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言灾异、重谶纬是两汉学术界的普遍现象，是当时无所不在、历时弥久的重要传统。其中尤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显著。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指出：“《公羊》喜谶”，“言谶文者多宗之”，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大致而言，谶纬是汉代学界所普遍热衷的话题，对两汉思想文化的演变曾产生过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一、谶纬的由来及其实质
所谓“谶”，就是“图谶”，即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冥冥之中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它通常用荒诞不经的文字或图像编造，为实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燕人卢生曾经“奏录图书曰：‘********也’”。“********”就是谶语，载有这种谶语的书就是谶书，或称图谶。
最早的谶起源于先秦时期，但较为零散，不成系统，甚至连普通的占验之书也可被称作谶书。但是当既有神秘预言又有大量占验内容的《河图》、《洛书》在汉代广泛流行之后，“图谶”大多就专门用来指《河图》、《洛书》这一类图书。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谶书，是特指一种神学迷信的占验书。“谶，河洛书也”（《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注引《仓颉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言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所谓“纬”，就是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以解经为比附的纬书。清代苏舆《释名疏证补》指出：“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宜，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也”。刘熙《释名·释典艺》亦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从“纬”的命名即可以看出它与经之间的关系。可见“纬”之实质乃是神学迷信、阴阳灾异之说与儒家经义的结合。与“谶”相比较，“纬”较为晚出，通常认为它最早见于《汉书·李寻传》，李寻上王根书中提道：“太微四门，广开大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
学术界一般观点认为，与汉代思想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泛滥的结果相同步，从西汉中晚期起，社会上开始流行谶纬之风，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众多经生儒士对此十分敏感，很快认同了谶纬之学，并充分加以汲取，以补充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往往以“博通五经，尤善谶纬”（《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而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与重用。关于谶纬是否一体，历代学者多有分歧，有人认为两者并非一类。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称：“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渐杂以术数之言，即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佞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类六《易纬》案语。）。但是也有人指出谶纬之间没有区别。清代王鸣盛《蛾术编》卷二“谶纬”条有云：“纬书者，经之纬也，亦称谶。”顾颉刚先生在其《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谶纬的造作》中亦指出：“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合理，对此，钟肇鹏先生在其《谶纬论略·谶纬的起源和形式》中曾有过详尽的考证，其要略云：汉代的谶纬是儒学宗教神学化的产物。在汉人的著作中所谓“经谶”、“图谶”实际上都包括了纬书，而“谶”与“纬”也往往互称，并无什么区别。王铁先生的考据结论与钟氏意见相近，也认为纬书实际上就是“经谶”，其独立成名是在东汉后期，在此之前，《河图》、《洛书》等谶书与经谶合起来称为“图谶”，分开来则称“《河》、《洛》”与“经谶”。（参见王铁：《汉代学术史》，214～21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所以，我们在考究“谶纬”之时，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换言之，以纬指汉代的“经谶”，以谶指纬书以外的《河图》、《洛书》等其他谶书，当是比较准确妥切的“谶纬”概念。
二、汉代谶纬流传的一般情况
一般的观点，是认为谶纬成型于西汉中后期并开始流行。《后汉书·张衡列传》载张衡论谶，说谶书的“图中迄于成帝”，而图谶合一广为传播则是在“哀、平之际”：“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谶纬的成型与流传肯定要早于西汉哀、平时期，许多人把它上溯到汉武帝时，认为董仲舒与稍后的刘向是后来谶纬之学兴起的最早实际推动者。近人刘师培指出：周秦以来，图箓遗文渐与儒道两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箓，入儒家者为谶纬。董（仲舒）、刘（向）大儒，竞言灾异，实为谶纬之****。（刘师培：《国学发微》，收于氏著：《刘师培全集》第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当然，谶纬在汉代的实际流传状况远较刘师培所说的复杂。就谶而言，它是直接承继春秋战国时期和秦代的谶语发展而来的，《左传》中就多有谶语的记载，如陈氏代齐，“季氏亡而鲁不昌”等。如前所述，汉代谶书中影响最大而产生最早的，自是《河图》与《洛书》。《汉书·王莽传》云：“长平馆西岸崩，邕泾水不流，毁而北行……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这是文献征引《河图》之文的肇始。很显然，《河图》、《洛书》的成书要略早于哀、平时期，较大的可能性是在元、成帝前后。
