻防，以稳定后方。
郭汝栋部开到湖北以后，先驻防在宜昌一带，蒋阎冯大战中，蒋介石把在湖北的部队都调平汉路驻马店前线，郭汝栋部就逐渐被调东移到黄冈、广济一带。这时，恰好桂系和张发奎部队攻下湖南岳阳，派人煽动郭汝栋反蒋，郭表示不同意。部将肖毅肃则极力怂恿郭反蒋，并对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可以独断专行。”
郭汝栋听到后，马上写亲笔信给肖的两个团长，指示要有自己的亲笔信，部队才许开动。不久张发奎退走，郭深感肖毅肃轻率，怕其误事，就任肖为参谋长，夺去其兵权。
这年初夏时节，郭汝栋的第一团被分派到平汉路上的花园、广水一带护路，部队分散在各个车站。一个晚上，曾任地下党平汉路方面交通员、已脱离二十军的袁镜铭，潜来第三营密见郭汝瑰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要第三营为内应，配合游击队进行“兵暴”。当时中共党内处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时期，结果第三营反被自己人消灭了大半，共产党员、第十连连长李惠元被乱枪打死，营长郭汝瑰被击中胸部，住进日本人的同仁医院。
蒋介石对郭汝栋部队发生的事情非常震惊，于是设法将郭部中的共产党员清除，便派亲信曾扩情以四川同乡的身份与郭拉关系，两人函电往返不绝，对他施加压力，要郭将部队里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郭汝栋军的政治部主任胡陈杰是至关紧要的人物，曾扩情压迫郭更换政治部主任。而由陈孟熙等一批亲蒋的黄埔学生来主持政治部。于是所有政治部的共产党员都无法容身，要求离开郭部，郭汝栋都“礼送”离职。
1930年6月，贺龙率领湘鄂边的红四军和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在红二军团的领导下，鄂西地区除少数县为国民党占据外，其余都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组织了游击队、赤卫队等工农武装组织，形成了三结合的斗争体制。此时，国内的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开始“剿共”，洪湖地区以郭汝栋部为主来进行。在作战中，郭汝栋虽然取得了几次小胜利，但他采取“你不补充，我不消耗”，“追而不击，埋锅造饭”的办法去应付蒋介石。有一次，郭汝栋率部追击红军，前卫报告追上了红军，郭汝栋下令：“埋锅造饭，吃饱了打共产党。”这时，郭汝栋的堂弟、无线电排长郭汝瑚感到奇怪，就问道：“你天天喊追共产党，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郭汝栋拉其到旁边说：“我一无补给场所，二无野战医院，打下来伤兵往哪里送？枪弹哪里去补充？”
不久，郭汝栋部接收国民党中央各军事学校分派一批川籍毕业学生到该部任职，在补充了部分兵员，配换了一些武器装备后，编入陆军建制。郭汝栋被任为陆军第四十三军军长，肖毅肃为军参谋长，下辖第二十六师，师长为刘雨卿。1936年8月，第二十六师在贵州都均、独山一带围堵中央红军之后，驻防黔南。
1937年8月初，淞沪抗战爆发后，第二十六师请缨抗战，不久该师从都匀出发，徒步行军翻山越岭，出贵州境后，乘船沿长江向上海进发，随后沿浏河、蕴藻浜到大场一线布防，与友军杨森部队协同对日作战。在大场一线战役中，全师苦战七昼夜，4个团长，2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换防以后，全师仅剩下600来人。此次战役后，军长郭汝栋因患喉疾辞职，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从此，第四十三军军部不复存在，第二十六师成为一个独立师，这支部队直属第三战区，为战区预备队。1939年春，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全国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作战得失时宣布：参加上海抗击日军的部队，共有七十多个师，其中陆军第二卜六师的战绩是最优的五个师之一。
26师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先后参加大场血战、反攻南昌、上高之战、奇袭绍兴、衢州之战等，均英勇以赴，累建功勋，以致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一位高级幕僚说：“二十六师在第一线担任守备，你放心睡觉好了。”日军称之为“国民党旁系有力部队”。
郭汝栋挂名军事参议院参议后，回到四川重庆，于老家铜梁寓居。这一时期，郭汝栋常在铜梁“龙潭虎穴”小住。蒋介石曾特派人送去亲笔题写“节义可风”一匾，以示慰问。
