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交通与秦汉文化的发育
许慎《说文解字叙》评述战国时期文化形态：“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以文字为例，大约春秋时期，秦国文字即已定型，李学勤指出：“这和春秋时期秦国各种器物都有自己特色一样，是秦与关东长期比较隔绝的结果。”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366页。而晋人活动区域曾流行所谓科斗文的字体。与此同时，南方楚、越、蔡等同出现了鸟书。战国中期以后的六国古文，结构复杂，变化奇诡，地域性十分明显。同一个字，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往往会有差别很大的多种写法。战国文字由于有其突出的特点，在中国古文字发展史上自成一个阶段，战国文字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由文字的地域差别所表现的文化的割裂，严重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秦始皇吞灭六国，实现一统之后，又面临文化统一的重任。他采纳李斯的建议，以秦文字作为统一的标准文字，禁绝古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门轨，书同文字”，“坏城郭，决通堤防”，打通交通阻隔，又亲自千里巡行，以艰辛的交通实践推进“匡饬异俗”、“普施明法”的事业。
秦始皇东巡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秦与六国故地的文化隔阂，巩固大一统政体的文化基础。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台刻石中，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强调“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他郑重申明：“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中，也有“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的文句。三十七年（前210）会稽刻石更明确写道：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
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
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
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
这无异于一篇文化统一的宣言。秦始皇强调要树立“远近”、“贵贱”共同遵行的文化的“同则”，认为这是大一统政治“嘉保太平”的基础。他尤其注重因交通隔绝而存在的地方民俗文化的“饬”与“濯”，并且要求对于这一文化政策须“后敬奉法”，以求“常治无极”（《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可见“故秦民”与作为刘邦军主要成分的东方人之间，文化心理隔阂依然显著。汉并天下后，刘邦以“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又封子刘肥为齐王，“民能齐言者皆属齐”（《史记·高祖本纪》）。可见各地民俗方言仍难以相通。曹丘生谓季布，有“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语（《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也体现当时民间人际情感方面浓重的地方主义色彩。当时有楚“其俗剽轻”（《史记·货殖列传》）以及“其人轻心”（《史记·三王世家》）等说法。对于齐人的心理特征，司马迁总结为“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谓“其俗宽缓阔达”（《史记·货殖列传》）。《汉书·朱博传》又有“齐郡舒缓养名”的说法。有人建议项羽都关中以图霸业，项羽“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与刘邦骂刘敬曰“齐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同样，都表现出交通相互隔绝的各地区间人的相互鄙视的心理倾向。
各地区间文化的进一步融汇，是在再一次出现交通建设高潮的汉武帝时代实现的。
汉武帝时，曾“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史记·平准书》），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史记·河渠书》），又置河西四郡，打通了联系西域的道路，使汉王朝的威德播扬于中亚，还曾开凿漕渠，使河渭水运发展到新的水平。发水军分五路击南越，也促进了当地交通的发展。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遣横海将军韩说浮海击南越，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击朝鲜等，更是交通史上的壮举。汉武帝时还曾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和数以十万计的移民运动。军队调动与军需运输，都是技术性要求相当高的军事交通活动，军役征发和大规模移民，其组织过程也十分复杂。“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汉书·夏侯胜传》）。因游踪甚广而受到司马光“巡游无度”的批评（《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他曾南登天柱山，多次出行东方郡国，西至安定北地，曾三次北抵长城，循北边道巡行，八次东巡至海上。汉武帝时代，为加强对于交通运输的管理以进一步适应****政体的需要，还制定了体制全新的均输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运输生产的效益提高到新的水平。
正是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屡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对于“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的富足之地，亦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地方行政者受到“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的严厉警告（《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经济财政的统一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把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7个文化圈： 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围，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战国时期到秦代以至汉初，先有楚文化向北的延伸，向南的发展和向东的扩张，继而有秦文化借助军事强权传布各地，而后齐鲁文化的西渐也表现出深远的历史影响。正是在汉武帝时代，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这三大文化体系的汇集交融，形成了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西汉初年，在陕西凤翔高庄、大荔北寨子、耀县，河南三门峡、郑州岗杜，山西侯马乔村，内蒙古准格尔勿尔图沟，湖北云梦睡虎地、宜昌前坪、宜城楚皇城，四川成都的墓地都保留有进入汉以后的含秦文化因素的墓葬，虽葬式已有变化，但在随葬器物中还保留典型秦式陶罐、盆、茧形壶、铜蒜头壶、壶、鍪等。这些墓中伴出秦半两、汉半两钱，但绝不见五铢钱。这表明，到汉武帝时代，全国已经再也看不到这种别具一格的秦式墓葬了。参见叶小燕：《秦墓初探》，载《考古》，1982（1）。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时出现的偏旁较为固定、书写较为简便的秦隶，终于取得了全国文化界的认可，秦始皇时提出的所谓“书同文字”的口号，这时方得实现。于是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就大致限定为汉武帝以前的文字。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具有成熟的统治经验的中央政权开始正式推行带有文化****色彩的被称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儒学取得思想主导的地位，使“今后学者有所统一”（《汉书·董仲舒传》）。推重儒学，使其成为意识形态正统的政策，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面貌，产生了规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