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内部的观察。胡适原来主张妥协，基本出发点是认为中国绝对没有能力抵抗日本，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中国必不可收拾。倘能谋得和平，争取一段时间，谋求国内的政治统一（即指“剿共”成功和消除其他反对势力）和政治改善，然后可以一战。七七事变后，虽逐步做到了国内政治统一，胡适以中国军力太弱，故仍主避战求和。但他也逐步看到，和平的困难不仅在于日本的步步进逼，同时还因******政府没有充分的权威性和统治效力，难以承担议和的大责任。他在7月31日给蒋廷黻的信（稿）中，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没有避战的资格”。第一，“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政府“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63页。）。胡适认为，在敌人进逼日甚、国内抗战呼声甚高的情况下，一个没有充分权威性和统治效能的政府，是无力负起议和的责任的。他几次同******见面谈话，对此一定有更切实的了解。
（三）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七七事变后，英、美国家的反应都是低调的。英国没有能力在东方与日本抗衡，更不愿为中国承担任何风险，何况欧洲的局势已经牵制了它很大的注意力。美国有能力同日本抗衡。但美国朝野一向为孤立主义论调所笼罩。美国人不可能为救中国而冒被拖入战争的风险。中日间要谈判和平，没有强有力的第三国的明确积极的支持是绝对无保障的。王世杰对此认识最清楚。他曾对胡适、蒋梦麟等说：“和之大难，在毫无保证。”当英国上海商会领袖提出中日和平建议时，王即表示：“如英、法等国不肯出任保证及制裁之责任，则中央政府断不能接受此类解决办法。”（《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以胡适同王世杰的关系，及他们教育背景、思想方法上的接近，他不会不虑及此。
总之，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政权的脆弱及无力担负起议和的责任，国际上又无支持和平的保障，这便是促使胡适产生“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的主要客观原因。
自然，胡适的转变更有其内在的主观根据。过去，人们只注意到胡适主张对日妥协让步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把他同亲日派混淆起来；不知他内心里同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样，对日本的侵略怀有憎恨的心理。他的低调主张，是一个学者从他的理智判断出发，以为妥协可以争取时间，避免因过早地应战而导致惨败不可收拾。他的主张究竟对错，人们尽可以批评、讨论。但因此判定他亲日、媚日，或是在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那就未免失于偏颇了。
“低调俱乐部”的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都是亲日派。前三人都成了不折不扣的汉奸，后两个人也都走了一段汉奸之路。胡适和他们不同，他压根儿没有一点亲日的思想感情。这个区别是十分重要的。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那些“低调同志”肯当汉奸，而胡适本人却成为奔走抗日的外交使节。
三
现在，我想系统地引证一些材料，来揭示胡适从主和到拥护抗战这一转变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
（一）对日本侵略者的厌憎
1935年6月1日日记：“听努生（罗隆基———引者）说天津日本兵队的暴行，气得不得了！这种国家是不能存在天地间的。”
同年12月25日，他在和周作人的诗中说：“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强梁还不死，委曲岂能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这一年的华北危机，日本人凶焰高涨，压迫国民党自河北撤退，取缔一切排日的言论活动。这种无代价的让步，胡适颇不满意，所以有“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强梁还不死，委曲岂能全”之句。
1937年4月25日，他在给蒋廷黻（时任驻苏大使———引者）的信中说：“关于日本，我近一年来真成了一个‘反日者’。因为我渐渐觉得厌恶、轻视那个民族了。……日本人的成功已超过那个民族的本领的限度。……若再不悔祸，我看终有大坍塌的一日。”（此信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七事变后，胡适到南京，住在教育部大楼里，有人请他写字，他都写陆放翁的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此表露其悲愤之情。到庐山的当日，他就向******说：“华北的人民怨中央政府决心不要华北了。不然，何以大家眼看见整个华北就要丢了，竟没有中央军队北来援救！”（《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据王世杰说，******下令动员部队由河南进入河北，胡适以及冯玉祥的进言是起了作用的。（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
类似的材料自然还有许多。但这些已足够表明胡适内心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了。
（二）对抗日将士的敬意
1933年5月，在长城抗战期间，傅作义将军的华北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一部，在怀柔与日寇激战，曾给敌军以重创。最后有“塘沽协定”签字，奉命撤退。此役死官兵367人，伤284人。次年，傅将军及当地人民为牺牲的官兵建立公墓碑，特请胡适撰写碑文。胡适在碑文中流露出激越的爱国抗日的感情。他歌颂“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城下之盟的一部分耻辱”，“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他以生动的白话记述：“有全连被敌炮和飞机集中炸死五分之四而阵地屹然未动的；有袒臂跳出战壕，肉搏杀敌的；有携带十几个手掷弹，伏在外壕里，一人独力杀敌几十的。”（此碑文影印件收在《胡适手稿》第10册中。碑文是按钱玄同书写镌刻上的）若没有爱国抗日之心，若没有对抗敌将士的衷心敬意，是写不出这样的碑文的。
