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文章说到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不是很确切。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很能见出他的个性的。我在收集西南联大的资料时，见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钱锺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他将要回国时，许多地方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锺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黄延复在《钱锺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出当时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钱锺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期193页）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也记载了此事：“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钱锺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请钱锺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锺书过去的老师吴宓。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不很愉快的，他后来在小说《围城》中描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曾问过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几个人，他们说，联大的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只待了半年就离开了。1939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锺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当时蓝田师范学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驾，这才有钱锺书舍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选择。
关于钱锺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锺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待不下去了。如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爱默：《钱锺书传稿》）这些都是传闻，姑妄听之。但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钱锺书离开联大，属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梅贻琦爱才心切，并未计较，仍驰电挽留，这使钱锺书十分惭愧。他曾为此给梅贻琦写信道歉，说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给梅贻琦写信时，钱锺书还给当时联大的秘书长沈履一信（钱与沈是襟亲），信中说到自己不辞而别时有这样的话：“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期）可见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抄了吴宓当年的日记，说：“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锺书‘人才难得’。1939年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锺书的Contemporary Novel Renaissance Literature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1940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锺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妾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据吴宓日记记载，他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1940年11月4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席间吴宓提议请钱锺书回联大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复返回”。如果说钱锺书说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话确有其事，那他真正得罪了的恐怕是叶公超和陈福田。吴宓也是挨骂的，但吴没把钱的话当回事，仍力主他回联大教书。
钱锺书在联大教书不到30岁，正是年盛的时候，钱先生才华过人，又生性刻薄，难免出语伤人，在西南联大待不下去也是极自然的，好在当时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此处不留自有留处，并没能压制了钱先生的才华和个性，后来钱先生的刻薄大概是收敛了，不然他怎么平安生活下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