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老龄化
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
一、从现在起就应该重视老龄问题
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老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老年人生理、心理和生活特点提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和老年人各种特有的问题；二是老年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人口老化问题。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就全国人口平均状况来说，目前谈论老化似乎为时尚早。但要注意到我国老年人数及其在人口中的比重的增长速度是属于人类历史上最快的。我国目前城乡老年人口60岁以上的近8000万，65岁以上的5000万，是世界上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几乎等于美苏两国老年人数的总和。从第二次人口普查到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间，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分别增长82%和100%，年平均增长率是3.4%和3.9%，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个别地区来说，有的省、市现在已经是或已接近于老年型人口。
在国外，老龄问题一般在发达地区突出，那里人口老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是逐步加剧的。我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它们。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里，如何应付老龄问题的挑战，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必须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从现在起就重视老龄问题。
二、科学地认识老龄问题
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化是不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阻力？如何认识我国人口老化的问题？只有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首先，要辩证地看待人口的年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和医疗卫生体育事业的进步，老年人不仅寿命延长，身体素质也有极大的改进。一个人进入老年不过是就一生的生命期而言，但人的生理年龄和年代年龄并不是同步增长的。发达国家和我国都已看到，今天许多六七十岁老人的健康指标同过去四五十岁的人差不多，甚至有所超过。今天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把65岁作为划分老龄的界限，表明人类在生理上的进步。至于各国在不同时期规定的退休年龄，不纯粹出于生理年龄的考虑，还涉及到许多社会经济因素，如就业、工资、负担系数、工作效率，等等。
其次，要历史地看待老年人的作用。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和资源，而不单纯是消费者，更不是社会的负担。因为老年人以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专门技能包括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来教育后代、启发人类，保证了社会的存在和顺利发展。
再次，养老是一种社会义务，也是年轻一代人的责任。撇开家庭、社会和道义的角度不谈，仅从经济观点来说，现在工作人口从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在老年人过去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专门技能的基础上的继续和发展。对老年人的抚养实际上是对他们过去劳动成果和社会事业奠基工作的延期支付，同时也是对他们过去抚养年轻一代的一种“偿还”。
最后，老年人对社会的发展要继续承担责任。随着健康的增进，老年人在退休后还要在社会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期间，社会要使老年人感到生活有意义，老年人应该自觉地通过不同方式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老年人还要体谅年轻一代承担一个人口日趋老化社会的困难。解决老龄问题的方案，既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可能，也要取得年轻一代人的谅解，才能持久地推行。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
人口日趋老化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未充分暴露。但已在下面几个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1）对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速度和新科学技术应用的挑战。人口老化有可能使这个人口趋于保守，接受新的科学技术迟钝。人口老化必然出现劳动力老化，这就有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2）对人口的就业比例和负担系数提出新的问题。人口趋于老化，工作年龄人口负担老年人口就加重，这就不能不提出与劳动就业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就业的最高、最低年龄界限，退休后再就业方式，工作周、工作日以及职工培训、成人教育、老人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3）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以及相应的管理体制也会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社会承担养老的责任，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如退休金、劳动保险、公费医疗、集体医疗、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或提供生活服务等，其来源都是国民收入。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这部分支出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就越来越大，如果份额过大就会影响到扩大再生产和其他人口的生活改善。这个问题涉及到消费与积累及其内部比例，如财政资金分配，财政体制，集体所有制的公益金、公积金的分配和使用，公费医疗办法，以及企业各种基金的分配和使用，等等。
（4）老年人的消费结构将对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提出新的要求。由于生理和生活特点，老年人的许多需要不同于其他人口，例如老年人的吃、穿、用、住的要求不同于年轻人和少年儿童；老年人对医疗保健和生活服务有更特殊的需要。当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时，他们的消费结构必然要影响到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此外，人口老化也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诸如老人独居、寡居的人数和家庭数及其比重的增加，社会和年轻一代需要照顾更多的老人，在家庭关系上老年人与年轻一代关系更为复杂，在满足社会需要过程中不同年龄人口在需求上的矛盾，等等。
四、控制人口增长与预防人口过分老化
人口老化的程度取决于人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本文撇开人口迁移的影响不谈）。死亡率下降、人口寿命延长会导致人口老化，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因为一般死亡率下降首先是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其结果使得婴幼儿、青少年存活更多，不但不会使人口老化，而且常常使人口年轻化。只有较高年龄组的死亡率下降，才会直接导致老龄人口绝对数增加和比重提高。发达国家一个多世纪来人口发展的实践证明：出生率下降是加速人口老化的决定性因素。生育率下降必然导致人口老化。我国目前大力控制人口增长也会加速人口老化。因此控制人口增长要考虑和预防未来人口过分老化问题。
