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出土的彩陶告诉我们，早在五千年左右，人类就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年人们在兰州境内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址，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从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些古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庄浪河、阿干河等河流附近的台地上。尤其是庄浪河中下游西岸、大通河南北两岸和马衔山东南麓，从麻家寺起至小康营止，遗存分布尤其密集。可以这样说，远古时候，兰州地区的沿河流的二级、三级台地上密布着众多聚落。仅仅在黄河沿岸及湟水、庄浪河、大通河等地就已发现几十处马家窑文化遗址。它们的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700年。兰州市区附近已发现沙井驿、十里店、徐家湾、大沙坪、王保保城、白道沟坪、西固城、土门墩、彭家坪、牟家湾、西果园、青岗岔、龚家湾、兰工坪、四墩坪、华林坪、中山林、雁儿湾等几十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郊各县区则发现了永登的大沙沟、蒋家坪、杜家坪、团庄等，榆中的马家、白虎山等史前文化遗址。其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有马空山、郭家湾、红山大坪、团庄、蒋家坪、李家坪、曹家嘴等遗址，这些遗址文化层堆积厚度达0．7米～3米，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好，是兰州地区史前时期的代表性遗存。其中的花寨子遗址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花寨子乡水磨沟东岸第二台地上。它是1977年甘肃省博物馆与兰州市文化馆、七里河区文化馆共同发掘的，当时人们共清理墓葬49座，大部分为木棺墓。随葬品有石器、骨器、纺轮、装饰品和陶器等，出土赭石色颜料1块。其早期陶器接近马家窑类型，晚期向地巴坪式发展。这为研究兰州由原始社会转入阶级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土谷台遗址位于兰州市红古区平安乡湟水北岸的二级台地，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分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类。其彩陶图案繁多，花纹鲜艳，盛行黑、红二彩，常见的有旋纹、四大圈纹、锯齿纹、菱形网纹、神人纹等，为揭示半山和马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白道沟坪遗址位于兰州市黄河北岸的白道沟，此地高出河面60余米，属黄土高原的一个台地，由圆坪子、徐家坪和刘家坪三大坪组成。其墓葬主要集中在刘家坪。陶窑是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人们在此共清理陶窑12个，它们都是从地面向下挖制而成，上部呈方形，底部为锅底形，开一个火门，四面边缘上有高出15厘米～20厘米的土壁。由窑台、窑壁、通火孔、烧火门、火膛五个部分组成，窑上部开9个直孔，用以通火烧陶。火眼在窑箅上，共有九个眼，成三行排列。此外还发现了研磨颜料的石磨盘和高边分格的陶碟。而位于白塔山东约1公里处，元代王保保城遗址，则是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墓地。
辉煌过后，作为彩陶文化核心地区的兰州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彩陶的衰落时期。自齐家文化开始，整个彩陶文化开始衰落，因为更先进的生产工具金属出现了。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彩陶时期后，又逐渐进入青铜器时代。
藏身在兰州的先民陶鼓
在兰州市博物馆，人们能够看到一件陶鼓。它一头大一头小，大头呈喇叭状，小头则呈圆筒状，中间连通的部分则是圆柱状，陶鼓表面是红黑两色的装饰花纹，透着一股粗犷之气。
陶鼓最先是由兰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永登大通河东岸的河桥镇乐山坪一带发现的。后来甘肃省博物馆也征集到了十余件史前陶鼓，这些陶鼓上绘有格纹、锯齿纹、漩涡纹等纹饰。尤其是甘肃省博物馆藏的一件距今约5000年的陶鼓，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鼓。
陶鼓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先民高超的制作技术和独特的审美方式，尤其是将原始的音乐舞蹈信息带给了我们。众所周知，原始社会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因而这件陶鼓成为了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的见证。从音乐发展历史来说，最初是从打击乐开始，然后是弦乐，最后才是管乐。毫无疑问，这个陶鼓见证了中国早期乐器的发展。
