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痛觉形势之严峻，纷纷建言朝廷改革弊政，再创新局。嘉靖末年的首辅徐松、隆庆（1567—1572）时的首辅高拱，都试图挽救危局，也矫治过一些弊政，但都效果不佳。改革的重任便落到了“颖敏绝伦”、“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明史·张居正传》。的张居正的肩上。社会、民族、国家、政府的危机刺激了张居正力图改革的思维迸发，其改革理论的生成、发展指导了他主持的改革实践，改革实践促使张居正充实、丰富其改革理论，书写了中国古代改革思想理论历史的光辉篇章。
2.张居正政治改革理论的基本内容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理论是在他主持的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改革思维深度可观。这里择其精要，简论其对儒家权变思想的充实和丰富、为改革创造的良好舆论环境、稳步渐进推进改革的策略。
（1）对儒家权变思想的充实和丰富。
儒家的权变思想历来是改革家从事改革的理论依据。但儒家原创权变思想论述较为粗疏笼统。张居正在改革实践中灵活运用儒家权变思想，较好地从谋略、策略运用中把握好、运用好儒家的权变思想，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改革理论。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见。
其一，善于把握权力、控制好大局。在君主****制度下，改革以政治权力为靠山为依托，或者依赖君主的权力，或者改革者大权独揽。张居正深知此点。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逝世，内阁首辅高拱试图排斥异己，壮大自己声势。张居正借机联合反高人士逐高，顺势升任首辅，并乘皇帝年幼，独揽中央大权，借助后宫势力，打好变法改革政治基础。神宗遵母后之命，委大权给张居正，“待以师礼”《明通鉴》卷六十七，神宗万历八年。从隆庆六年至万历七年，神宗对张居正治国理政大计，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改革主张，“无一不从”《张太岳文集·三乞守制疏》。张居正自述：“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张太岳文集·东南台长言中表不干外政》。张居正还结交干预朝政的宦官，让他们承诺“不干政”以利于改革排除阻力，控制改革大局，使自己主持改革施展自如，无后顾之忧。在朝廷政治风波和危机迭起之际，张居正都争取到太后和神宗的支持，排除众多非议，牢牢把握住首辅高位和大权，统驭全局，保证改革稳定进行。
改革是动力也是目的，灵活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和具体事务是手段，权衡变通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政治艺术。张居正运用儒家权变理论，灵活变换施政手段，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从而充实丰富了权变思想理论的具体内容。
其二，善于捕捉改革时机，完成改革任务。明朝中叶，发生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全面危机，呼唤改革。改革作为深刻社会变革的原动力，需要皇帝、首辅共同把握改革的时机。改革机遇是客观形势催生的，也依赖改革家创造机遇条件。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将对时局的思考写成《论时政疏》，批评世宗长期不视朝，不理政务，造成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弊”。张居正力主改革弊政，刷新政治，遭权臣严嵩的冷待阻挡。张居正痛感时局之不成熟，告假三年乡居，等待时机。世宗去世，穆宗继位，张居正不久入阁，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再上《陈六事疏》提出六项改革建议。
一是“省议论”。针对朝廷议事多浮言、华词搪塞推诿，多无实效，主张“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要求各个衙门“一切奏章，事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勿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此议对改革官府政风，提高政事管理效率，切中要害，切实有效。
二是“振纲纪”。针对朝廷纲纪不振，法度不行，上下姑息、推脱、迁就为事，对低贱者法有所加，对强梗者坏法干纪不予制裁，张居正建议：严明纲纪，使“刑赏予夺，一扫于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必申”。此议有利执法公正，伸张司法正义。
三是“重诏令”。针对朝廷诏旨多废阻不行，禁之不止，令之不从，地方对诏旨奉行迟缓，文书堆积，事不得理，张居正建议：部院处理政务，不得委之抚按议处，需要行议勘问事，严定时限，责令完成。各部院应办之事，“置立号簿，登记注销”，依簿检查，考课官员政绩。
四是“核名实”。针对选拔人才多大言不当、善于逢迎者窃居官位，致使主管事务官，不明事理，不尽职守，“名与实爽”，张居正建议：审名实，考课官吏，务求在其位，谋其政事，功过适用赏罚，功业有功，过得纠正，吏治得以整肃，政务求得实效。
