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控制人口增长才能适应广大人民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但生产者只是人口中适合劳动那一部分人口（要发挥作为生产者的作用，还必须有充足的生产资料）；但不论男女老少，所有人口都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否则人们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人口增长不仅作为劳动力来源来看，要与四个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而且作为消费者，也必须与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相适应，以保证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我国的农业基础薄弱，耕地面积有限，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只生产2000斤粮食，除自身需要外，能供养的人口很少，能供其他国民经济部门需用的粮食更少。解放后，我们粮食产量比解放初增长不少，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快，每年增加粮食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了。能够用来提高全部人口的粮食消费水平和发展工业部门的部分很有限。其他如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的增长都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
人口增长快对轻工产品需求量很大。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对任何一件轻工产品，平均每人只要增加一点需要，其总量就十分惊人。解放后轻工业产品绝对量增长不算少，但由于人口增长快，平均到每个人的产品产量增长并不多。应该说，现在许多农副产品实行计划供应办法是物资不足的反映，也是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产品需要的压力的反映。
城市人口增长快，对住宅、交通、医疗机构、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设施等都提出日益增加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城市住宅建设慢，交通设备增加少，服务性设施建设也少，使得人口数目和物质设施的差距愈来愈大，妨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我国农村人口增长比城市更快。现在一些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增产成果，常常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被抵消了，平均每人实物产量或平均每人收入增长甚微，人民生活改善很慢。
以上情况的发生，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农业和轻工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此外，多年来人口增长快，也是造成生活资料满足不了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按人口平均的许多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因此，除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高速度发展生产外，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控制人口增长，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战略任务。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70年代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短短的几年就把人口增长率降低了几乎近一半。这样的人口降低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实践证明，控制人口增长是符合我国国家、集体、家庭和个人的根本利益的，经过全党全民长期不懈的努力，这项历史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人口政策与历史机遇期【32】
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我国的人口环境来看，这一时期，由于出生人口急剧减少，正是开发资源、积累财富的最为有利时机。这一机遇期的出现绝非偶然，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党中央始终把人口问题作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人口控制常抓不懈的结果。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这种发展机遇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都出现过，至今仍未完全过去。在我国，这一机遇期在本世纪初到来，并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千万要抓住，决不能坐失良机，因为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变化所创造的机遇是短暂的、相对的。应当指出，对于我国人口政策所创造的这一历史机遇，一些同志尚缺乏明确的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人口问题的战略性、基础性缺乏认识。因此，有必要把这一历史机遇期的不可替代性和时效性提出来，以唤醒人们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控制人口数量对我国人均GDP提高的作用不能低估
无论在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还是在党的十六大关于总体达到小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判断中，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都是一个无可替代的硬指标。人均GDP水平既取决于作为分子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和速度，也取决于作为分母的人口的规模和速度。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过大，一直是制约我国人均GDP指标提高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当“分子”（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明显而人口增长较快时，人口的分母效应就会显得很突出。例如，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字，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如果按照购买力比价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排行更加靠前；但若按人口平均计算，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120位之后，同中等收入国家还有不小差距。
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减弱人口的分母效应。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3亿人口。如果不是少生3亿人口，或者少生的不是3亿而是2亿，那么，按2000年我国GDP总量10000亿美元来计算，我国的人均GDP根本达不到800美元，也就谈不上在总体上实现小康。
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作为“分子”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加速增长。从理论上讲，为了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不影响原有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国家在总投资中必须留有一笔人口投资。控制人口增长就可以减少人口投资。人口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缩小，意味着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我国少生了3亿人节省出的人口投资是十分可观的。
