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按人口平均产量水平低、增长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增长快，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了；但是对于人口增长快会大大延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同志都有足够的认识。
（一）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口增长快慢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对社会发展有影响，可以加速或延缓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一般地说，在地广人稀、有亟待开发的资源、又有大量资金的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快有利于经济的更快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美国，今天每平方公里还只有一两个人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盛产石油的几个国家，都属于这一类。与此相反，人口稠密、耕地很少、资源一时不易开发、工业化程度很低、工业容纳劳动力的潜力不大的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多了、快了，就会延缓和阻碍经济发展。
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增长对加速或延缓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例如，美国在工业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手工劳动仍居于主要地位，那时人口自然增长（包括大量移民）加速了经济发展；但是，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许多体力劳动可以用机器来代替，许多生产过程都能实行自动化，对于增加人口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就不像过去那样迫切了。就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样地广人稀的国家，也不简单地认为人越多越好。近年来两国政府都支持家庭计划生育，对人口要求有更高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对外国移民的进入也不是漫无限制。
人口有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之分，有青少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之别，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增加不同的人口对生产速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增加的是能够马上投入生产的劳动人口，特别是熟练的劳动力，对生产当然有利。为什么今天人口密度已经很高的国家，仍欢迎有专门技术的劳动力、特别是有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到本国移居呢？因为从移入的国家来说，不用社会任何花费，就能得到一批生产效率较高的人才。与此相反，如果增加的是新生的人口，社会就得先“垫支”一笔培育费来抚养和教育，若干年后才能成为适应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根本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速度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人口增长快形成失业的产业后备军，造成实际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有利于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工资，增加剩余价值，加快资本的积累，并不妨碍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直接受到新增人口的人数和速度的制约。这点同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
（二）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工业不够发达，工业部门每年吸收新增劳动力的1/10已很吃力，大部分劳动力都只能从事农业生产，这又碰到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我国现在只有15亿亩耕地，按人口平均只有一亩半，就是按农业劳动力来计算，一个人负担也不过5亩。现在农业生产还以手工劳动为主，已经感觉到劳动力超过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解放后高出生持续了20多年，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劳动资源和蕴藏着很大的劳动潜力，在可以预见的两三代人期间，也不会存在需要增加人口来促进发展生产的问题。因为即使今后一个时期逐步地做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每年还有新生人口1000万以上，就是说，到21世纪后，每年都能补充千万以上的劳动力。我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资金和技术力量。我国现阶段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就是为了加快资金积累和提高我国人口的科学技术水平，使生产以更高的速度发展。
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就必须把我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起来，使工农业生产从落后的技术基础转到先进的技术基础上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有一笔资金。我国的资金来源只能靠国内资金积累。国内资金积累主要来自增产节约。长期以来我国只重视物资方面的节约，而没有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积累建设资金的高度。在我国的情况下，人口出生率降低1%就是少出生1000万人。每年少抚养、教育1000万人是最大的一项节约，也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还要看到，人口增长慢了不但能减少粮、油等消费品进口，甚至能出口一些消费品换取外汇，换回先进的技术装备，加快经济的发展。
加速生产发展很重要的一条途径是依靠科学技术。近二三十年来，许多国家增加产量70%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科学管理的水平，就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出成千上万能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能操作先进技术、能管理现代化生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培养出一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尖子”。但是我国人口多、增长快，极大地妨碍这一任务的实现。现在，我国每年能用于教育的经费很有限，一般只占国民收入的2%左右。以区区几十亿元的教育经费来教育数达两亿多的人口，确实是“杯水车薪”，顾得了普及，顾不了提高；顾得了正规学校，顾不了在职职工的提高。我国今天每年出生的人口中能受高等教育的只有1%，就是这个矛盾的集中反映。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大量增加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大幅度减少人口出生数，减少普及教育的开支，增加科学技术教育的经费。这样，减少人口数量转化为提高人口的质量，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生产的发展。
控制人口增长，还会增加社会劳动力的数量，加快生产发展速度。其实，人口增长并不立刻增加现实的生产者，只能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但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很多家庭妇女摆脱多子女的拖累，减少原来用于抚养、教育儿童的一部分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时间不用于抚育过多的儿童，转而用于其他任何社会劳动，哪怕是劳动效率不很高的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生产的发展。
（三）
我国人口增长快会延缓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经济发展慢时比较容易察觉，但当经济发展快时就容易忽略。不少同志认为，我国目前出现的严重人口问题，只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够快，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造成，如果解放后经济能持续地、较快地增长，就不一定感到人口增长快了。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经济发展不论多快，人口增长快了也起延缓的作用。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例，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2.3%，也就是2000万，增长很快，而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9%，增长更快。但是决不能认为这一期间我国人口的猛增并没有延缓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如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是1%左右，每年少出生几百万到1000万人，国民经济发展会更快，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会分别高达12%和10%以上。这种分析并不是虚构的，因为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但是客观存在，而且影响的程度是可以计算的。虽然目前计算的方法和所依据的基础资料还不够完善，但是仍然可以作出粗略的匡算。