五是“固邦本”。按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君主应重民、爱民、惠民、恤民的要求，张居正建议：皇帝应“痛加节俭”，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以加惠百姓。吏部选用“实心爱民”者任职，严惩贪污。禁止官府将税负转嫁于民，禁止强索贫民。
六是“饬武备”。当务之急是筹划边防，选择边吏，团练乡兵，训练京营兵勇。冬季农闲，皇帝检阅兵营，以表明朝廷“加意武备，整事戎事”《张太岳文集·陈六事疏》。之至诚。
从《论时政疏》到《陈六事疏》，历19载，张居正等待了19年，思考了19年，才有《陈六事疏》提出的改革总体构想，确定了整肃吏治、增加财政和解决边患三个改革重点，核名实、振纲纪、重诏令以法治国需加强的三项内容。然而，穆宗虽然肯定张居正的改革思索“皆深切时务”《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却并无支持改革的坚定意念。穆宗去世后，小皇帝年幼，李太后专任张居正独揽大权，张居正从此把握机遇、锲而不舍地将改革推向前进。
其三，高扬“法祖”大旗，排除改革的重重阻力。张居正深刻反思王安石变法最终败于保守派坚守的“祖宗法度”的教训，为排除改革阻力，张居正利用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遗训“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明史·太祖纪》。，运用“权变”理论，也打起“法祖”大旗，击退保守派对改革的攻击。以维护祖制之名，行改祖制、创新规之实。对于旧法尚有合理合时的规定，仍予保留；旧法已不合时宜且本来就规定不合理的，可修则修，该废则废。这样做，他认为是“审地度势，更化宜民，救时之急务”《张太岳文集·陈六事疏》。张居正巧妙利用“名”与“实”的矛盾关系，成功地完成了考成法的制定，整顿学制也取得好的效果。张居正以“守祖宗法”应对反对改革守旧势力的恶意攻击，在改革实务上不断地变革与现实不相适应的祖宗之法，其政治运筹谋略和艺术实在是高超、娴熟。
张居正的政治运筹才能突出表现在他在政治哲学高度巧妙地利用名与实、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在“法祖”中有重申、重建被毁坏的祖制部分，也有适应时需进行革新、创新、更始的部分，两部分水乳交融于一体新法之中，引导改革稳步地连续地渐进地向前发展。
（2）严格控制言路，为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这是张居正吸取前人改革中放言“人言不足恤”，实践中却未能阻止不利舆论环境影响君主决策迟疑从而改革毁于一旦的教训，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始终注意严格控制言路，为改革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其一，张居正从制度改革入手，保证改革进程严格控制言路。张居正十分清楚，欲控制政治大局就要控制言论，要控制言论就得控制住言官，当时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任职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是可以建言国事的言官群体，为控制住这些言官，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规定由内阁监督、考察言官，不准他们随意建言，在人事安排上，张居正掌握推荐之权。此外，张居正通过整顿学制，规定生员不得议论时政，品评官员，包括对朝廷的改革措施不得妄加评论，从而为改革扫除了障碍，控制了舆论。同时，又下令撤销全国所有书院，实行舆论清场，撤去了为反对改革发声的一切场地，为改革去除“却顾之虞”《张太岳文集·辛未会试程策三问》。
其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张居正坚决制裁那些反对改革的言论，凡攻击改革者，严惩不贷，使改革不为反改革言论所阻、所伤，保护改革，也保护改革家。张居正几度以法制手段应对反改革分子掀起的逆退风波，对反改革言论不为所动，对恶意攻击改革的分子严厉制裁。他义正词严地表示：“受事以来，一切付之大公，虑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王庇民。率作兴事，亦知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然审时度势，政固宜尔，且受恩深重，义当死报，虽怨悱有所弗恤也。”《张太岳文集·与李太朴渐庵论治体》。张居正以非凡的勇气和魄力卫护了改革事业，以无所畏惧的气势制裁一切恶语攻击改革的人，从而保障了改革的成功，保卫了正气，制止了邪气。
张居正是万历初年政治改革的设计者、发动者、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他在推进改革进程中，历尽艰辛，呕心沥血，身家性命在所不顾，成为改革事业的中流砥柱。
（3）实行稳妥、渐进地推进改革的策略。
这是张居正实现其改革目标、达到改革目的的正确对策选择。
张居正改革的目标、欲达到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也是各项改革共同的核心价值追求。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不解决，经济不摆脱困境，就造成军饷不足，武备松弛，军事实力削弱，因此，强兵以富国为基础，以强兵卫护国富。张居正认为，改革的首务是解决财政危机，因为财政危机不解决，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社会危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于赋税，赋税收入有赖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为此，要惩治腐败，调解内阁决策纷争，促进国家机构正常发挥职能。
