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图基正统，朔易建神京”，“乘舆绳祖武，岁岁幸滦京”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扈从集·纪行诗》）。历史名城燕京和草原新兴城市开平，在元朝因皇帝的活动而紧密地联系起来。
一、两都制的确立
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山，在鄂州前线指挥作战的忽必烈和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闻讯后都开始了谋取汗位的活动。忽必烈于闰十一月下旬（1260年1月初）从前线返回燕京，在燕京北郊流连了三个月，名义上是“驻冬”，实际上是等待北撤的大军和联络支持他的蒙古宗王。次年三月初一日（1260年4月12日），忽必烈由燕京抵达开平，合丹、塔察儿等东西道蒙古宗王先后率众来会，忽必烈的妻子和留在漠北草原的部众也在燕真等人的护送下赶到开平。②（参见《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同月十七日（4月28日），忽必烈在开平被推举为蒙古大汗，随即建元“中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称汗。为夺取大蒙古国的都城，取消阿里不哥的汗位，忽必烈在开平集中了大量的军需粮草，调动蒙古军和汉军精锐，于七月亲自率领北上。入冬前，忽必烈占领了和林，夺得四大斡耳朵，随即在汪吉河冬营地驻冬，阿里不哥则西退至谦谦州立营。
和林城的粮食供应，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在出征前对和林进行经济封锁，造成城内******，物价腾涨，至来年仍需“赈和林饥民”。①（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296页）忽必烈如果继续以和林作为都城，依靠长途运输粮食物资，难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必将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同时，面对阿里不哥等“叛王”的威胁，势必需要留下大量军队驻守和林，不但军需给养不能保证，而且合适的驻军也很难选择，因为蒙古军习惯于战后分散牧地，不善于聚众守城，擅长守塞保城的汉军又不能适应草原气候和远离“汉地”的长期镇戍。更为重要的是忽必烈经过数年治理“汉地”，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原地区的重要性，他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奠定。如果继续在漠北建都，仍会被人们视为草原帝国，势必影响蒙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对中原的控制和管理也难以走入正轨。显然，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还是从政治形势来说，和林都已不适合作为全国统治的中心。忽必烈早已下了迁都的决心，所以无意在和林逗留。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率众返驻燕京近郊。和林城从此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原来蒙古大汗的四季营地和行宫也一同被放弃了。
开平和燕京，一个是忽必烈“潜邸”的根据地，一个是当时治理“汉地”的中心，对忽必烈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燕京定都，符合汉人地主阶级帮助大蒙古国统治者建立正统王朝的愿望。一些蒙古贵族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札剌儿部人霸突鲁在忽必烈即位前曾进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②（《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史》卷一一九，《霸突鲁传》）而提高开平的地位，将它建成类似和林附近的行宫和四时营地，作为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对大蒙古国统治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开平和燕京两都并立的思想，可能在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已经趋于成熟，它不仅可以使和林建都的三重困难迎刃而解，也照顾到了蒙古民族本身的利益和生活习惯。由于当时漠北阿里不哥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山东军阀李璮又掀起叛乱，两都制的正式实施耽搁了几年，忽必烈大部分的时间驻在开平，到燕京也是驻帐于城郊的潮河川或涿州等地。中书省等机构都在开平理事，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建立的燕京行中书省，也被要求于次年（1261年）二月“阖省北上”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开平，处理政务。忽必烈即位的最初几年，政权的重心显然是放在开平。
中统二年（1261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②（《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将兴州、松山县和望云县划归开平府。五月，自燕京至开平立牛驿。闰九月，从燕京的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县）向开平置驿站六处。十二月，在抚州（当时已升为隆兴府）建立行宫。中统四年（1263年）四月，又从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向开平置驿站。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中统四年五月九日（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令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次年（1264年）八月十四日（1264年9月5日），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③（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两都制度正式确定了下来。两都之中，中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
