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忽必烈时起，对扈从纳钵的卫军作了一系列组织和安排，在三卫军时，曾命右卫都指挥使博罗欢（蒙古忙兀部人）“大都则专右卫，上都则三卫兼总”①（《国朝文类》卷五九，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全国统一之后，扈从皇帝北巡的主要是汉人卫军。五卫中的中卫，“混一以来，兵革偃息，每岁銮舆行幸上京，则分其大半，以备扈从”②（《析津志辑佚》，35页）：后卫“统选兵万人，车驾所至常从”③（赵孟：《松雪斋文集》卷七，《明肃楼记》）。为保证五卫军胜任扈从任务，特别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议选侍卫军万人练习，以备扈从”④（《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月，“诏：‘五卫军，岁以冬十月听十之五还家备资装，正月番上代其半还，四月毕入役。’时各卫议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从此形成了惯例，以十人为一组，分作七人和三人两班，十月份将七人班放还家中休息，来年正月返回军中服役：将三人班遣回家中休息，到四月份三人班返回军中服役。前往上都的各卫军指定专人负责，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时，就是由中书平章政事李庭率诸军扈从上都。⑤（参见《元史》卷一二、一三、一七，《世祖纪九、一〇、一四》）卫军士兵扈从上都时资装用具都要预先准备。“各卫年例，上都等处驻夏军人，除各该鞍马上、中户另行置买外，下户相合置备车牛”。上、中户财力较充裕，车马均自行筹措。下户资产较少，只需准备“应搬本奕衣甲、胖袄、枪刀、弓箭、军需等物”①（《元典章新集·兵部·军制》“军中不便事件”条）的车辆。以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为例，将汉人卫军中的六千户“拨分为三：力足以备车马者二千五百户，每甲令备马十五匹、牛车二辆：力足以备车者五百户，每甲令备牛车三辆：其三千户，惟习战斗，不他役之”②（《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
除汉人卫军固定扈从外，蒙古卫军、色目卫军有时也选择一部分随行扈卫。侍卫亲军之外的地方军队，有时也调到上都附近驻夏或扈卫皇帝巡幸。如由钦察人伯帖木儿掌管的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在元成宗时“车驾幸上京，征其兵千人从，岁以为常”③（《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元文宗时卫军不足，便从河南、山东两蒙古军都万户府征军千人以备扈从。
随从皇帝北上的军队，除一部分始终不离左右担任警卫外，更多的人则充当驻防军和围宿军。在皇帝经行的道路上预先都要布置军队守卫，以防不测，“每岁大驾幸上都，发各卫军士千五百人扈从，又发诸卫汉军万五千人驻山后，蒙古军三千人驻官山，以守关梁”④（《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官山是蒙古卫军的驻夏地，有时驻军可达万人。在上都大朝会时，原来“皇城外皆无墙垣，故用军环绕，以备围宿”⑤（《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用军往往在万人以上。即使是建好城墙后，围宿军有时也要用到万人。卫军不足，则从地方军队征调。按照当时的制度，汉人官员不准计点围宿军士的数目，掌管围宿军的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
皇帝仪仗与供应。皇帝巡幸上都，由扈从军队、随从组成浩浩荡荡的皇帝仪仗，供纳钵所用的牛羊畜群在大队出发以前就已派出。“翠华慰民望，时暑将北巡。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庐岩周宿卫，万骑若屯云。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珍缨饰驼象，铃韵遥相闻”①（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是当时人笔下皇帝仪仗和供应的真实写照。
在巡幸队伍最前面的是皂纛、驼鼓和马鼓。皂纛即黑旗，蒙古语称为“如秃”，“凡行幸，则先驱建纛，夹以马鼓”。驼鼓用双峰骆驼，前峰绑树皂纛，后峰树小旗，“毛结缨络，周缀铜铎小镜，上施一面有底铜小鼓”，由一人乘驭。“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迩，亦以试桥梁伏水而次象焉”。马鼓则是在马背绑缚四足小架，上置皮鼓一面，马首、后勒和当胸“皆缀红缨拂铜铃”，由一人徒步牵引而行，“凡行幸，负鼓于马以先驰，与纛并行”②（《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仪仗》）。
皇帝巡幸时乘“象辇”。驾辇的象最先来自云南，“皇帝马箠开云南，始得一象来中国”③（魏初：《青崖集》卷一，《观象诗》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哀老殷辞》）。以后缅、占城、交趾、真腊及金齿、大小车里等处不断进贡驯象。④（参见《元史》卷七，《世祖纪四》：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在京城的驯象都养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当时的海子，在大都皇城北面，稍大于今天积水潭和什刹前后海的范围。“行幸则蕃官骑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⑤（《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仪仗》）所谓“象辇”，实际上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轿上插有旌旗，里面衬着金丝作垫，外包狮子皮，每象有一名驭者：在狭窄山路上行走或穿过隘口时，则独乘一象或坐在由两条象背搭成的象辂里。