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殿”，即朝王殿，现为省政府院内“中山堂”。是肃王发布政令、举行典礼的殿堂。该殿为七架梁双坡悬山顶套前厅四檩卷棚顶结构，琉璃瓦屋面。
“凝熙园”是肃王和妃嫔游息之处。据《重修皋兰县志》载：“凝熙园俗名山子石，在城内东北隅，方广里许，明肃藩置。”园中蓄水成湖，锈石堆山，因假山形状多呈“山”字形，故名“山子石”。山上、洞中塑众多绘身佛像，形象生动，端庄可观。园内还建有“凝熙观”、“雷祖殿”、“玉皇阁”、“斗母宫”、“栖云桥”等寺观庙宇，并建各式亭台楼榭，这些建筑或耸立于繁花茂木之中，或点缀于镜湖涌泉之旁，高堂广厦，幽径洞府，造就了古兰州的园林之最。
凝熙园之北为肃府北围墙，为兰州旧城北城垣的一段，城墙顶上建拂云楼。楼为歇山顶二层木楼阁，“通柱造”结构，各层均明柱廊，楼西原立石碑两通，其中一通刻有肃王草书七律一首，因碑上留有肃王妃颜氏等触碑自尽的血迹，成为日后知名的“碧血碑”，此碑现立于金天观院内。拂云楼原名“源远楼”，登楼可遥望白塔、俯瞰黄河。王府建筑制度严谨，气势恢宏，为西北藩王府之最。
鲁土司衙门建筑群位于永登县西侧大通河东岸连城镇连城村。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建，宣德、嘉靖年间增修，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扩建，由中部衙门、西部妙因寺、东部官园三大部分26个单体建筑组成。
鲁土司衙门建筑群的单体建筑主要有砖砌照壁、木牌楼、衙门大门、仪门、大堂、燕喜堂、祖先堂、大库房、如意门、朝阳门、前院厢房、中院厢房、后院厢房、神堂院配楼、衙门官园，妙因寺、妙因寺山门、鹰王殿、金刚殿、万岁殿、德尔经堂、塔儿殿、古龙官殿、大经堂、禅僧殿、僧舍等。
砖砌照壁，位于鲁土司衙门最南端，水磨青砖白灰丝缝砌筑，高6．39米，宽20．1米，厚1．24米。仿木结构房檐，筒瓦铺设双坡硬山照壁顶。木构牌楼为鲁土司衙门标志性建筑，由中间大牌楼和两侧小牌楼组合而成，平面呈一字形布局。仪门两侧各建青瓦悬山顶双扇小门一座，右为“生门”，左为“绝门”；大堂，为衙门的审案堂，平面呈“凸”字形，由五间硬山顶前伸三间卷棚顶的前厅组合而成。燕喜堂，位于大堂之后，为鲁土司接待宾客的殿堂。祖先堂，为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朝政府赐予一世土司脱欢之妻马氏“建楼七楹”的原址，用以供奉历代祖先遗像，举行各种祭祀仪式，建筑制式具有宋、元风格。
官园位于衙门建筑群东侧，占地约4000平方米。为土司家族游息之处，园内原有的书房、衣库、寝宫、亭台、假山、水榭等多处辅助建筑及景点，衬以古树名木、繁花异草。今官园面积大为缩减，园内也仅剩建筑精良的绿照亭和通高8．9米的八卦亭。此外，还有从鲁土司家冢移来的石俑、石马、石羊等石像数座，安放于绿照亭之后。
妙因寺位于衙门西侧，为鲁土司家族的家寺。原名大通寺，为甘青一带著名的喇嘛教寺院。寺内有鹰王殿、科拉殿、万岁殿等建筑，建筑精良，气势恢弘，砖雕、彩绘工巧，塑像、壁画精美，与土司衙门一体，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土司有文武之分。永登连城鲁姓土司是武职土司，是明、清时期甘、青边境地区较有势力和影响的土司，其管辖区域包括今永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红古区、青海省民和县、乐都县等地。土司始祖脱欢，蒙古族人，世祖忽必烈之孙，受封师武定王，明洪武四年（1371年）降明，封甘肃庄浪卫（今永登县西）连城土司。明永乐九年（1412年），敕赐三世土司什伽鲁姓。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土归流，废止土司制度，从而结束了鲁氏土司558年的统治。
鲁土司衙门建筑群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现存建筑基本按清工部营造法式营建，各单体建筑均为砖木结构，建筑群布局严谨，宏伟壮观，建筑细部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总体设计别具匠心。整个衙门建筑由南向北依次抬高，各院院门直线贯通，越进越高，越进越深，烘托出衙门的高大、威严；建筑装饰融入藏式风格，形成了浓郁的汉藏建筑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域特色。1962年和1981年先后两次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塔寺建于兰州黄河北岸白塔山顶，为佛教寺院，明正统十三年重建，名白塔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扩建，更名慈恩寺。寺院平面呈南、北向，中轴线对称布局。白塔寺白塔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面七级，高17米，形制奇特，由塔基、须弥座、覆钵塔身、楼阁塔身、塔刹组成。5米见方方形砖塔基，上为正八角形复式须弥座。须弥座上为覆钵式塔身，该塔身及须弥座均具藏传佛塔特征。覆钵塔身顶部又是一层须弥座，下接覆钵塔身，上承楼阁塔身。
楼阁塔身七层，每层塔身均为叠涩砖挑檐。四面开小佛龛，龛内塑佛像。塔檐八角均悬铁铃。塔为实心砖砌，通体白垩，下筑花座，上覆绿顶，集藏传佛塔与中原佛塔之特征为一体。塔正北为塔寺正殿准提菩萨殿，面阔三间9米，进深8米，明代大木结构大式做法。中轴线两侧为厢房，三楹出梢悬山顶。厢房南端接钟鼓廊房，存放青铜钟、象皮鼓，加上院内紫荆树，被称为白塔寺镇山三宝。
寻求精神寄托，推进宗教文化