贺耀祖
“你连老婆都管不住，又如何当市长呢？”
（张令澳：《侍从室回忆录》第22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贺耀祖〕（1890—1961）字贵严。湖南宁乡人。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司令、参军长、行营主任、驻土耳其公使、甘肃省政府代主席、重庆市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大陆解放前夕拒往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
〔解读〕
贺耀祖是北伐战争时期，从湘军中崛起的主要将领。在其后的国民党内江中，倒向蒋介石一边，为蒋顺利地控制局势，成立南京的国民政府，造成以后武汉政府的分化与崩溃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受到蒋的提拔和重用。
1928年5月，在继续北伐的途中，发生了“济南惨案”。贺耀祖负责当时济南的卫戍任务，对日本军队的无理攻击予以了抵抗。由于蒋介石采取一味的退让方针，造成军民遭受日军屠杀的惨案。蒋却将全部责任推到贺的身上，撤销了贺的职务。中原大战时，蒋曾允诺让贺主持湘政，但又中途变卦，这使贺十分生气。
1934年冬，有一天，蒋介石忽然召见贺耀祖，欲请贺去当驻土耳其公使。蒋忽动此念自有他的用意，他听说贺在南京某医院时结识了一位护士倪斐君，二人感情很好，而贺当时又有不少家庭间的烦恼，因此，蒋想叫他带着倪斐君出国换换环境，排遣心中的苦恼，以示他关怀老部下，同时使他多年来对贺的歉疚之心，多少得以释怀。
贺耀祖担任土耳其公使，倪斐君以随员名义携同前往。贺任满回国后，两人结为夫妻。
1936年底，贺耀祖被派任西安行营副主任、甘肃省代理主席。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实现，中共派谢觉哉前往兰州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贺与谢旧谊颇笃，所以谢到兰州后，各方都得到贺的支持。兰州又是当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兰新（疆）公路终点站，贺在处理中苏关系和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常接受谢觉哉的建议；贺并应谢的要求，设法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干部；又向顾祝同要求解决八路军西北部队的补充给养问题。此番种种，蒋后来渐有所闻，1939年即调贺到重庆担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1940年4月，蒋又调贺为侍一处主任。起初蒋对他尚还信任，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蒋认为贺已不可靠。那是在1942年11月，一架苏联运输机满载药品准备飞往延安，要求军委会放行。贺认为事关抢救八路军伤病员的急救药品，不能耽搁，乃未向蒋请示，以侍从室主任名义同意该机去延安。蒋获悉后大为震怒，认为贺竟敢擅权处理，不能容忍。而此前蒋又从中统、军统的密报中得悉倪斐君系共产党员，平日常去八路军办事处，且与何香凝、邓颖超、宋庆龄等有来往，因此感到贺再不宜呆在侍从室，亦不宜兼任军职了。但考虑到贺的资历及与蒋的关系，蒋一时还不能贸然地将他推向一边。这时，正巧发生了重庆校场口大隧道窒息死亡惨案，市长吴国桢为此被撤职。于是蒋乃派贺耀祖去接任重庆市长。这样，既能不露破绽地维持蒋贺间的关系，又可在自己眼皮下看贺如何收拾陪都这个屡遭日机轰炸的烂摊子。
贺担任重庆市长后不久，抗战胜利了。为了国共和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从延安来重庆。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曾去看望过贺耀祖，贺设家宴招待了毛、周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时为贺夫人的倪斐君，因平日常以市长夫人身份作掩护，多次参与重庆的进步活动，为避蒋的猜疑，贺不要她在此次宴会上露面。席间，双方谈笑融洽，也加深了贺对中共领导人的认识。
但蒋对倪斐君的活动是有知的。一次他碰到贺耀祖，言谈中曾说：“你连老婆都管不住，又如何当市长呢？”贺明白这是蒋对他的挖苦，加上抗战胜利后又将还都南京，考虑再三，决定辞去重庆市长之职。
钱大钧
“钱大钧贪污成性，不足道也。”
（《蒋介石详传》，第1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