定立两都之后，忽必烈着手对两个都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至元四年（1267年），在中都的东北新建都城。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建成，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官衙和居民大多迁入了新城。上都的扩建和改造，也持续了五六年。
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建大安阁于上都”④（《元史》卷六，《世祖纪三》），作为上都宫城的主体建筑。在此之前的至元元年（1264年）四月，上都御苑官南家带请求修造驻跸凉楼（即东凉亭）和扩展牧地，忽必烈没有同意，下令待农闲时再行建造。⑤（参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大安阁原来是金代故都汴梁的熙春阁，拆迁到了上都。⑥（参见《析津志辑佚·岁纪》，221页）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记载，大安阁的所在地原为开平城旁草地中的一个湖泊，建筑工匠们先将湖水排干，用石灰和碎砖填死湖的水源和湖坑，铺上石板，然后在上面建造宫殿。在宫殿的周围，还修筑了一道木墙。①（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5页）此后，皇帝到上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宫中，不再风餐露宿，驻帐草地。
除修建宫城外，在上都还增建了一些其他必要的设施，如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②（《元史》卷六，《世祖纪三》）：至元五年（1268年）正月，在上都建城隍庙：等等。至于官廨的补建、城墙的修理以及宫城内部的改造，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忽必烈大兴土木，建造都城，曾遭到来自蒙古族内部的非议。西北蒙古宗王特别遣使诘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③（《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这些责问并没有动摇忽必烈实行两都制度的决心。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对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以上都作为陪都，保持蒙古族旧俗，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则为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两都制的实施，对蒙古族是有好处的。
至元十五年（1278年），龙冈失火，延烧民房，有人为此大作文章，要求迁移上都都邑，遭到枢密副使张易和中书左丞张文谦的坚决反对。忽必烈为此特别求问于术士田忠良，田忠良转达了畏吾儿人廉希宪的意见，认为上都是“圣上龙飞，国家根本”，失火乃为常事，“无令杂学小生，妄谈风水，惑动上意”④（《国朝文类》卷六五，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忽必烈听信了廉、田的劝告，移都的议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元武宗海山在隆兴路的旺兀察都建立行宫，“立宫阙为中都”⑤（《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次年（1308年）七月，行宫落成，正式置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元朝都城由此增为三个。元武宗在位期间，为建设中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钱财。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武宗病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秉政，很快下令停止建造中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四月，废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总管府，“凡创置司存悉罢之”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中都的建制，实际上只有两年零十个月。②（关于元中都的情况，见本书下篇附录三）
二、两都交通线一——驿路
从大都前往上都，按照波斯人拉施特的记载，有三条道路：一条是供打猎用的禁路，除持有诏书的急使外，任何人也不得由此路通过：另一条路经过撒马尔罕人居住的荨麻林，沿上都河直行：第三条路需通过名为sy-klynk的高地进入草原。③（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4~325页）元人周伯琦则说有四条路可通上都：“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拉施特的所谓“禁路”，应该就是周伯琦所称二东路，“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④（周伯琦：《扈从集·前序》）。荨麻林之路，正是周伯琦所谓的西路。那么第三条路就应指周伯琦所称驿路。元朝人一般赴上都多经由驿路，驿路实际上成为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所以我们应该先介绍该路的情况。
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长八百余里⑤（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四月十五日”条），主要经过以下地点：
大都建德门。元大都有十一个城门，东、西、南各三门，北边只开两门，东为安贞门（今北京安定门小关），西为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由大都北行赴上都，大多从建德门出京城，当时人们都以该门作为驿路的起点。“北顾宫廷暑气清，神尧圣禹继升平。今朝建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⑥（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2）昌平县。昌平县距大都城七十里，至上都七百三十里。①（参见《元一统志》卷一）由大都北行者大多在县城留宿。②（参见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上京纪行诗·昌平》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3）新店。新店亦作辛店，“距京师仅百里”，元朝初年常被行人视为休息场所。③（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4）南口、居庸关、北口。由南口过居庸关至北口，长四十余里，都在山峡中行走，穿越弹琴峡、八达岭。④（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峻峭的山势和众多的古迹，往往给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元朝的文人，留下了大量歌咏居庸关及其附近名胜的诗篇。