一是根据出生人数的培育费用来匡算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按照一些研究单位的计算，我国培育一个新出生的人口到16岁成为一个普通劳动力，按目前的物价水平，社会要花2500元左右。以此为数据，假定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平均每年少出生600万人口，到本世纪末就能少出生1.2亿，国家和家庭就能节约3000亿元培育费。假定今后每年平均节约培育费150亿元，把它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如果投资的经济效果每年是25%的话，每年就能增加国民收入37亿元，大体相当于1979年国民收入的1%。就是说，每年少出生600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大体提高1%。
二是根据国民收入使用于消费和积累的比例来匡算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了保证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不低于前期人口增长的部分，每年都要有相应的一部分国民收入来保证。有的人口学家计算过，人口增长1%，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大体要相应地降低1%，相反的，人口增长速度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1%，那么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也大体能高1%左右。
具体地认识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具有数量上的必然联系，对于我们制定经济发展长期规划有很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使我们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时候，也不至于放松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在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成绩，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不管经济发展多快，也要坚定不移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0 05 22）
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新中国人口五十年》见证新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87】
进入21世纪后，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推荐，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1年特别项目的《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一书，于2004年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由路遇主编，分上、下两册，由全国23位知名教授、专家、研究员和主管人口事务的负责人共同编写。这套122万字的专著是新中国50年来人口发展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按现代人口学的两个新理念编写的：第一，人口问题在本质上是个发展问题；第二，人口史不再局限于传统人口史，只研究人口总量的历史演变，而是按现代人口学的新理念，研究人口各个变量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各变量的相互关系。因此，该书从人口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成效、利害得失，也是对我国治国安邦和执政能力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该书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值得一读。一、现代人口史对于认识我国国情具有不可替代性我国传统上既十分重视从历史中总结安邦治国之道，又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过去史书上能记载的人口大多只有数量的增减变化和人口流迁的动向。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今天的人口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人类发展史，是以史为鉴中不可或缺的，也是无法替代的。第一，现代人口史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只有干巴巴的人口数。现代人口史涵盖了人口的各种变量，除了有人口数、人口增长速度外，有人口的出生、死亡、寿命、婚姻、家庭等各种生命指标，也有人口的比例和结构（如性别、年龄、职业、教育、文化等）、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的迁移和分布、各种人口社会经济指标、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指标等。现在，人口的各种指标已经是当代国际上评价人类发展、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最具决定性的指标。第二，从人口科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看，现代人口史是一门数量科学和实证科学。正如统计学之父威廉·配第所说的：“我不采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进行思辨式的议论，相反地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人口学可供历史借鉴的事实几乎都有量化的数据，是确凿的事实，没有模棱两可含糊的事实。第三，现代人口史提供的史实和数据是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在缺乏直接可靠数据或对数据存疑的情况下，人口学有一套数字资料检查方法和科学估计推算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各种人口指标的相互关系推算和验证另一指标，可以从人口发展趋势或各种生命表等估计各种指标。二、人口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彰显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新中国的成立使世界1/5的人口站起来了，发展起来了。长期以来人们通常使用GDP、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某些产品或消费品的增量或存量来表达新中国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但它只反映经济或物质方面的成就，在平均水平下面可能掩盖社会发展不平衡人群之间贫富的差别和分配不公或生活质量欠佳等现象。现在，全球有识之士不再把人均GDP作为衡量发展惟一的指标，甚至认为它不是最理想的指标。现在国际公认衡量发展最优的指标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下简称平均寿命）或婴儿或婴幼儿死亡率等。因为它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集中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的伟大成就最集中的表现之一是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35岁多。该书经过大量研究确认，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88】死亡率是28.2‰。如果把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的提高，与在半个世纪取得的伟大成就同历史资料和国际资料对比，则更能彰显新中国50年在提高人民健康和延长寿命方面的巨大成就。
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口9/10在农村，在抗日战争前人口的平均寿命都不过35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战乱、水旱自然灾害和传染病肆虐，人民颠沛流离、缺医少药，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因此该书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提高，只有新中国成立后才有可能。按2000年人口普查计算（把漏报部分考虑在内），我国2000年人口预期寿命为72.43岁。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夫人在2002年世界老龄大会上指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全球人口的寿命平均增加了30岁，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都普遍增加了30岁。在20世纪以前的几十个世纪，人类平均寿命才达到30岁，发达的地区在20世纪初也只有48岁。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内，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就提高了35岁，这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大部分人口仍生活在农村的状况，新中国的成就则更加辉煌。