控制人口有利于缩小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距。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大国包括一些发展中人口大国都将是我国经济上的重要伙伴和竞争对手。我国由于控制人口取得成效，生育率率先达到更替水平，本世纪30年代后人口将实现零增长。而此后，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将有几十年的惯性增长。到本世纪中叶，印度将取代我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届时我国的人均GDP水平不仅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且由于人口零增长而提高，不仅同这些国家而且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都将缩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期间的13年平均增长9.3%，进入21世纪以后仍在7%以上。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这一时期1%左右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在提高我国人均GDP水平方面的作用往往被人们忽视。许多人由此认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无关宏旨，这是十分危险的。继续严格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尽可能减少分母过大对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抑制作用，对于21世纪前期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控制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存在天然的联系
控制人口数量必然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实行计划生育后，不论社会还是家庭对妇幼保健都比多子女时代更为关心，能够把“少生、优生、优育”有机地联系起来，婴幼儿、产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新生人口及其父母一代的健康素质得到空前提高。
控制人口数量与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存在天然联系。人们常常认为，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文化部门、教育部门、科学部门的努力。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从宏观的角度说，出生人数减少为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教育需要投入。公共财政教育经费人均投入的多寡，直接受制于受教育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在人口高出生的情况下，用于青少年普及义务教育的经费尚且“捉襟见肘”，用于提高的经费当然会受到限制。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公共教育经费在使用上就能够较好地兼顾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人口素质提高的主要受惠者是实行计划生育的父母一代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子女一代，年龄大体在50岁以下。在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开展计划生育而导致的家庭规模小型化，使育龄夫妇能摆脱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繁重的家务拖累，把较多资源用于自身及子女的教育支出，有较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参加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学习，这就为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以及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平台。199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年，2000年提高到11年。其中计划生育功不可没。如果是在开展计划生育以前，每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的条件下，依我国的经济实力，很难如此迅速地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三、生育率迅速下降使我国劳动力比重高、负担轻，在国际上有竞争的优势实行计划生育后，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初露端倪。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0～14岁青少年人口不到3亿；65岁以上老年人口0.88亿；15～65岁劳动年龄人口8.88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人口负担系数低至43，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低抚养比。这一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青少年及老年人口比重相对较低，正所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最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供给充足，价格比较便宜，如果能够充分就业，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用于老人和青少年的教育、福利、保险、医疗等支出减少，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储蓄和投资。
人口给发展创造的这个机遇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只有一次，它会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而逐渐消失。欧美发达国家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发展得益于低抚养比和劳动力充裕。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是总人口负担系数快速下降的时期。上述国家和地区都充分利用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物力基础。相反的例子也有。自然条件和经济底子都比东亚优越的拉丁美洲，战后一个时期由于人口增长较快，未能形成一个持续、明显的低抚养比时期，经济增长就比日本、东亚“四小龙”慢得多。
我国进入21世纪后，抚养比低的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到2010年左右达到最低点。此后虽然略有上升，但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直到2030年以后开始有所上升，前后总共将持续近40年时间。这个机遇期的出现虽然比日本、韩国晚了20年，但未来20年中我国的人口负担远低于日本，与韩国相当，仍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期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负担小、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素质高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实现全面小康和未来经济发展做好准备。
四、控制人口增长为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创造了机遇