《河图》、《洛书》的基本内容，已散佚湮没，但是据《开元占经》、《初学记》、《山海经》郭璞注引等载录的零星材料看，它所反映的一是天文占验，二是地利情况，三是受命帝王的祥瑞、符命之类的神话。它们充斥着荒诞与迷信，但在当时却为包括君主、经师在内的整个社会所信奉和推崇。《河图》、《洛书》面世后，很自然又有依附于它们的各篇谶书产生。《隋书·经籍志一》对这类文化现象曾有追述：
（孔子）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
这类东西，亦已基本失佚，目前见于古代征引，以《河图》名篇的，有《河图叶光纪》、《河图赤伏符》、《河图皇参持》等；以《洛书》名篇的，则有《洛书摘亡辟》、《洛书兵钤势》、《洛书说征示》等等。从汉代纬书多有引述《河图》、《洛书》类谶书的情况看，纬书也即“经谶”的定型与流传的时间，一般又要稍晚于《河》、《洛》。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天文占验和符命说。其中符命说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历代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刘邦等），都有禀受天命的种种祥瑞。如《礼含文嘉》说：“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龟书。”这应是当时儒生为奉承统治者或抬高儒家经典之地位所作的努力。二是进行灾厄的推算或论证历代帝王受命终始之期。这项内容在《易纬》诸篇中尤为显著。（参见王铁：《汉代学术史》，223～224页。）关于纬书的篇目，一般都据《后汉书·张衡列传》与《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有关记载而认定为三十六篇，即所谓“河洛七纬”。《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李贤注云：
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以上《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三种，《春秋纬》十三种，共计三十五种。较《隋书·经籍志》所说的《七经纬》三十六篇，尚少一种。清人汪师韩说：“《春秋》之纬十四。”认为《后汉书》李贤注缺列《春秋命历序》一种，若将其加上，恰好符合三十六篇之数。（参见《韩门缀学》卷一《纬候图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这三十六篇加上《河图》、《洛书》四十五篇（含《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以及托名孔子等人演绎的三十篇），则共为八十一篇。“《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李贤注。）这就是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所确定下来的谶纬总篇目，也是谶纬之学在汉代流传状况的基本体现。
三、谶纬对两汉社会生活的影响谶纬
之学系统成型于西汉中后期，全面盛行于整个东汉时期，对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建树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当时，谶纬被尊为“秘经”，“孔丘秘经，为汉赤制”（《后汉书》卷三〇上《苏竟列传》。又李贤注：“秘经，幽秘之经，即纬书也。”），号为“内学”（《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序》：“习为内学。”李贤注：“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具有神学正宗的权威性，在统治者的积极提倡下，众多儒生争相趋从，侈谈纬候，妄言图谶，所谓“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后汉书》卷二七《赵典列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成了当时儒士尤其是今文经学家的共同风尚和特色。谶纬之学如日中天，盛极一时：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言。（《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
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威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序》。）
对谶纬的态度和掌握谶纬之学的水平高下，至此已完全成了考察其是否忠诚朝廷、拥护国策的政治标准，成了衡量其思维能力、学术水平的主要尺度，成了决定其在仕途上是加官进爵抑或遭贬废置的重要因素。谶纬之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确巨大，令人窒息。它拥有绝对优势的力量，规范着当时几乎所有儒生的行为方式。即便是马融、蔡邕、郑玄、何休等经学巨擘亦在所难免。《后汉书·蔡邕传》载：“（邕）好数术、天文”；《后汉书·郑玄传》载：“（玄）以谶合之，知命当终”；在何休那里，谶纬也是其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后汉书集解·何休传》注引《拾遗记》云：“阴阳算术，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休）莫不成诵。”所有这些，皆是谶纬之风吹遍社会各个角落的具体证明。
在两汉时期，谶纬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概括起来，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被一些人用来制造夺取政权或巩固统治的舆论，以论证君权神授天赋的天然合理性；二是学术上被儒生经师所大量征引于自己的著述，以进一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给当时的统治思想添加神秘和神圣的光环。
谶位与两汉社会政治密切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执政时，曾经征召通“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这些人中方术之士为数不少，他们大量制造图谶，“记说廷中”，将原先零星的谶语纬候，汇成篇籍。王莽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是为自己受命代汉制造舆论，营造君命神授的政治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