陶鼓的发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上游地区的甘肃青海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鼓乐，可见作为打击乐的领袖——鼓，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最令人称奇的是在陶鼓的大头，也就是在喇叭口外沿一周，均匀地粘连着6至12个突起状的乳钉，这些如同鹰爪一样的乳钉，是用来固定鼓面的。我们猜想，先民们是这样制作陶鼓的：他们将兽皮剥下来后，去尽毛，然后在兽皮上钻孔，趁湿将皮蒙上，等到皮干了后，在乳钉拉力的作用下，兽皮自然就紧紧绷到了鼓上。
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像牛的动物，名叫夔。黄帝用夔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威震天下。夔和雷兽都是传说中的神奇动物。其实那时的鼓和后世的一样，多蒙牛皮。
从今天兰州太平鼓的演出方式，能够看出先民是如何使用这些陶鼓的，而从这些陶鼓上则反映出兰州太平鼓的演变流传过程。
这种陶鼓两头的两个环形耳和太平鼓上用于悬挂的两个环形耳位置几乎一样，作用也大同小异，都是用来拴鼓带的。陶鼓和太平鼓的最大差异就是陶鼓只能一边发声，而太平鼓是两面发声。显然这与当时的生产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过去人们把兰州永登河桥镇乐山坪出土的陶鼓称之为“中华第一鼓”，其实这种称呼并不完全正确，资料显示有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距今约为5700年的陶鼓。另外在甘肃的通渭、陇西亦出土过5000年前的陶鼓，在永登河桥镇乐山坪对面，大通河西岸的民和等地也有5000多年前的陶鼓发现，因而，将乐山坪陶鼓称之为“中华第一鼓”是不合适的。
今天兰州的太平鼓以苍劲、深厚、粗犷、豪迈让人产生一种激越之情，而陶鼓则更充分地表现了这一面。
高昌国王根在兰州榆中
兰州市榆中县曾经发现的一座唐代墓葬给我们见证了一段往事：西域古国之一的高昌国王根在兰州榆中。
西域古国高昌国，是当年唐僧取经路过的地方。在这里，唐玄奘和高昌国王文泰结为兄弟，相约玄奘学成回来时一定要在高昌国停留三年时间，为他们讲经说法。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西游记》中唐僧和李世民结为兄弟的原型。在《西游记》中唐僧和李世民结拜为兄弟之后出国取经，实际上玄奘是以偷渡方式出国的，不可能和李世民结为兄弟。
事实上是高昌国王文泰成就了玄奘，如果没有高昌国王文泰的鼎力相助，玄奘或许完不成西天取经的愿望，也就不可能有《大唐西域记》这本书了。
高昌国王氏来自兰州市榆中县。据记载，古高昌国建立于公元5世纪中叶，先后称王的有阙氏、张氏、马氏、氏，其中以氏统治高昌国的时间最长，共传十代历时140余年。而建立氏高昌国的嘉为“金城郡榆中人”。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原是西域车师国之地，汉武帝开拓西域，在此地屯田，筑高昌垒，因此名曰“高昌”。
西域都护、戊己校尉都驻扎在这个地方。
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高昌一带战乱不断。究其原因，高昌是一个小国，但在地理位置上，它是控制西域通往中原的咽喉，因此大大小小的势力都看好高昌。为了生存，高昌国不得不依附一些大的势力集团，给他们进贡。这势必要加重百姓的负担，自然就会引发各种矛盾。从公元460年到公元501年，高昌国内多次发生变乱。先是柔然占了高昌，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伯周死后，少子义成继位。一年多之后，阚首归杀胞弟义成而自立为王。公元488年，高车出兵，杀阚首归而立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八年后，高昌国人杀张孟明立马儒为王，以榆中人嘉为右长史。北魏宣王帝景明二年（501年），国人杀死马儒，推举嘉为高昌王。
嘉统治高昌后，充分利用出身汉族的优势，不仅成功地稳住了政权，而且也使高昌国成为西域三十六国受汉族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据记载，高昌国的百姓多是陇右移民，汉族姓氏主要有张、马、索、汜、阳、宋、赵等大姓。高昌国房屋大都与中原百姓的房屋基本相同，因气候干燥，房屋均为土木结构，屋顶覆土。北魏授高昌王为车骑将军、司空公、都督秦州诸军事、金城郡开国公。
玄奘抵达高昌时，高昌王文泰热情招待高僧。究其原因，不仅因为文泰喜欢佛学，而与他的祖先来自兰州榆中有着直接关系。然而这个信佛的文泰在理政上一塌糊涂，自高自大，竟然勾结西突厥扰乱丝绸之路。640年，侯君集统帅唐军越过八百里瀚海，逼近高昌城下，文泰被活活吓死。给玄奘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文泰死后，他的儿子智盛出降，延续了140年的高昌国最后消失在了历史的烽烟中。没有了国王称号的智盛，被封为左武卫将军，赐爵为“金城郡公”。到了智盛的侄子崇裕的时候，正赶上武则天上台，需要人镇压捣乱的李氏宗族，崇裕脱颖而出，在参与镇压李唐宗室李贞的战斗中，立下大功，被武则天分为“左武卫大将军”，赐爵为“交河郡王”，可谓风光一时。
1973年，榆中发现了一座唐代墓葬，墓主人是交河郡王崇裕的夫人慕容氏。这座墓是榆中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在兴隆山峡口北两公里的朱家湾村范家沟发现的，墓葬为唐代的石椁墓。整个墓室用青砖箍就，盗墓者从墓室顶部进入墓室，进行盗抢。他们将墓室内石椁弄坏，原本应该在棺木内的主人骨架，也散落于墓室地面。参加清理的文物工作者，在墓室内发现一枚镶嵌红、绿宝石的戒指及其他的物品。