明代以前，兰州地区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宗教建筑也不是很多，见于史册而较为有名的仅有唐代始建、元代重修的庄严寺，唐太宗贞观中敕建、金代重修的普照寺，唐贞观九年高昌国王麴文泰捐资，以他的名义创建的嘉福寺，其中的庄严寺以塑绝、书绝、画绝著称于世。另有南宋始建的府城隍庙、宋代在城东大街建的东华观以及兴隆山建的一些宗教建筑等。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规模最大。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既具有宗教的一般性特征，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渊源与神仙世界的构造上同传统的哲学流派、哲学思想以及传说、神话息息相通。神仙思想是道教的中心思想。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明代初期和前半期的君王大都崇信道教，受其影响，各地藩王、地方官员、士子也往往崇信道教，兰州地区的道教也十分兴盛，修建了不少的宫观，不仅数量多，而且建造规模大，建筑得富丽堂皇。如肃庄王和他的幕僚们规划设计修建的金天观，迎道教高士孙碧云真人入观主持，其建筑宏伟，规模宏大，为西北最大的道观之一。
金天观位于西津路南侧，雷坛河西畔。占地3996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唐称云峰寺，宋为九阳观。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肃庄王重修，迎孙碧云真人入观主持。后多次增修重建。由东组文昌宫、阿公祠、魁星阁、过厅、现大门；中组九天门、雷祖殿、三清殿、玉皇殿、混元阁；西组华祖庙、三官殿、道姑庵等三组建筑构成。
山门在东南角，坐西向东，为三间牌坊，上书金天观三字，后移至北端临街，改枋上“金天观”题额为“兰州市工人文化宫”。混元阁也称老子殿，建于明初，位于观西北九阳山顶，北临牡丹池，南接玉皇殿。殿内原塑老子像。玉皇殿位于混元阁南下方，明初建，由三间歇山正殿、两侧各三间悬山顶配殿及正殿明间前歇山卷棚顶前厅组合构成，结构较为奇特。殿内塑玉帝等像。三清殿又称无极殿，位于玉皇殿南，内供三清，东、西两侧接庑廊。雷祖殿建于明初，为雷坛之正殿。殿内侍奉雷祖及十大雷神，其东西两侧为配殿，东为法祖堂，西为天师堂，院中设檄雷之坛，并立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今俱无存。九天门为金天观南门，左右衔接长廊，门前左为真武祠，右为元坛祠。东、西长廊位于三清殿至九天门之间，各二十一楹。廊内原有明代画家所绘《金阙玄元太上老君应化图》，“**********”时期被毁。金天观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中后期，封建统治思想支柱是儒家思想，视道教为异端，但又强调“神道设教”以助教化，又吸收道教某些思想来充实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故明朝中后期，上层道教虽然逐渐衰微，然地方民间道教仍然十分盛行。如兰州屡次修建城隍庙、关帝庙、玄武庙等。
明代的多数君王是崇信佛教的，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更是如此。
受其影响，民间及各地藩王和地方官员、士人在君王崇信佛教时也多改而信佛，兰州地区建于今中山路南的广福寺、建于七里河孙家台的兴远寺、建于五泉山的崇庆寺、建于五泉山东岩的千佛阁、建于旧城东关的白衣寺、建于白塔山的白塔寺、建于永登红城镇的感恩寺、建于永登连城镇的妙因寺等都是明代所建。其中兴远寺为藏传佛教寺院，妙因寺为甘青一带著名的喇嘛教寺院。
白衣寺旧址位于庆阳路（旧城东关），明肃王建，万历、崇祯及清道光、咸丰间多次重修。原有单体建筑10座，中轴线对称布局，包括山门、土地祠、伽蓝祠、白衣菩萨殿、多子塔、送子将军祠、旃檀神王祠，送子催生三慈母宫、眼光痘疹三慈母宫、文昌阁。今仅存多子塔、白衣菩萨殿（土地祠、伽蓝祠遗迹因易建铁柱宫“享殿”而拆除）。塔院遗址现占地4000余平方米，196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由兰州市博物馆保护、使用。白衣寺塔为八角13层实心砖塔，总高25．70米。由塔基、须弥座、塔身组成，均为喇嘛塔样式。
大佛寺也称感恩寺，位于永登县红城镇永安村，为明弘治五年（1492年），连城五世土司鲁麟为其父母而建，明孝宗赐名感恩寺。清咸丰八年（1858年）重修，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寺院坐北面南，占地2596平方米。院内建筑布局为中轴线对称排列。由南向北依次建有山门、碑殿、力士殿、天王殿、大佛殿等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建有菩萨殿、护法殿、厢房。山门为砖木结构牌楼。碑殿俗称碑亭，全殿绘具有民族宗教特色的青绿彩画。力士殿内塑力士两尊，墙面绘《菩萨三十二感应图》、《生死六道轮回图》等壁画。天王殿内塑四大天王像。大佛殿为大佛寺正殿，殿厅顶设天花、藻井，上绘佛教图案。正厅塑接引、燃灯、准提菩萨像；礼拜道内塑小佛像88尊，并塑有《西游记》等佛教故事。护法殿位于天王殿、大佛殿之间，与菩萨殿相对而建，西侧护法殿内塑千手千眼佛、牛面人身护法神，东侧菩萨殿内塑观音、文殊、普贤菩萨像。寺内原各殿均有明弘治六年（1493年）绘制精美壁画及书法艺术。
清代是继明代以后兰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多民族的杂合文化基本定型，兰州士人群体、士人文化和民间文化、宗教文化等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兰州作为甘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西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被先后确立后，兰州地区的士人文化便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