1936年，平、津一带空气紧张，谣言四起。胡适担心，宋哲元会被日本人软化，乃发表《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实等于是一封******。文中说：“我们十分诚恳地希望宋哲元先生要彻底明白他自己的立场。宋哲元先生在一般民众的心里，是冯玉祥将军的忠实信徒，是国民军的最高代表，是喜峰口作战的好汉。除此之外，我们不认得第二个宋哲元。”他要求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将领们要时时记得喜峰口战死的八千子弟，要他们明白，只有站在国家的立场才有力量。“离开了这个国家的立场，无论是谁，决不能有力量。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独立评论》，第204号。）这些话都最清楚不过地显现出他对抗日将领的衷心敬爱和对投降日寇的汉奸****的憎恶，也从而显示出，在侵略者面前，胡适的民族界限是十分清楚的。
（三）对国民党政府无条件让步的不满
1935年6月，在日本压力下，“何梅协定”出笼，五十一军被迫从河北撤出，河北各地的国民党党部被迫撤销，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在敌人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竟作出如此屈辱的让步，胡适颇为不满。6月12日，他写信给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说：“认定此回的事，全是无代价的退让。若如此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了？”（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1382页。）
是年11月，日本人利用某些汉奸加紧策划“华北自治”。19日，宋哲元、萧振瀛等招待教育界人士，报告有关情况。胡适与傅斯年当场断然反对任何华北自治的企图。事后曾发表北平教育界宣言，明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或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及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这伸张了正气，抑阻了一些人的动摇。24日，胡适写《华北问题》一文，警告华北当局：“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永不能洗刷的大罪人。”（《独立评论》，第179号。）胡适要求，作为国民党政府和******本人在北平的最高代表，何应钦应出面通电宣告，“此间并无要求自治之民意”（《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
（四）民族危机之下自处处人之道
1935年6月11日，得悉“何梅协定”的屈辱让步，胡适在给丁文江的信上说：“此后此地（指北平——引者）更不是有人气的人能久居的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272页。）当时平津一带敌焰甚炽，汉奸四处活动，日本特务亦甚猖狂。胡适反对“何梅协定”的态度自然很容易为敌所知。王世杰颇为胡适的安全担心，曾有信劝胡适尽快离开北平。胡适在上面提到的6月12日的复信上说：“至于我个人的安全，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总算作了一点良心上无愧怍的事。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我决定不走开。”后来“华北自治”的空气高涨，胡适隐然成为平津教育界主持正气的一位领袖。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适南下赴庐山谈话会。当他看出大战已不可免，看出平、津免不了要落入敌手的时候，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要她通知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尽快离开北平。后来他奉命出国，在海外得知周作人仍未离平，他曾作一首诗奉劝周氏守住民族气节，设法离平南下。可惜，周作人竟不听其劝，终于沦为汉奸。
（五）日本侵略者眼中的胡适
当一些人猛烈抨击胡适的避战求和的主张和反对学生抗日运动的时候，日本人却始终认定胡适是他们侵略政策的敌人。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当天，日本驻平武官高桥氏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抗议，声称，“今天的学生运动是有背景的，主谋的人是蒋梦麟、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这自然不合事实。但日人之所以有此“误告”，正是胡适反对华北自治的结果。说来很有趣，胡适不赞成学生为抗日事****游行；然而学生们之所以****游行，恰是为了表示他们反对华北自治；而反对华北自治又恰恰即是胡适的主张。所以，尽管胡适不是任何一次学生抗日运动的直接策划者和组织者，可是在日人眼中，胡适的思想主张却是学生运动的“酵素”。
1936年7月，胡适率团赴美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路经日本，抵达东京时，“车站上看不见一个日本人迎接他”。在日本，“从欧洲或美国来的，就是二流三流的文士，也是热闹记载的”。而对国际知名学者胡适的抵达，“日本各报纸却以沉默迎之”。原因就是，在日本人眼里，胡适是“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日］室伏高信：《胡适再见记》，原载东京《读卖新闻》，1936-07-23，《独立评论》第213号译载。）。后来，1938年才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杨鸿烈也证实，“在日本人的眼中，先生（指胡适———引者）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75页。）。
以上我所引证的这些材料足以说明，胡适于七七事变后由主和转变到拥护抗战，是有其充分的思想基础的。从而，人们对胡适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态度也应有一个新的完整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