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思考逝去的年代
世局虽艰，著述有成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这“自由之研究精神”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授。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由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为我们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
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我们今日研究西南联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这种传统的形成，研究这种传统何以在战争环境下能够艰难生长，而最终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彼此共同遵循的标准。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她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可以说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西南联大在其消失50年后，依然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即因为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有生命力的。这个传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陈寅恪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学术贡献，都是这种学术精神的体现，舍此，学术必是荒芜的旷野。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学术精神的缩影。
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的。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一文中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七年来的抗战，又把中国哲学的进展阻碍了。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附录，第143页，1947年胜利出版公司）谢幼伟举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关于“意指分析”的两篇论文。另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完成于昆明宜良。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前，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主要由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战前，他在北京大学和陈垣、马叔平、吴承仕、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钱穆说：“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9页，1983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余英时在《钱穆与中西文化》中，曾提到钱穆“承认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的发展和延续，即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余英时说过，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重庆，而思想和文化重心则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在思想上继续“五四”的传统。那时在属于北大、清华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调还是“民主”与“科学”。
群贤毕至，少长成集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内，30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继。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当时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教授的阵容（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第289—313页，199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朱自清 罗常培 罗庸 魏建功 杨振声 陈寅恪
刘文典 闻一多 王力浦 江清 唐兰 游国恩
外国语文学系：叶公超 柳无忌 莫泮芹 陈福 田燕 卜荪 黄国聪
潘家洵 吴宓 陈铨 吴达元 钱锺书 杨业治
傅恩龄 刘泽荣 朱光潜 吴可读 陈嘉 冯承植
谢文通 李宝堂 林文铮 洪谦 赵诏熊 闻家驷
陈家民 温德 黄炯 华胡毅
历史学系：刘崇 雷海 宗姚从 吾毛准 郑天挺 陈寅恪
傅斯年 钱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举 向达
张荫麟 蔡维藩 葛邦 福吴晗
哲学心理学系：汤用彤 冯友兰 金岳霖 沈有鼎 孙国华 周先庚
张荫麟 冯文潜 贺麟 郑昕 容肇祖 王维诚
王宪钧 陈康 敦福堂 熊十力（专任讲师）
法商学院——
政治学系：张奚若 张纯明 崔书琴 邵循恪 吴之椿 浦薛凤
王赣愚 张佛泉 钱端升 罗隆基 王化成 沈乃正
赵凤喈
经济学系：陈岱孙 赵乃抟 周作仁 秦瓒 伍启元 周炳琳
李云鹏 张德昌 徐毓枬 杨西孟 戴世光 萧蘧
周覃绂
法律学系：燕树棠 戴修瓒 蔡枢衡 罗文干 张企泰 李士彤
费青芮 沐马质 夫章剑
商学系：丁佶 李卓敏 陈序经 陈岱孙 林维英 李云鹏
周覃绂
社会学系：陈达 潘光旦 李景汉 李树青 陈序经 吴泽霖
陶云逵费孝通（讲师）学术传统的延续，首先要靠相对稳定的教授群体的形成。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恰好是由30年代前完成中西两面教育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1900年前后为代表，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锺书、费孝通、吴晗等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上都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如钱锺书、费孝通等人已经是留学归来了。这三代学人的年龄结构恰好是50岁、40岁、30岁。这个年龄结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它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成互补。在西南联大，当钱锺书刚刚学成归来时，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教授吴宓都力邀他回清华执教，对他的才能，陈寅恪也认为钱锺书“人才难得”。这种前辈学人宽广的学术胸怀，对后辈学人的成长极为有利。西南联大时期，这种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的鼓励和帮助，也构成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如陈寅恪对周一良、杨联陞的爱护，闻一多对陈梦家的提携，都堪称学林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由于这个传统成为大家公认的价值标准，在西南联大，尽管生活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在精神上，当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舒展的。我们可以从当时一封简短的信函中，看出当时大学教授的心态。1946年1月29日，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闻一多上卅五·一·廿九
计开：
一、王瑶论文题《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
二、初试范围：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三、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这封短简，可见闻一多当时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体现。首先，作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对学术有极严格的要求，这也是西南联大的规矩。闻一多的这封公函，是给校长和教务长的，但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对王瑶的初试，完全由闻一多一人做主，只是照例呈报。从闻一多外聘的四位教授看，都是与王瑶论文所涉专业有研究的，可见要求之严格。梅贻琦在闻一多的这封公函上所做的批示只有几个字：“照办琦一·卅。”闻一多的函是廿九日写的，梅贻琦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同年4月，梅贻琦在朱自清关于王瑶毕业论文考试聘请教授的公函上的批示是：“照聘。仍备晚饭。”
这是西南联大诸多学术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却给我们许多联想，一个时代学术传统的高扬，带给人精神上的快乐是学术发展的基本保证，王瑶后来痛苦地放弃了他喜爱的中古文学，而改治中国现代文学，但他毕竟用自己的努力，延续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40年代中期后，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曾有担忧，他在日记中写道：“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教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为自己的生命，他曾说过：“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当时的西南联大虽是三校联合，但实际负责人是梅贻琦，他的这种信念，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保持了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视的精神遗产。
大学的理念
傅斯年1945年曾被任命为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接替离职的蒋梦麟。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曾写过一篇名为《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他在文章一开始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做为人挤人的工具。”如果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待下去，他也会继续保护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1946年西南联大返回北方，重建北大、清华、南开。她的学术传统也随着教授重归自己原来所在的大学而继续发展，但后来这个学术传统被阻割了。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以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在慢慢地消亡。关于这个学术传统的消亡，我们可以做出许多解释。我想简单通过冯友兰和贺麟的经历来略述一二。
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曾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他是极赞成学术独立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坚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干涉。冯友兰做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正是靠他和他的同事们保持和延续的，抗战八年，加上后来的五年时间，他始终保持着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但后来丢失了。贺麟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虽然当年他和冯友兰都曾被蒋介石请去给中央政治学校的干部讲过课，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说过迎合蒋氏的话，但贺麟本人对西南联大的传统还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1941年他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的这一番话，讲得真好。但后来贺麟也放弃了他的学术尊严，说了许多违心话。一种学术传统，在它的代表人物身上的消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