该书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经济文化科学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从高达6下降到现在的1.8，低于更替水平，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的生育率为5下降到20世纪中的2.5，用了100年的时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迄今所有发展中人口大国中最先也是惟一达到更替水平的国家，也将是世界发展中地区人口最先达到零增长的人口大国，中国在稳定世界人口方面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以史为鉴，认识“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可为后人提供执政的经验，也能留下深刻的教训以供后人借鉴。该书对新中国出现的几次严重失误提供了确凿的人口数据的实证，发人深省。例如，在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提到：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首先就是人口的损失。该书以大量研究的确凿数据提出，死亡率从1958年开始上升，到1960年达到顶峰，高达25.43‰，也是新中国50年来最高的。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天灾和人为原因使国民经济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各省农业生产下降，26%是最少的，1960年前后，全国半数以上省份下降1/4以上，有的下降更多。【89】
中共中央在《决议》中，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概括为“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决议》已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对其作了分析和批判。如果从人口的文化素质、教育素质、科技素质的具体数据来看，则更是令人不堪回首。该书经过研究得出了科技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灾区的结论。首先，“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得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基础全部被破坏，产生了一代新文盲。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小学入学率大幅度下降，1974—1976年，7～12岁的儿童入学率统计是93%～96%，但该书按1982年人口普查推算，认为不足85%；【90】在此期间，在校学生水平也一落千丈，“相当一批名义上的小学毕业生，实际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91】中等教育从统计数据看是迅速发展的，十年间增长近10倍，由于人口高峰，中学生增长5倍以上，但由于发展速度超过实际的可能，加上当时学校秩序混乱，师资、校舍不足，“学工”、“学农”代替文化课的学习等原因，导致中学质量下降，不少高中毕业生不及原来初中水平，初中生水平不及原来小学生水平。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时，15～39岁年龄组的青壮年文盲合计为7746万人。这一时期大量的名不副实的、具有初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口，今天都已是中年人，这一代新文盲又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
该书用具体的学校数、在校学生人数、毕业生人数和研究生人数等数据说明了高等学校遭受到的令人痛心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前全党全民艰苦创立起来的434所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多时砍了108所【92】，大学几乎停止招生。“文化大革命”前在校的共有50万大学生，本来在国际比较中就少得可怜，但到1970年只有4.78万人，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10。大学毕业生到1971年只有5900人【93】，而且大多是不经考试就录取和“停课闹革命”波及过的一代工农兵学员。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高校在校生才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因“文化大革命”少培养大学毕业生数以百万计，造成我国一个时期人才青黄不接，专业人才断档、科技人员匮乏的严重后果，这种人才培养上的损失造成的影响是久远的。
四、论从史出，尊重新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结论
一部秉笔直书的信史做出的结论，必须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一切结论产生于研究历史事实之后，不惟上，不惟书，不能“以论代史”，而要“论从史出”。该书研究和整理出了许多事实，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历史结论，仅举几例。
其一，“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对我国人口控制造成的影响不容低估。
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对国家民族的影响不亚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已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人说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初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发展就是另一种可能性，至少人口出生高峰来势不会这样猛。该书用大量史实和数据回顾了我国人口控制、实行计划生育的全过程，指出：“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批判，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被压制”、“‘左’倾错误不仅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而且给人口的发展也带来了惨痛的教训”。【94】
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人口的“众民说”、“寡民说”、“人口论”、“人手论”等从来就有争论，甚至在全球对人口必须加以遏制已有共识的今天，人口多有利于发展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在人口问题上不同观点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本来已经出现过热烈讨论节制生育的势头，但这种学术讨论被当时“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波及了，特别是不久后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的正确主张的批判和扼杀，使我国人口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后期成为学术禁区。由于人口决策不能公开、民主和科学地讨论，不能不影响到计划生育和人口教育，使得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实际推迟到1970年前后才全面展开，而且开展之初还不能理直气壮。因此我国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地区的“四小龙”等开展计划生育晚了5～10年。虽然后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速生育率下降，特别是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后，我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后来居上，但工作的难度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假如早5～10年允许人口学民主讨论，实行科学决策，早点开展计划生育，效果肯定会好一点，代价要少一点。
其二，我国人口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必须记取。
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而实现现代化，人口城市化是必由之路。我国的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和我国处于二元经济状态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左”倾错误造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过反历史潮流逆城市化的现象，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画地为牢，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1958—1960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造成了每年千万以上农村人口进入城市，1958年一年由乡进城高达3200万人【95】，许多城镇人口激增，1958年城镇人口超过1亿，1960年超过1.3亿人，造成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4%，3年间突增至19.7%。【96】另一方面城市粮食需求的巨大压力，又不得不增加粮食统购，粮食统购增幅达22.3%，超过农村的负担力【97】，其严重后果不言而喻。为了纠正错误后果，首先“大跃进”期间迁入的劳动力必须离城返乡，返回原籍；与此同时，还动员城市闲散人员也下乡；在人类迁移史上这样大规模城乡迁移是从未有过的。此后，人口城市化水平从1962年起一直停留在17%～18%的低水平，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