有人过分强调人口老化的严重性，言外之意是要求现在就放松对人口数量的控制。这是很不恰当的。第一，我国1982年60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7.64%，低于1788年的法国、1860年的瑞典、1910年的英国，说明目前我国人口还很年轻。第二，目前放松计划生育就意味着不再力争实现在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这是不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第三，现在放松计划生育对缓和老化并不能起多大作用，也不能阻止我国在本世纪末开始进入老年型人口。当然，只考虑控制人口数量、忽视人口老化问题也是片面的。
根据我国的实际，目前首先要考虑控制人口的数量，同时也应当考虑避免人口过分老化的问题。要找出一个人口数量和人口老化程度都能接受的数量界限。
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我国老龄问题的关键
人口老化和个人老化不同。个人老化是受生物学规律的制约，是不能返老还童的。人口老化受人口学规律制约，可以通过提高出生率，逐步增加婴幼儿、青少年的比重使人口年轻化。但是，人口年轻化决不是解决我国老龄问题的途径，因为增加青少年人数及其比例并不能减轻社会对老年人的负担，但却随即加重抚养青少年的负担，形成“两头沉”的局面。
人们对人口老化最担心的是工作年龄人口对老年人的负担不断加重。在老年人数已确定时，减轻负担的办法，一是提高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或称扩大就业面）；二是老年人继续参加工作。而更根本和更积极的途径是使在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极大地提高。当就业人口能生产出超过个人需要几倍到几十倍的剩余产品时，即或负担系数增加一两倍，工作年龄人口的负担也会轻松得多。
同时，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会才能对老年人提供各种特殊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老人对医疗、保健、护理以及生活服务的需要超过其他人口，一个劳动生产率很低，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人口，对老人的物质需要和生活服务、医疗服务等是难以满足的。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解决老龄问题创造了物质条件，这是重要的，但还不够。一般说来，婴幼儿、青少年更多是依靠家庭来抚养，而老年人的需要则越来越依靠于社会，因此，解决我国老龄问题，还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4 08 20）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再认识【9】
中国是世界上总人口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国人口已达11.6亿人；1991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数已超过1亿。
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人们对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可能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关注，学者们还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进行了一些分析。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发表使我们可以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有进一步的认识，并重新审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以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一、重视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和老年人口的划分标准
研究人口老龄化趋势首先要确定什么是老年人口和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标准。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学术界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的研究也日益增强，但是从研究内容看，还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如在老年人口研究中，很多人引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作为进入老年型人口的标准；但也有一些研究中常以60岁为老年起点，并且相应地将老年型人口标准换算为10%。实际上，以这两种比例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程度得到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的标准来衡量，1990年全国只有上海是老年型人口，但若以60岁及以上人口占10%来衡量，则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浙江都属老年型人口。这说明按不同年龄标准划分的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时，首先要确定老年人口的起点年龄和老龄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联合国有关人口老龄化的文件中曾经使用过65岁和60岁为老年人的年龄起点，这是由于研究目的及范围的不同而形成的。我们应当结合研究的需要确定老年人口的起点年龄，尽可能使老年人口的划分既有其社会经济意义，又有可比性。
在许多文章中，常常将中国老年人口起点年龄定义为65岁，进而认为中国老年人负担很小，相当长时期内不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阻力等。其实这种划分方法并没有反映中国老年人负担的真实情况。中国在业人口的退休年龄大都在60岁以前，男女工人分别为55岁和50岁；干部分别为60岁和55岁。可见，以60岁划分老年人就已经掩盖了一部分社会对老年人口的经济负担；若再以65岁来划分，大批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口势必仍被当作是生产人口，并由此低估老年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比较合理。
在衡量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方面，联合国文献中曾提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占7%以上时称为老年型人口，但并没有提出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多少时才算是老年型人口。所以，衡量一个人口是否已进入老年型只能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直接与这一标准比较；二是当没有60岁以上分年龄人口资料而不能从中分离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只能以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行比较时，就需要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的标准换算成60岁及以上人口的相应比例。
有人曾将这一比例换算为10%。但是以这一标准同65岁及以上人口占7%的标准衡量同一人口时，则出现了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情况。即按60岁计算已进入老年型人口，而按65岁计算仍是成年型人口。问题可能出在这种比例转换是依据人口发展比较平稳的年龄结构计算出来的，而近4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是在急剧变化中进行的，进入60岁和65岁的人口队列规模并不是平稳变化的，从而影响了两者的一致性。
为了估计中国各省、区、市人口老龄化趋势，并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的比例换算成反映各地区达到这一比例时预期的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本文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得到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行回归分析。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代入回归方程后，得到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10.68%；如果对1982、1987和1990年三个年度的上述资料（1987年为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则65岁及以上人口占7%时，60岁及以上人口为10.67%。
