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旧学者身上，都有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从新学者身上真正找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倒很难。还是先说几件事，再发感慨吧。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胡适1948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9首，背完之后，两人都流下了泪。胡适和傅斯年现在已不是什么忌讳的人物了，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是一回事，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适、傅斯年的一生，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一样，那是真爱这个国家。旧学者心中的这种感情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
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40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都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
从过去的学者身上，我们不免要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旧学者既是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读书人总是分得清好坏的，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中国的读书人树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不仅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个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许多感人的东西。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公平的认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