控制人口增长、节约和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三项基本国策，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人口高速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有些同志认为，应该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到资源和环境的节约、利用及保护上来，人口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已经无关宏旨。这一认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因为人口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正是人口的膨胀和需求导致了资源、环境的破坏。而人口出生的减少，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特别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有效控制并缓解我国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生态环境的破坏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在我国，很大程度是人口过多造成的。我国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落后，长期以来，为了生存，人们便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诸如乱砍滥伐、毁林开荒、陡坡开荒、围湖造田、草原开荒、超载放牧、竭泽而渔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根源。又如，我国大江大河的水体污染和城乡三废污染源自小五金、小水泥、小砖瓦、小化肥、小造纸等企业。这类小企业资金缺乏，设备落后，无环保设施，但由于能够容纳很多劳动力，成为许多地方难以根治的顽症。在我国的国情下，人口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即便经济增长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也不会缓解。因此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为实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一个文盲充斥和急功近利的社会是做不到的。控制人口数量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这就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
五、居安思危，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人口问题对发展的挑战
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突出体现在人口老龄化方面。
控制人口增长必然加速人口老龄化，这是人口政策面临的两难抉择。为了摆脱人口数量的压力和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选择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这就不能不面对“未富先老”的历史必然。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严峻到什么程度，必须进行国际对比。同美、日的老龄化过程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是最快的，更不是最高的。总的来说，大大低于日本，同美国差别不大。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3.2%，低于美国18.5%的水平，更远远低于日本近30%的水平。从中、美、日、印的几个抚养比指标对比来看，自本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总抚养比比美、日都低，只有到2025年之后才会高于印度，也就是说，我国的总抚养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相对较低。
总的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之初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并不突出。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重视老龄问题，不失时机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种物质、精神、理论、法律、伦理道德、制度、科学知识和人才等方面的准备，避免重蹈人口政策失误的覆辙。
回顾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展望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给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的良机，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采取的人口发展战略是明智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当前，我们要及时地、紧紧地抓住人口数量下降和年龄结构变化所创造的历史机遇，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控制人口，不仅是求生存，更是求发展12亿人口日推迟9年后到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大幅度降低，都标志着自70年代以来我国控制人口政策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净再生产率仅仅为1.1%。所有这些，都容易使人们产生麻痹心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能被淡化。事实上，尽管目前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庞大的人口基数仍将给我们带来年1400万的新增人口，要实现零增长，至少还需要50年时间。因此，对我们来说，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千万不要忘记敲响警钟！
12亿人口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约11.7亿），而且，我国人口到下个世纪中叶还将继续增加1/4至1/3，而发达国家已基本稳定下来。现在所有新增人口都将是剩余劳动力，一旦市场机制建立起来，对劳动力实行优化组合，那么目前的1.2亿剩余劳动力仅仅是个小数字，因此，如果不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深化改革注定要受到人口的制约，大批下岗待业人员将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当前，社会上也有这么一些看法，认为“人口多市场大”，“生活水平在提高，多增加点人口也不怕”，这实在是误解。就我国国情而言，靠人口多增加市场需求、刺激再生产是不现实的。还有人说，为什么不学日本、新加坡？它们同样地少人多，其人口密度远远超出我国。我们说，这同样是不现实的，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靠外国资源是活不下去的，只能自力更生。控制人口数量，也是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前提。人口多反映在教育问题上，是造成普及与提高的二难，这么多的人口九年制义务教育要花多少钱？钱不够，只好拖欠教师工资，这种情况下还何谈提高教育水平？怎么能有精力、有财力去搞高水准的教育？可见，控制人口，已不仅仅是个求生存的问题，更是一个求发展的问题。
（本文原载《半月谈》，1995（5））
稳定低生育水平——一个惠及子孙万代的重要战略决策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991年，党中央针对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高增长状况，曾作出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策。这次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在我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已进入惯性增长（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人口仍在增长）阶段作出的决策。两个决策虽然产生于人口再生产的不同阶段，但在执行计划生育这项国策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大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过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各项论据，同样适用于阐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必要性，因为人口众多和人口过剩这个基本国情并未有改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低生育阶段的到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指一对夫妇及其孩子构成的家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现象）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问题的凸显，一部分人对继续严格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认为我国生育政策改变和放宽势在必行。有的领导干部、有的计生工作者认为，计划生育船到码头车到站，已无可作为了；有的人口理论研究工作者认为，人口学只是昙花一现的夕阳科学，在未来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前述种种情绪又由于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体推波助澜有所蔓延。听任这些糊涂思想的蔓延，我国二三十年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绩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因此，党中央在世纪之交这个关键时刻作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决策，是一个必要和及时的安民告示。深刻理解、认真贯彻这一决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实现人口零增长的前提
