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孙是生活在匈奴西部边境地带的一个游牧民族，武帝希望和他们结为同盟，夹攻匈奴。这一次，张因没有得到乌孙人的支持，又以失败而告终。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其强大的邻国（匈奴）不敢言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和他们相距太远，爱莫能助。这个伟大的旅行家回国后不久就死了。死后皇帝给以莫大的荣誉。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他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开辟通往西欧道路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这条路最终联结了当时的两个强大国家——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他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开辟人，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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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公路之一，但是起这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还是比较近的事情。这个用语是在前一个世纪，一个德国学者叫弗迪南德·范·李希霍芬男爵所创造的。作为一个名称来说，这个叫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条穿过中国、中亚和中东的伟大运输线，不但是由许多道路组成的，而且在这条路上所运载的货物，远远不止丝绸一种。随着汉朝皇帝把中国的边境线逐年地向西扩展，这条路一直是在劫掠成性的匈奴和其他民族的掌握中。为了使货物沿着一条新开辟的公路畅通无阻，中国人不得不在沿途派兵驻防和设置嘹望哨，来维持交通。作为前进政策的一个部分，他们把万里长城又向西伸展了一段。看起来很像古罗马边境的防线。
丝绸之路（有时称为丝绸路线）是从现今叫作西安的长安为起点，朝着西北方向前进，经由甘肃走廊即甘肃河西走廊。，到达戈壁沙漠中的绿洲敦煌，即在这个故事中起戏剧性作用的那个城镇。这条路在离开敦煌穿过著名的玉门关以后，分成了两条。这时，运输队可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两条路中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
北面的一条，在距离哈密大约还有三周路程的地方，便穿过沙漠，改变方向，转向了另外的一条路。这时它紧紧靠着天山山麓的小丘，沿着塔克拉玛干北边的那条到处都被星罗棋布的绿洲所点缀着的路线前进。途中所经过的地方有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吐木休克和喀什等地。南路则穿过西藏北部高地和沙漠的边缘之间，也沿着绿洲前进。其中要经过米兰、安迪尔、尼雅、凯利亚、和阗和叶尔羌等地。从这里它绕过塔克拉玛干的尽头，转而向北，在喀什和北路重新会合。丝绸之路从喀什继续西行，开始爬上那漫长而又危险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从此它走出了中国的领土，进入现在的苏维埃中亚细亚。由此再继续前进，经由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墨夫等地，然后再经过波斯和伊拉克，到达地中海沿岸。船只就从这里把商货运往罗马和亚历山大的。
另外一条支路在塔克拉玛干的尽头，离开南路，取道现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在墨夫与西行的丝绸之路重新会合。这时，它是通往印度的一条重要支路。这一支路在叶尔羌地方，也离开南路，爬上号称印度门户的危险的喀喇昆仑山隘口，到达列城和斯利那加。然后就比较轻易地顺路而下，走向孟买沿海市场。在丝绸之路的东端，还有一条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中路”。这条路在离开玉门之后，便在罗布泊沿着海定所称的“流浪湖”的北岸边沿前进，中间经过重要的绿洲市镇楼兰，然后与北路干线相衔接。
丝绸之路的产生与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主要是依靠着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绿洲分布线。而且围绕塔克拉玛干周围的绿洲，彼此之间的距离，又只有几天的行程。反之，绿洲的存在，则又是依靠着冰川融化的水所形成的河流。这些河流是从以马蹄铁的形式从三个方面来包围沙漠的巨大山脉上流下来的。由于丝绸之路的运输日益频繁，这些绿洲凭借本身存在的地位，已开始列入了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不再仅仅是作为经过这些地方的运输队的住宿地和补给站了。经过几个世纪，有些较大的和比较繁荣的绿洲，统治了周围的地区，同时还发展成为独立的、封建的公侯国家或小型王国。