西北中心 搭建发展平台
清代，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国家的统一得到了加强，国家版图最后稳定，“大一统”的局面真正形成。清朝成功的民族政策，强大的军事力量，彻底结束了以往多个政权在兰州地区对峙的局面。由于蒙古族人的留住、回族人口的扩大、满族人的入兰，加上兰州地区原有的众多民族，经过数百年的错居杂处，交流融合，多民族人口结构形成，多民族杂合的文化特色基本确立。同时，随着中原大量人口流向兰州地区，给兰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国家面临被瓜分的险恶形势的同时，西方新的生产力、新的技术、新的思想也传播到兰州地区，从而在兰州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新的文化事业和新的社会力量，使本地的经济和文化得以快速发展。
设省会迁总督，西北中心形成
在清代的兰州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士人文化。清代士人群体和士人文化之所以能够继有明一代而继续快速发展，取得比明代更为辉煌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明代一样，国家稳定的政治形势为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环境保障。清代，随着新疆地区军事地位的巩固，以及封建经济领域内商品经济的相对活跃，兰州地区的经济结构为之一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被最终确定并延续下来，兰州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从而为士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条件。
二是清王朝对文化的重视，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清代，程朱理学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在学术文化、图书典籍、古典文学等方面，清代学者继续大规模地整理与考据中国古代文献；朝廷也继续有计划地调动人力物力，有组织地进行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明代兴起的小说和市民文学在清代被发扬光大，使之日益繁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和士人群体的形成。
三是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随着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兰州为西北交通枢纽的丝绸之路干线逐步演变为“兰州官道”、“官马西道”或“陕、甘、新大驿道”，中西交通更加畅通发达。16世纪后期，利玛窦、汤若望、鄂本笃等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相继东来。一些人在中国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欣赏和重用。既给中国人带来了欧洲宗教神学，也将世界近代文化、科技传到中国，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同时他们又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给西方，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其影响，兰州士人文化到清末，也和全国一样表现出了一定的近代化趋势。
四是几个重要事件的推动。兰州士人文化之所以在清代有极大的发展，除了以上几个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三个重大事件起了非常重要的直接推动和促进作用。一是清康熙五年（1666年）置甘肃省，兰州设为省会，成为甘肃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二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署自西安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总督、布政使、府、县驻地，成为西北重镇和大西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三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分闱，兰州成为全省贡士考试之地。清代在兰州发生的这三个重大事件，在兰州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与明肃王移驻兰州一起，决定了明清时期兰州的发展方向和今后发展的命运。由于兰州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确立，给士人施展才华、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不论是中央派驻兰州的地方官员，还是甘肃当地的士子，实际上，他们最辉煌的时期是在省会兰州。有的在地方虽然已有名气，但他的影响力只局限于地方，在他们来到省城后，才发生了变化，影响逐步扩大，省会城市登高而呼的优势是非省会的地方所不能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