《决定》提出在当前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它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对人口规模提出的客观要求，也符合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降低生育水平并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直接和全部目的，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为此，首先要争取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在一般情况下，人口零增长时人口规模达到峰值，随后人口在零增长上下波动（绝对零增长或静止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并开始缓慢下降。因此，只有理解生育的更替水平与人口零增长的内在关系，才能对中央的政策有深刻的了解。
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其含义是平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出一个女儿，由她来接替母亲的生育职能。通俗地说，就是由一个女儿更替一个母亲。因为人类生育中男女婴比例大致相等（103～106∶100），当一个妇女一生平均生两个孩子时，其中便有一个是女婴。考虑到个别女婴有中途夭折的可能性，所以人口学把一个妇女平均生育2.1个左右孩子定为人口生产的更替水平。这可以形象地称之为人口简单再生产。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已达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是20多年来实行计划生育的伟大成绩。
人口零增长简单说来就是出生人数（或出生率）等于死亡人数（或死亡率）。由于死亡人数（或死亡率）是个不可控制的变量，所以在人口科学中，使用相对容易控制的生育率来观察和监测人口零增长的实现过程。在国内外都把生育率是否达到更替水平作为观察、监测人口能否达到和何时达到零增长的“标尺”。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被视为是一个真实或潜在的达到零增长的标志。
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并不意味着人口立刻就能实现零增长。因为只有出生率进一步下降，降至与死亡率相等，人口的零增长才能最终实现。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只要人口的出生率是高于死亡率的，人口就仍然处于增长的态势。人口理论界将这种在从人口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迈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增长称为人口的惯性增长。在有些国家，人口惯性增长所持续的时期往往会很长。在此期间人口增长的势能也很大，有的国家人口甚至会翻一番，发展中国家大都属于这种状况。
只有当出生率和死亡率两条曲线重合时，人口才能实现零增长。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18世纪中叶死亡率就开始下降，19世纪中叶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但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人口才实现了零增长，历时相当长。发展中地区死亡率到20世纪才开始有明显下降，而出生率到20世纪中叶还没有明显下降，因此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势头十分强劲，要实现人口零增长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就是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以后，也还要很多年时间才能实现零增长。日本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时间在1956年前后，此后的半个世纪尽管一直保持很低的生育率，但目前仍未达到零增长。我国基本属于发展中地区那种人口转变类型，尽管目前已经达到更替水平，但要实现零增长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据人口理论界的预测，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国人口生育率从更替水平过渡到零增长也大致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这个阶段，人口统计和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绝非可有可无。因为一旦有所疏忽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后悔都来不及。这就是《决定》要求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客观依据。
二、用科学的观点全面评价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利弊得失
有些同志对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仍要稳定低生育水平之所以认识不足，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我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不能正确估价。
大多数人认为低生育水平引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1）青壮年劳动力短缺。（2）独生子女问题。（3）加速人口老龄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4）出生性别比失调。（5）损害妇女生殖健康。（6）人口素质结构劣化。在这六个问题中，有些同低生育政策有必然联系，有些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有缺点，同计划生育政策无关。例如，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细，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大月份引产或人工流产次数过多对于妇女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损害。因此，我们必须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以偏概全，抹杀计划生育的巨大成绩。
评价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正负效应、利弊得失，必须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权衡时还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可以从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个人、家庭的利益两个不同角度来进行评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也会有矛盾。当个人的生育意愿与社会和国家政策发生矛盾时，只能按照国家民族或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来取舍。另一方面，国家、社会、集体要关心个人利益，要通过说服教育启发群众的理性思维，从而使群众感到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这是在今天以人为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体现。下面我们具体考察一下低生育的几个负效应及其影响程度。