对于匈奴和其他民族来说，这些绿洲就成了日益增加诱惑力的目标。他们都渴望着要在丝绸之路上分得一些利益。因为这种贸易开始给汉族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这就在中国人和那些威胁这条经济动脉者之间，引起了无休止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对丝绸之路不是失去了控制，便是短时期地让它落入野蛮部落或者一些独立的封建统治者之手。直到中国人使用武力、凭借条约，或者实行残酷的报复行为，重新控制这条路线之前，这些封建领主对于允许货物的安全过境，不是要求送礼纳贡，便是干脆把运输队劫掠了。即使丝绸之路在中国势力严密控制之下的时候，过往的运输队还是少不了武装的护送队。因为在途中比较荒凉的一段路上，时常会遭受强盗和土匪的袭击。所有这些，使得陆路运输成为一种代价很高的买卖。因此最后鼓励了海运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货物的价格也随之而提高了。然而，尽管有着这么多的干扰与危害，丝绸之路还是继续日益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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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深信丝是在树上生长的。比如说泼林尼（Pliny）就曾经写道：“中国人是以树上长的羊毛而著称。他们依靠水的帮助。
从树叶上取下茸毛……”弗吉尔（Virgil）也描写过“中国人怎样从树叶上梳下细软的绒毛”。但是中国人并不打算揭穿这种神话，虽然他们在一千年前，就发现了这种秘密，并且也愿意出卖他们的蚕丝。他们决心要保持这种贸易上的专利，而且也确实设法又做了6个世纪的蚕丝生意。后来据说是由一些景教徒把蚕卵藏在一根挖空了的木头手杖中间，第一次从中国带到了拜占庭的时候，这一秘密才被揭穿了。
罗马人第一次遇见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东西的是罗马将军马卡斯·李西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的七个军团。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公元前53年，当他们越过幼发拉底河，向东追击帕提亚人的时候，在卡海（Carrhae）地方的那些正在逃走的帕提亚人，突然调转马头，向后射出一阵致命的乱箭。这阵冰雹似的乱箭打乱了罗马人的队形。每发一箭就使两个人负伤，而另外的人为了防御乱箭的射击，只好用手紧紧抓住盾牌。但即使如此，军团的士兵如果不是因为紧接着所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坚定不移地死守着他们的阵地的。这就是在帕提亚人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喊杀声的同时，突然展开了一面巨大的丝绸的旗帜。这面灿烂的旗帜迎着太阳，照射在那些已经士气沮丧，陷入混乱的敌人脸上。当时的罗马兵士被这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吓得惊慌失措，狼狈逃走，在战场上遗留下将近两万具尸体。
罗马人深知，帕提亚人是一种思想简单而又好战的民族。他们完全不可能发明或者制造出这种轻飘如云、透明似冰的使人惊异的东西。但是，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罗马的情报人员很快找到了它的来源。那就是得自居住在遥远的中亚细亚的另一边的一个神秘的民族“蚕丝人民”的手里。这是因为汉武帝早期的一个贸易使团，沿着张骞所走过的路线，远远地深入到帕提亚地方。在这里，他们以大量的丝绸换回了一个鸵鸟的蛋和几个魔术师。根据中国人的历史记载，这两件东西使当时的天子非常喜悦。
罗马人很快就设法得到了这种看起来悦目、摸起来细软的新货样品，而且他们还迫不及待地想要更多得一些。与此同时，帕提亚人开始明白了，当这种新买卖的中间人，可以发财致富。不久，罗马的男女穿着这种丝织品，形成了一种风气。在纪元后14年，这种风气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第伯留斯（Tiberius）深恐这种东西会使人们堕落下去，于是他就下令禁止人们穿着用这种衣料制成的服装。同时普林尼也写文章，非难这种透明的衣服。
他认为这是使妇女们成为裸体的衣服。另外他还谴责罗马妇女，认为她们对于丝绸的追求，将使国家的经济陷于枯竭。
但是尽管官方反对，这种买卖还是继续繁荣。公元380年，一个历史学家记载说，一度只限于贵族所穿的丝绸，现在则在所有阶级中都流行开了。即使是最低贱的阶级也不例外。它的价格之昂贵，据说一转手就可以得到与其重量相等的黄金，虽然有的学者们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无论如何，当时罗马在购买丝绸时是用黄金支付的，同时由于需求的不断增加，也开始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日益繁荣的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入那些中间人的囊橐，而遥远的中国织工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早在公元1世纪，一些有见识的罗马商人就派遣代理商去探索新的路线，借以绕过贪得无厌的帕提亚人从中渔利。到公元2世纪，已经有大包大包的丝绸开始从印度经由海路运到罗马，这样就节省了许多开支。帕提亚人为了保持他们的专利，大量散布有关海运危险的恐怖谣言。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到西方去的中国使团，在听到这些谣言后，吓得不敢走海路了。