在我国人口城市化停滞的十几年间，正是“文化大革命”肆虐的十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先是城市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是大批干部也在“下放”的名义下放到农村，后来大部分人又离开农村返城。在1962—1982年间，全国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1776.6万人，调离农村回城的1499.5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城—乡—城的逆城市化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独特的。
“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所谓中国城市化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恰恰是“折腾”、阻碍了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城市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客观规律不能违反。
其三，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处于关键地位，这是从我国古往今来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中得出的结论。
该书用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我国古往今来人口一直是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减少等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人口垦荒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后果。我国经过两千年的不合理开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生态环境质量已下降至历史最低点。【98】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人口空前高增长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生态环境的恣意破坏，生态环境更加日益恶化。该书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资源的紧缺已不仅限于耕地、淡水、草原、森林等，而且进一步凸现在能源和矿产资源等方面。长期累积的生态隐患，水旱和各种地质灾害，能源、资源短缺，空气、土壤、水体、噪音污染等威胁着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的生活质量。构建节约型社会，推行循环经济和提倡适度消费等已是当务之急，也是人口学家、生态学家和未来学家大力倡导的。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改变以往的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但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始终是治本之策。因此，该书的结论是：中国计划生育成功的深刻历史意义，在于避免了未来人口峰值超越土地资源最大人口承载能力那样一种“险峰”。【99】这一历史结论是必须记取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我国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轻视人口问题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注释】
注释：
【1】索维：《人口通论》，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IUSSP：Multi-Linguistic Demography Dictionary，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24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人口学辞典》，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参见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5卷，575页，Demography，1973。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第11、15卷，342页，1972。
【5】联合国：《罗马会议文件》，Closing the Conference，181页，1955。
【6】 UN：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Population Trend，1973.
【7】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编著：《多种语言人口学词典》，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8】刘铮、邬沧萍、李宗正：《人口学辞典》，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邬沧萍：《人口学在21世纪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载《人口研究》，2002（1）。
【10】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1950年世界人口为25亿。
【12】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34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13】 [3]《中国人口学会第七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36页，1998。
【14】 [2][3]《中国人口学会第七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36页，1998。
【15】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见《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 《会见华裔学者李政道夫妇时的谈话》，1989年9月15日，见《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39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18】引自石海龙《试论邓小平人口思想的形成》，见《第七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集》，37页。
【19】 《会见意大利总理时的谈话》，1986年11月1日，见《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37～138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20】 《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的谈话》，1981年6月12日，见《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38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21】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39、137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22】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29、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 《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的谈话》，1981年6月12日，见《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37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24】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版，139、137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25】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37～138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26】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38～139页，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27】本文不注明出处的页码都指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