由此可见，以前将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占7%换算为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占10%的情况，与中国各地区人口的实际状况出入较大。从过去1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趋势看，各省、区、市进入老年型人口时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平均为10.67%左右。那么，10%的60岁及以上人口相当于65岁及以上人口的多大比例呢？应用上述资料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只相当于65岁及以上人口的6.5%，与7%的老年型标准尚有一定差距。
与此类似，在使用人口年龄中位数、老少比等指标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时，有时也会出现矛盾现象。因此，在分析中应注意综合各项指标进行全面考察。
二、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估计
中国人口基本上属于封闭人口，国际间迁移极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受出生和死亡两大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同绝大多数国家的模式相同，即死亡率下降先于生育率下降。在中国人口转变初期，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低年龄组，人口年龄结构不是老龄化，而是年轻化了。在人口转变中期，中国经历了一个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时期。1969—1979年间，人口出生率从34.11‰降到了17.82‰，降低了约一半。西方工业化国家完成这一转变一般需要50～100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时间；与日本在1947—1957年间的下降幅度相类似。所不同的是，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在1957年后继续大幅度下降，到1984年降至12.5‰，自然增长率降至6.3‰；而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在进入8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徘徊在20‰左右的水平上，总和生育率在2.3左右徘徊，下降速度放慢，199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70‰，仍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仍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因此，生育水平是人口预测的重要参数。
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对人口发展的要求和生育率、死亡率的变动趋势，本文的预测中假设中国总和生育率到2000年时下降到2.1，2010年下降到1.9，此后保持不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由1990年的男67.58岁、女70.91岁增长到2050年时的男76岁、女80岁，相当于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方案的结果可能与中国未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较为吻合。
按照这一预测方案，2000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将达到1.28亿，占总人口的9.84%；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0.87亿，占总人口的6.7%；总人口在2035年前后达到最高值15.32亿。届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24%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约为18%。
这一方案中对1990年以后的人口预测的基本设想如下：
中国目前人口政策的目标是力争在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3亿左右。为了实现这一人口目标，到本世纪末总和生育率必须降至更替水平。虽然1985年以后中国生育率出现回升，到1988年总和生育率回升至2.61，接近1982年2.63的水平，但是1990年又下降到2.31。按照这种趋势，预测方案将2000年总和生育率定在2.1，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1.8。本预测方案使用的人口预测基数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有多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始于60年代中期。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是20.2岁，低于1953年的年龄中位数，人口年龄结构更为年轻；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到22.91岁；到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已达到25.25岁。相应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964年的3.56%上升到1982年的4.91%和1990年的5.57%。从年龄结构类型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到1990年时已完全成为成年型人口。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所作的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在迅速老龄化。在未来30年内，年龄结构类型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但在各个时期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有很大差异。
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0—2003年，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这一阶段老年人口人数和比例都在增加；少儿人口数在2000年前后达到最高值，在此之前，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开始下降。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8.60%，上升到2003年的10.15%；15～59岁人口在经历短时间的下降后也从63.81%上升到64.29%，这两部分人口变动幅度不大；0～14岁人口从27.6%下降到25.6%。从人口内部结构变化速度看，这一时期是缓慢老化阶段。
到2003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达到7%。如果按联合国1956年划分老年型人口的方法，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已是老年型人口了。
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人口划分方法，到2003年时，中国少儿人口比例虽已降到30%以下，年龄中位数超过了30岁，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仍未达到10%，老少比也只有27.5%，不到30%。说明中国人口还未完全进入老年型，但已明显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
第二阶段为2003—2020年，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在这17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速度很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10.15%上升到15.5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03%增长到10.85%；0～14岁人口比例从25.6%下降到19.04%；老少比高达57%；年龄中位数为35.67岁。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人口的转变。