据出土的墓志铭记载，这是唐代交河郡夫人慕容氏的墓。墓志铭记载，慕容氏是交河郡王崇裕的夫人，是鲜卑族人，属于吐谷浑后裔。吐谷浑本是辽宁鲜卑慕容氏的一个部族首领的名称。西晋时因兄弟内讧，吐谷浑率领700多户部族，准备向东寻找安身之地，可是他的马却偏偏向西走，一路翻越阴山，绕过河套，于公元313年到达青海南部，与当地的羌人杂居，先后征服羌氐等部族建了国家。人们把鲜卑族首领吐谷浑的名字，当作这个国家的名称。
这似乎就是慕容氏墓志铭中说的青海汗国。这个慕容氏的祖先是青海汗国的大将，后来慕容氏嫁给了崇裕，不幸“薨于金城郡私第”，葬于榆中。看来“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也在高昌国王和他的后人身上得到了印证。
成吉思汗灵柩厝兴隆
1227年成吉思汗在六盘山病逝（一说在甘肃清水西江）之后，灵榇北归。途经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短暂停留，经后妃、太子、大臣祈祷后，直赴漠北安葬。这个祈祷地被人们称为伊金霍洛，在蒙古语中“伊金”是主上，“霍洛”是陵园，合起来就是主上之陵园。它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郡王旗的察兀噶沟和胡涂亥壕之间。成吉思汗陵与历代帝王墓不同，既没有封土，也没有庙堂，今天停放在内蒙古伊金霍洛的灵柩只是他的衣冠冢。
元朝皇帝死后全部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埋葬到漠北。人们将大部分树木掏空，再装入遗体，埋葬的时候，人们将棺木运到漠北大草原上，先用大军将墓地周围封锁，然后按照习俗埋葬。埋葬完成后，人们选择一只带有小驼的母驼，在埋葬皇帝的地方杀掉母驼等到第二年春天，草长高的时候，撤走部队。以后人们祭奠的时候，只要放出小驼就能顺利地找到墓地。
这种葬俗，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在地面留下任何标记。因而元朝皇帝陵墓一直是个未解之迷。直到今天成吉思汗的埋葬之地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对于成吉思汗的埋葬之地，比较认同的地点有四个：肯特山、杭爱山、六盘山、鄂尔托克旗境内的千里山。
成吉思汗的名字叫铁木真，从小历经磨难，几次死里逃生，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善于笼络人心的成吉思汗，身边云集了大量的人才，契丹人耶律楚材、畏兀尔人塔塔统阿等人成为他的智囊，大量的工匠为他的军队服务。挽弓射雕的武力，配合以谋略智慧就产生了统治世界的力量。从1219年开始成吉思汗进行远征，七年后结束，先后“灭国四十”。11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人们在成吉思汗灵柩停留祭祀的地方修建了衣冠冢。从蒙古各部队抽调功臣勋爵为成吉思汗守灵。
1938年日军占领了包头，一部分日伪军活动于伊克昭盟东北部，成吉思汗陵处在日本人的威胁之下。当时绥蒙长官指导公署，印制了大量的蒙文版《告同胞书》呼吁：“为避免成吉思汗陵寝受到日军盗劫或炸毁，将成吉思汗迁到安全的地方。”1939年1月3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扬言在旧历的三月二十一日前攻占伊金霍洛。通过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策划和安排，伊克昭盟盟长沙王在重庆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一职时，提出迁陵申请。于是，国民政府派遣官员到霍洛旗负责移陵。
1939年6月9日深夜，伊盟驻军蒙旗独立旅白海风旅长率领两三百人，骑着马，牵着骆驼，前去迁陵。当时，他们把所有牲口的蹄子上包裹着棉花和布，乘着夜深人静，来到成陵。成吉思汗陵周围是一个半戈壁的荒滩，只有一个复式蒙古包，陵寝周围约3里的地方，有起伏的沙丘环绕，好像围墙。此外就是几间守陵人居住的小屋。
白海风等人赶到的时候，守陵人已不知所踪，安放灵柩的蒙古包锁着门，他们只好在风中守候，试图在天亮找人。谁知天亮的时候，周围的蒙古族牧民全围了上来，抱腿的抱腿，拉胳膊的拉胳膊，有人甚至躺倒在路上，世代守护着成陵的人们实在不愿让大汗灵柩西迁。
白海风也是蒙古人，同这些牧民有着相同的感情。他一边给阻拦的牧民陈述利害关系，一边将拒不听劝的牧民拖到了一边。
人们护卫着成吉思汗灵柩一路南下。10日离开伊金霍洛，在沙漠中艰难地跋涉了几天后，于6月15日抵达榆林，国民政府在此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祭奠仪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亲自撰写了祭文，邓宝珊、阎锡山等官员前往凭吊致祭，当途经陕北延安时，****中央、八路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表******、******等人前往致祭。7月1日，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主持公祭后，停放在兴隆山。
从甘肃省榆中县城沿着平坦无际的公路向山中行进。过兴隆山口，顺着陡峭的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就能找到大汗灵柩在榆中停放的遗迹——大佛殿。
走进大殿的入口处，映入眼帘的是大汗金棺复制品，而真正的金棺则在伊金霍洛。真正的金棺里面究竟所放何物，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里面放的是成吉思汗的骨灰；也有人说，成吉思汗的尸体早已按照元朝的“国俗”埋葬，里面是一根七尺长的牛皮绳，据说成吉思汗生下来的时候，脐带有七尺长，故而用七尺长的牛皮绳来代替成吉思汗的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