万历元年，张居正上疏请行并获准实行考成法。考成法的主要内容是令各衙门分设三本文簿，将一切拟办公事及完成期限登记造册作为底本，另将底本中例行公事无须考察者剔除，再造两份一样内容的文本，一本送六科，六科照文本项目完成一项注销一项，如有违限或经久未完成者，由六科上报处理；另一本送内阁备查考。月月考查，年终总结，应办之事，必须完销乃已。监督程序：“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阁臣举之。”《张太岳文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如此规定期限，层层考查、督责，凡拖延积压、违限不报者，均按罪性罪情惩处。
考成法的实施，把政治权力集中到内阁，以六科监察六部政务，以内阁监察六科政务。张居正这一政治改革创新，使内阁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全面系统地控制了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各方面政令的发布和实施，内阁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内阁首辅实即宰相，大权独揽，统驭全局，保证了日常政务和改革事务顺利推行。
考成法将考察政务与日常办公结合，很快扭转了务虚名、不务实事、敷衍塞责、文牍主义的政风，“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明史·张居正传》。
考成法作为张居正推行改革的有力法制措施，推动各衙门层层督责、问责、按期落实任务，不敢懈怠。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考成法。
考成法在解决国家赋税收入方面的成效卓著。张居正预测预言：“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足。”《张太岳文集·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不出其所料，考成法实施数年，国库存银达400余万两，国家储备钱粮丰足。张居正自我评价道：“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太岳文集·文华殿论奏》。考成法的实施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改革，它打通了各项改革的道路，抓住几个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稳妥、渐进地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学政是张居正改革的要害之一。明初，府州县学普设，学校兴旺。渐次，生员冗滥，道德滑坡，学问下降，地方形成不少特权阶层。有的成为鱼肉百姓、为害乡里的学霸，有的对地方官员傲慢无礼，妄加谤议；“师道”不立，教官是非贤否不齐，提学官无卓行实学，却卖法沽名，明招请托，违法乱纪，学校已失去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作用，徒耗大量钱粮资财，影响地方滋生祸乱而不安定。在这样的情势下，改革学政势在必行。
万历三年，张居正上疏请改革学政。张居正不避这项改革艰难，不怕开罪与此有牵连的达官贵人，不顾毁誉，不顾浮言物议，着手改革学政事宜，提出十八项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令吏部慎选学官，“务选年力精壮、学行著闻者”《明会典》卷七十八。任之，不称职则罢；教员、生员“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重讲义，躬行实践”《张太岳文集·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不许与无行之徒，聚众空谈，荒废学业，违者处罚；严格控制生员人数，裁减府州县学生员人数。由于考成法的严格督责，这些措施得收实效，学风为之一变，扭转了士人空谈陋习，抑制了学界腐败的滋生，并节省了国家财政支出。
整顿驿递制度。明初，驿递（公共交通）制度保证了官员公事出行便利、安全和及时传递公文。渐次多生弊病，驿递“因蔽至极”《张太岳文集·答总宪李渐庵驿递条编任怨》。为整顿驿递制度，万历三年，张居正拟定整顿驿递条例，主要规定：官员非公不得使用勘合，所用马匹、轿夫等不许过限，违者处罚；官员不许借故远出参观和拜访亲友；对过往官员，驿站和所在州、县按规定供应粮、菜、柴等，不许另外送礼，官员借机敛财，抚按可以参究；内外各官丁忧、起食、升转、到会等项，不许用驿；官员公事办完，所领勘合立即交回。张居正强调各省巡抚、巡按带头执行条例，对违规官员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包括降职、降级，直至罢免官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张居正要求皇亲国戚外出不用驿站，否则一律治罪。整顿驿递制度收到安民利国、节省费用、纠正不正之风等实效，“小民欢呼歌颂”《张太岳文集·答应天巡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