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人口老龄化程度急剧提高。在这30年时间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27.43%；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到16%。到2050年时，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逐步稳定下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0.43%，老少比达到127.6%，年龄中位数高达43.7岁，人口年龄结构已经高度老龄化。
四、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趋势的估计
在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会达到何种程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曾经有一些文章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从人口发展趋势看，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5.6%。
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看，1991年有9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20%，其中老化最严重的瑞典已高达22.8%。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7%的有20个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
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取决于生育和死亡水平。从未来人口发展看，中国人口的生育和死亡水平不大可能达到发达国家最低的水平。预计到下个世纪初，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7%，从而进入老年型社会。此后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长，到下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27.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20.4%，相当于发达国家2025年时的老龄化水平。根据联合国1990年的预测，到2025年时，英国60岁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占其总人口的26.8%和19.4%，法国为27.2%和20.8%，日本为29.9%和23.9%，瑞典为29.0%和22.40%。可见在60年以后，尽管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很严重，但比发达国家的老化水平仍然要低。如果以同期数字相比，2025年中国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18.5%和12.1%，差距更为明显。
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将是2010—2035年。这一时期，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成为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最快的时期，2020—2035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0.6个百分点，2035年以后，老年人口的增长逐渐平稳，不会有数量上大的波动。这一时期，中国生育水平已降到低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只能达到20.8%左右。这一预测表明，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迅速，与发达国家在老化程度上的差距在日益缩小，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会是世界上最为严重的。
尽管现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高，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瞩目。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和老年人口，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里是最快的，但还不能肯定说是世界上最快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5%增加到7%所用时间预计将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所用的时间相同（20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从7%增长到14%，法国用了115年（1865—1980年）；瑞典用了85年（1890—1975年）；美国预计要用70年（1945—2015年）；德国和英国用了45年（1930—1975年）；中国预计只要26年（2003—2029年），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与日本相同（1970—1996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0%增长到20%也将是世界上最快的，只用25年（1985—2010年），中国预计要用27年（2019—2046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从某些指标的比较来看，与老龄化最快的日本非常接近，但同样不能就此断定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会是世界上最快的。
任何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都不是匀速的，某一时期可能快些，而有的时期相对慢些。所以，比较指标或比较时期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到结论。中国在2010年到2035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最迅速。这一时期老年人口比例上升最快，所以从一定比例增长到另一比例的时间与日本相近（并不比日本更快）。但是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10%增长到20%所跨越的年份里，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减低，比例增长所用的时间也比日本长，以这一段衡量，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略慢于日本。
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现在已经超过12%，所以从5%增长到7%已经实现，从7%增长到14%也即将实现，其所用的年数（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基本上不会有大的变化。而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取决于今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199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只占5.6%，十几年后才能达到7%，达到14%和20%的年代更远在四五十年之后。因此，所有上述中国和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比较结果都取决于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是否会像预测的那样变化。如果预测能够实现，则中国有可能与日本一起成为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否则，中国将不会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老龄化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伟大成就，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每一代人的发展既要照顾到上一代也要考虑到下一代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敬老、养老、尊老、爱幼就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为此我们提出几点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