（5）居庸关过街塔。元顺帝至正二年至五年（1342—1345），在居庸关建“过街三塔”，塔下设门以通往来，门洞壁面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经文咒语，塔门及刻文今存。在交通隘口设立塔门，是佛教徒希图“普令往来皆得顶戴”佛祖，“下通人行，皈依佛乘，普受法施”⑤（详见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载《文物》，1964（4））。
（6）榆林驿。榆林驿距北口二十余里，地处今康庄附近，现仍称榆林堡。“其地大山北环”，即汉代的“榆谿旧塞”。在驿的附近建有一处御苑，供皇帝途经时游玩。⑥（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7）怀来县。怀来县距北口五十三里，在今怀来县东，现旧城已在修官厅水库时淹没。该地有一种名为“玉液”的泉水，造酒甚佳，“官为置务岁供御醪焉”⑦（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
（8）统墓店。由怀来西行，过狼居西山（今狼山）至统墓店（今土木堡镇，亦译为统幕），因店北旧有“统军墓”而得名。驿路至此折向北行。
（9）洪赞。洪赞在统墓店北三十余里处。今杏林堡之南，有西洪站、东洪站两地名，当即元朝之洪赞。
（10）枪杆岭。枪杆岭在统墓店正北，亦称为桑乾岭，今称长安岭。山路“九折盘纡”，在驿路上“兹山称最高”①（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上京道中杂诗·枪杆岭》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上京纪行诗·枪杆岭二首》）。因为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所以皇帝北赴上都时不走驿路经此岭，只走东、西道。②（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1）李老谷、尖帽山。枪杆岭北十余里处为李老谷，驿路由谷中穿过，过谷后可望见尖帽山，是元朝埋葬后妃的陵地。③（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12）龙门站、雕窝站。龙门、雕窝两站大致平行，在东西一条线上，相距四十余里，即今龙关和雕鹗堡。④（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经世大典·站赤》）龙门站所在地龙门镇，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升成望云县，隶于上都路的云州。县北是横亘山崖、与枪杆岭相接的战国与唐代修建的古长城。⑤（参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元人北行，大多经由龙门站，南返则走雕窝（亦作雕窠）的为多。由望云北行，过合门岭（今大岭堡附近）。⑥（《元一统志》卷一）该岭距雕窝站二十五里。
（13）赤城站。赤城站在今赤城县所在地，因“山石似丹垩”而得名，沽河（今白河）由城边流过。经过此地的人说它“市廛集商贾，有驿通上京”⑦（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开平第三集·龙门·合门岭》），可知这是驿路上一个重要的市镇。从赤城出发，始沿沽河北行。
（14）云州。云州为旧望云县址，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升为云州，现在仍称为云州。
（15）独石口站。独石口站设于今独石口，距赤城站约百里。从龙门站起早赶路，一日内可达独石口。⑧（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二，《乘海青车过赤城雕窝》）
（16）偏岭、檐子洼。出独石口后，行四十余里至偏岭。“过人到偏岭之北，面不可洗，头不可梳，冷极故也。过此始有暖意”，“谁信片云三十里，寒暄只隔比重山”。过岭后进入草原，偏岭和檐子洼是驿路上草原和谷地的分界线，地点应当在今沽源县境长梁附近。“自从始出关，数日走崖谷。迢迢度偏岭，险尽得平陆。坡陀皆土山，高下纷起伏。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至此，始感语言不通，所见皆游牧生活。①（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黄溍：《上京道中杂诗·檐子洼》）
（17）牛群头驿。牛群头驿在今河北沽源县南十余里处。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②（周伯琦：《扈从集·前序》），是东道辇路与驿路的会合点。
（18）察罕脑儿。察罕脑儿为蒙古语，意为“白海子”，湖在今沽源县北数里处。元朝在此处设有行宫，称作亨嘉殿，“阙廷如上京而杀焉”③（周伯琦：《扈从集·前序》）。居民有二百余家。西道在察罕脑儿与驿路汇合。④（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在行宫东面，建有明安驿（今沽源县北小红城），供行人宿顿。
（19）李陵台驿。李陵台遗址在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按元人的计算，该地距上都为一百余里。⑤（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日暮官道边，土室容小憩。”⑥（黄溍：《上京道中杂诗·李陵台》）李陵台驿站的规模大约不小，来往行人必在此处过夜。
（20）桓州。即前述金桓州，距上都五十里左右，元时仍有州的建置，详见后述。
（21）望都铺。望都铺在桓州东北，距上都三十余里，有胡助的诗篇为证：“坡陀散漫草茸茸，地接乌桓古塞风。仰止神京三十里，楼台缥缈碧云中。”⑦（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上京纪行诗·题望都铺》）此地当即所谓的“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⑧（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22）滦河。由望都铺过滦河即达上都，人们往往将滦河视为驿路的终点。干旱季节时滦河水甚浅，“行人驱车上滦河，滦河水浅人易过”⑨（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上京纪行诗·滦河曲》）。一旦遇雨，不但道路泥泞，滦河水亦暴涨为奔腾急流.，不易通行，到今天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