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西域传下》评述汉武帝时代域外道路开通之境况：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颜师古注：“晋灼曰：‘都卢，国名也。’李奇曰：‘都卢，体轻善缘者也。砀极，乐名也。’师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谓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
应当肯定。秦汉时期有作为的帝王在发展与域外地区交通的过程中，确实表现出今后世君主多不免愧赧的雄图与伟力。在对外交往中的主动又是以“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作为实力基础的。还应当看到，当然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西土珍奇“盈于后宫”，“充于黄门”，“食于外囿”，只是丰富了宫廷消费生活。对于秦汉域外交通给予东方与西方文化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可能尚需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方可作出科学的评断。
读秦汉域外交通史料，与物质文化的交流相比，或许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汉书·张骞传》）的风格，班超“立功异域”，取“万里侯”（《后汉书·班超传》）的气概，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所谓“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这些“坦步葱雪，咫尺龙沙”之“一时之志士”（《后汉书·班梁列传》论赞），其实代表着当时奋武进取的时代精神。秦汉域外交通事业的成功有多种因素，其中之一当然亦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素质中积极的一面在当时得到了发扬踔厉的历史条件。
汉通西域以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东传，给予中国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又继而波及朝鲜和日本，使整个东方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因而在世界文化史上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事虽未见《汉书》，但据佛教传布地域及西域交通状况分析，西汉晚期佛教传入汉地是完全可能的。东汉初，正史已可见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记载。《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刘英》记述，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尚浮屑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又“盛馔”供养“伊蒲塞桑门”。汉桓帝延熹年间，“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佛教传播已渗入宫廷。襄楷上书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如此，乃能成道。”（《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经三宿便即移去，示无爱恋之心也。”“《四十二章经》：‘天神献玉女于佛，佛曰：‘此是革囊盛众秽耳。”可见佛教教义，当时已为士人所熟悉。《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在徐州一带铺张事佛，“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李贤注引《献帝春秋》：“融敷席方四五里，费以巨万。”《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也记载：“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今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可见佛教已渐传布于民间，社会影响幅面已经相当可观，形成了空前的对于“浮图”的狂热信仰。而《续汉书·五行志一》：“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又说明佛教开始于中土普及前后，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