稳定低生育水平会使青壮年劳动力增长减慢，但不会导致我国劳动力不足。我国人口大量过剩、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将会持续，每年至少有1500万～2000万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市场，今后几十年都不可能出现全局性的劳动力短缺。至于局部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完全可以通过人口迁移来解决。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缩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扩大，我国对人力资源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稳定低生育水平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的增长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独生子女问题在我国城市家庭中普遍出现。独生子女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生存能力较差的“小皇帝”、“小公主”，不少人把这一现象看成是低生育的后果之一。有必要指出，独生子女不是我国所特有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妇女只愿要一个孩子的也大有人在，我国只不过是出现得快，在城市更为普遍罢了。况且，对独生子女素质也要一分为二，并非所有独生子女都是“小皇帝”、“小公主”，许多研究显示，青少年的素质不取决于兄弟姐妹的数量，关键在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在我国一些地区的农村有可能导致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但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不发达，是传统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观念在起作用。在深层次原因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以放宽生育率来改变出生性别比的作用很有限而且有害。治标之策应当是加强法治和思想教育，治本之策则是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低生育和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有助于最终解决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调。治本重于治标。
人口结构劣化的问题在推行计划生育后常常有人提出，主要论点是说整体素质高的城市人口出生得少，素质低的农村人口反而出生得多，认为这是城市生育政策严，农村生育政策宽的必然后果。农村人口政策比城市宽，是因为我们必须考虑我国农村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许多工作需要手工劳作这一重要因素，考虑到农民的理解和承受能力。解决人口结构优化问题，不能采取在城市放宽人口政策的办法，只能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来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长过程中，对农村教育事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必须加强。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也会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因此，尽管稳定低生育水平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们仍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决贯彻，因为利大于弊。当然，对于这些负面影响，我们也必须正视，不能掉以轻心，要更多地从加强人口的综合治理、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入手，使之尽可能弱化。三、在人口控制与老龄化的两难选择中，稳定低生育水平仍是个优选方案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我国严格控制人口所带来的最大的负面效应，莫过于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重了社会的养老负担。面对这个两难抉择，国内一些同志提出了放宽生育政策的主张。能不能这样做呢？《决定》的回答很明确，“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我们制定政策当然要有利于这个首要问题的解决。的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是很快的，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26亿左右，占全部人口的10%，老龄社会来势之快始料未及。而且，一旦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期，老年人口更将会成倍增加，从而出现4亿多老年人共存的局面。因此必须从现在起就重视老龄问题，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即便如此，靠放宽生育政策来解决老龄问题仍属下策。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庞大的老年人群的存在不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在下世纪中叶以前进入老年、成为社会负担的人群大多都是严格控制人口出生以前就存在的人群，是过去高出生和人类寿命延长的结果。至于劳动人口负担系数增加，生育率急速下降只是原因之一，而人口寿命普遍提高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许多西欧发达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已占到总数的1/5到1/4。相比之下，我国老龄化的程度还不算太严重，稳定低生育水平能够为我国提供一个对付老龄化问题的准备时间，我们必须珍惜。
其二，放宽生育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新生人口迅速增加，从而导致人口总数的迅速增加，导致社会对婴幼儿和青少年负担的增加，形成人口负担老少两头沉，根本起不到减轻社会养老压力的作用。这就叫做“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因而是不明智的。
其三，放宽生育数量并不能起到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作用。造成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寿命延长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生产社会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以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人口流动加速、人的寿命提高和代际思想隔阂等趋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从长远来看，加强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老年产业，强化社区助老服务，加强法制和伦理道德教育，以社会养老功能逐步取代家庭养老的功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解决中国老年人的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发展社会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把计划生育工作与重视老龄问题相互对立起来的观念是过时的。应该看到，重视人口老龄问题是稳定低生育水平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制定与计划生育相配套的社会政策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建立和完善农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更是全面贯彻《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决定》的核心内容，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民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在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长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把工作的视野局限在计划生育上，必须将其与提高出生人口和整个人口的素质，优化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等重大社会问题统一进行考虑，为我国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良好人口环境。
（本文原载《求是》，2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