⑥（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92~193页。[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52页）所以，象辇又称作“象轿”或“象舆”⑦（《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舆辂》：卷三〇，《泰定帝纪二》）。“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⑧（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鸳鸯陂上是行宫，又喜临歧象驭通”⑨（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象辇这种御用交通工具，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辇虽然舒适，但安全性较差。至元十九年（1282年），吏部尚书刘好礼向中书省进言说：“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驾，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力何能及。”①（《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不久就发生了象惊几乎踩伤从者的事件。无独有偶，数年之后，在忽必烈围猎归途上，有“伶人”表演狮子舞迎驾，惊了舆象，“奔逸不可制”②（《元史》卷一七九，《贺胜传》），幸得参乘的贺胜及时投身向前挡住象的去路，后至者断靷纵象，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虽然如此，元代皇帝始终未放弃这种工具。泰定二年（1325年）正月，仍在“造象辇”③（《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就是明证。
皇后、太子、诸王和随行大臣，大多乘马车和牛车，有时骑马。驾车马的需求量很大，到元英宗时，甚至要买马六百五十匹供行宫驾车。④（参见《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各纳钵也备有相应的马、牛等，以备巡幸使用。
皇帝出巡时的仪仗队称为“外仗”，包括金鼓队、清游队、佽飞队、殳仗前队、诸卫马前队、二十八宿前队、左右领军黄麾仗前队、殳仗后队、左右牙门旗队、左右青龙白虎队、二十八宿后队、诸卫马后队、左右领军黄麾后队、左右卫仪刀班剑队、供奉宿卫步士队、亲卫步甲队、翊卫护尉队、左右卫甲骑队、左卫青甲队、前卫赤甲队、中卫黄甲队、右卫白甲队等二十二个步、骑队伍，分执旗、鼓、弩、弓、刀、叉等仪仗。左、前、中、右四卫甲队都由骑士组成，由各卫都指挥使亲自率领。元文宗时定制外仗用两千余人，骑士约占三分之一。⑤（参见《元史》卷七九，《舆服志二·外仗》）
送迎仪式。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往来都有比较固定的送迎仪式，大致情况如下：
吉日起驾。每年皇帝北巡前，都要预先择定吉日为起驾时间。至元代末年，大多在四月中旬由“太史院涓吉日，大驾幸滦京”⑥（《析津志辑佚·岁纪》，217页）。
大口导送。皇帝出行第一纳钵为大口，“大驾时巡，千官导送至此”⑦（《析津志辑佚·属县》，250页）。
龙虎台奏行程记。龙虎台为出京第三纳钵，由此前行进入山路。“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①（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纳宝”就是纳钵的异译，行程记就是巡幸的日程。
夜过居庸关。居庸关山道三十里，“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涂，率以夜度关，跸止行人，列笼烛夹驰道而趋”②（《析津志辑佚·属县》，251页）。亲眼目睹了夜过居庸关场面的杨允孚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听啼莺。”③（杨允孚：《滦京杂咏》。本节下引诸诗同出此书）
沙岭迎驾。皇帝由东道行三百余里山路至沙岭进入草原，“上都守土官远迎至此”，在纳钵处“内廷小宴”④（周伯琦：《扈从集·纪行诗》）。
抵上都。巡幸队伍开抵上都后，“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随即皇帝受百官诸王朝贺，举行酒宴。“又是宫车入御天，丽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称贺天颜喜，寿酒诸王次第传。”
上都南返。从上都返回大都，亦先择吉日。至时开马****宴，始奏起程。“内宴重开马湩浇，严程有旨出丹霄。羽林卫土桓桓集，太仆龙车款款调。”
南坡导送。从上都出行第一纳钵为南坡，上都留守官导送至此，随行大臣奏行程记也在此处。“南坡暖翠接南屏，云散风轻弄午晴。寄语行人停去马，六龙飞上计归程。”
怀来远迎。皇帝返至怀来纳钵时，大都留守部分官员至此地备果酒远迎，开宴庆贺。大口迎驾。巡幸队伍南还，仍然是夜过居庸关，至龙虎台纳钵，“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部分官员至此迎接皇帝、三宫和太子。再行至大口，“独守卫军指挥、留守怯薛、百辟于此拜驾，若翰苑洎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恭迎大驾入城”。
入城。皇帝在大口纳钵过夜，第二天清早与太子和正后由厚载门（今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入宫城。其他皇后嫔妃等宫车次第入城，于凤池坊南从西面入西宫。因为车驾过多，后行者至晚方能还宫，“籞人俱以金龙红纱长柄朱漆龙杖，挑担大红灯笼罩烛而迎入矣”。皇帝入城这一天，“都城添大小衙门、官人、娘子以至于随从、诸色人等，数十万众”①（《析津志辑佚·岁纪》，222~223页）。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的，但从中可见随行巡幸人员之众多。皇帝还宫后数日，宰相方才择吉日请视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