但是，丝绸之路所运送的货物，并不只是丝绸一种。开往中国的运输队就满载着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羊毛和苎麻织品、象牙、珊瑚、琥珀、宝石、石棉和在5世纪时中国还不能制造的玻璃。反之，从中国出发的那些运输队则载着毛皮、陶瓷器、铁器、漆器、桂皮和大黄，以及青铜制品如腰带扣子、武器和铜镜等。但是所有这些货物并非都被运送到最后的目的地。其中有许多在沿途的绿洲市镇就被交换掉或出卖掉。然后再在那些地方换上其他货品如玉器之类。因为把这些东西运到更远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事实上，往返走遍九千英里全程的运输队，如果有的话，恐怕也是极少数几个。因此，在罗马从来看不见一个中国商人。同样，在长安也没有一个来自罗马的商贩。再从帕提亚人的利益来看，他们也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有的商品要经过他们的领土的，但是对于这种商品的接受者，他们有各种理由不让他知道商品的原始价格。而且，驮载的牲口，其中包括骆驼、马、骡、驴、小公牛以及在帕米尔和喀喇昆仑隘口所使用的牦牛也未能够持续地走完全程。运输队的制度是在固定的补给站上更换新的牲口。但即使如此，每年总有成千上万的牲口因筋疲力尽而死在这条可怕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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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横贯亚洲的伟大道路上所运输的商品中，有一种比丝绸具有更大意义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但对中国而且对整个远东的艺术和思想都起了革命化的作用。这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的东北部所诞生的佛教。它的教义温和而文雅，宣扬对于所有生物都要同情和怜悯。在公元前3世纪，由于阿什卡（Ashoka）国王皈依了佛教，这就使当时他的那个包括几乎所有印度在内的王国，把佛教规定为法定的宗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公元1世纪。据传说，有一次汉明帝作了一个梦，他在梦中看见一个头上围绕着光圈的金色人像浮现在他的室内。次日早晨他召集他的术士，要他们对此作出解释。术士们经过详细周密的考虑和商议后，断定皇帝所看见的一定是佛陀（当时中国对这种新的信仰，已经有所听闻）。于是皇帝立刻派遣一个使者前往印度，去更多地探听有关佛教的一切和它的教义。经过很长时间之后，这个使者回到了汉朝宫廷。这时他不但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和佛像，而且还带来了几个愿意前来中国向皇帝解释他们的教义的佛教僧侣。传说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从此以后，来往于中国、中亚和印度之间的传教士和朝圣者便开始络绎不绝。除了宗教经典之外，他们还带来了有关这种新宗教的艺术品。这些前所未见的东西，使具有强烈审美意识的中国人，大为惊异，赞赏不已。
佛教传入中国不但给了中国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给了全世界一种完全新型的艺术——被人们称作“西域艺术”（Serindian）。这是本文要叙述的重点。“Serindian”这个词是由“Seres”（中国）和“India”（印度）两个词组成的。从理论上讲，这本应当只是印度佛教艺术和中国汉代艺术的融合体。如果没有巍峨的喜马拉雅山硬是把中国和印度隔裂开来使得彼此不能直接接触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种艺术是中印融合体。但是面对着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佛教及其艺术只能绕道来到中国。并且在途中又不断地吸收了其他有关方面的影响。所以这种新的艺术并不是发源于印度本部，而是发源于坐落在现今的巴基斯坦西北的白沙瓦（Peshawar）流域的犍陀罗佛教王国。在那里早已有另外一种艺术混合体。这种艺术是公元1世纪由居于统治地位的月氏后裔喀山族（Kushans）所输入的印度佛教艺术和400年前由亚历山大大帝输入的希腊艺术的混合物。
希腊佛教学派，或者说犍陀罗佛教学派的最革命的创作，就是以人的形象来描绘佛像。这是世界上的艺术家们第一次把如来佛陀画成人的形象。从神学的观点来说，已经实现了涅槃并从而避免了无休止的循环轮回的佛陀，早已不复存在。可是在这以前，一直是用神秘的象征来画他，比如说，画一个脚印、一个轮子、一棵树、一座印度塔，或者几个梵文文字。但是雕塑家所雕塑的犍陀罗佛像，则是具有端正的、线条分明的鼻子和眉毛，标准的嘴唇和波浪形的头发。这完全是受了古希腊的影响。另外，他所穿的是轻飘的宽大外袍，而不是缠腰布。这又显然是受了地中海沿岸高加索人的影响。但是他的眼皮耷拉着，耳垂拉的长长的，椭圆形的脸肥胖多肉。这些又都是印度肖像画法的特征。拉长了的耳垂，象征佛陀已抛弃了他那沉重的、嵌镶宝石的、世俗的耳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