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骑虎难下撤销帝制
内外交困局面的出现，使袁世凯骑虎难下，惶恐不安。他原来准备在元旦或2月3日（阴历正月初一）登基，随后不得不一再延缓下来。然而长期的谋划和造势，狂热的劝进活动却无法马上冷却下来。元旦到2月间，各省官员与商民吁请“早登大位”的电文就不断飞到新华宫。这些千篇一律的电文再也不能引起袁世凯的乐趣，而是徒增烦恼而已，因为他既不敢悍然登基，又不愿承认帝制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争取各国列强的同情，2月23日，袁世凯下令延缓登基，禁止再递呈吁请登基的文电。他说：“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此刻，他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捡起被他丢在垃圾桶的民国制度来。2月底，他接连颁发文告，命令以上年国民会议议员选举复选当选人作为立法院议员，提前于5月1日召集立法院。在告令中，他大讲立法机构的重要性，说什么当此“厉行宪政”的时刻，“尤贵有集民意之立法机关，以宏久安长治之远谋。”这种有病乱投医的手法，并不是“实行法制，尊重民意”，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
袁世凯一直把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为了收揽军心，鼓舞士气，他不断往前线增兵，并给前线将士派送大批慰问品。2月中下旬，北洋军源源不断涌入四川和湖南，在与护国军兵力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战争的天平马上向北洋军倾斜，袁世凯严令全线反攻。3月3日，冯玉祥部攻占叙州，袁世凯破格封他为三等男爵。7日，张敬尧等攻占纳溪和江安等地，袁世凯申令给张敬尧晋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和吴新田均升授陆军中将。接着，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领一支奇兵，由会理南下，夜袭摩鱼鲊，由姜驿渡过金沙江，进抵芝麻口，攻入滇北。随后，龙觐光军攻占滇桂边剥隘，第六师攻占湖南麻阳。袁世凯以为云贵“不难指日荡平”，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曾鉴为川南宣慰使，各携带财政部拨款五万元和他的个人捐款一万元，分别前往川、湘抚恤，处理善后。3月10日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两千万元，强令商民认购助战。次日又公布《颂爵条例》，规定“有大功绩者”可特封为亲王（年俸两万元）、郡王（年俸一万元）和公侯伯子男等世袭爵位。尽管袁世凯不断用封爵赏禄鼓舞士气，北洋军的攻势也未能持久。入川北洋军占领纳溪后，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发动进攻，只得与护国军对峙于纳溪和大洲驿之间。正在这时，却突然发生了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反袁的大事件。
云南起义后，袁世凯令陆荣廷率领桂军自广西进攻云南。陆荣廷以饷械不足为由，一再推托。贵州宣布独立后，他又主动要求带兵征贵州，请求拨饷械。袁世凯对陆荣廷一直有所怀疑，于是以广西地位险要为辞，驳回了他的要求，还命令他协助龙觐光攻云南。陆荣廷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营随龙军出发。袁世凯封陆裕光为三等男爵，以笼络陆氏父子。然而，陆荣廷见全国反帝制运动高涨，表面上对袁世凯极力表示恭顺，暗中却决定反袁世凯，并和进步党人梁启超等建立了联系。袁世凯派去监视的巡按使王祖同对陆荣廷的秘密活动毫无觉察，到3月初还密报称他可靠。袁世凯信以为真，为了进一步笼络他，批准拨给他军饷100万元和枪5000杆，还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率桂军进攻贵州。袁世凯本想在云贵开辟一个新战场，一举消灭护国军，没想到陆荣廷在领到饷械之后，忽然于15日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讨袁。与此同时，陆裕光在广西百色将龙觐光的司令部包围，迫使龙觐光缴械投降，接受改编。当袁世凯要封龙觐光为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时，他已沦为阶下囚了。
陆荣廷的这一举动使局势完全逆转，使云南、贵州和广西连成一片，同时直接威胁广东、四川和湖南。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又乘机反攻，从3月17日起，仅仅几天时间就夺回了纳溪、江安等县。张敬尧负伤，仓皇逃到沪州，急电北洋政府求援，不断索要军饷器械。北洋军的反戈一击和护国军的反攻，使袁世凯的军事围攻政策完全破产。加之日本准备承认南方独立各省为“交战国”，广东准备独立，以及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动荡，局面对北洋政府日益不利。广西独立还推翻了“多米诺骨牌”，正当袁世凯被一片告警、求援、索饷弄得焦头烂额时，一道密电让他彻底死心。3月18日，广西宣布独立后三天，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山东将军靳云鹏联名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立场与西南一致。五个将军都是地方实力派，全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他们手握的兵力约十六七万人，而长江中上游的王占元、陈宦和前敌督师的曹锟还辖有约七万军队，他们与冯国璋等暗通着声气，对局势持观望态度。这样，北洋军队的一半，袁世凯实际上已指挥不动了，北方的部队已不够应付局面，继续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而且很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正当他愤愤不已时，徐世昌来信劝说道：“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英国顾问莫理循也告诫他：“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眼看众叛亲离，朝不保夕，袁世凯只得匆匆改弦更张，他决定取消帝制，以求断尾求生。云南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当袁军与蔡军在川南拉锯，各有胜负之时，北洋系纷起反袁。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面对现实，3月17日，袁世凯召“智囊”梁士诒入府，商量撤销帝制的事情。
3月20日，袁世凯先分别召见了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梁士诒等人，一一说明他的决定。又召集张一麐，指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又拿出王式通起草的一份稿子交张一麐参考，并说：“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张一麐说：“此事为小人蒙蔽。”袁世凯道：“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21日，袁世凯在新华宫召集会议，参加的人有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钤、梁士诒、倪嗣冲等，徐世昌和段祺瑞也出席。会议上，袁世凯提出取消帝制，并作出新的人事安排：“撤销帝制后，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担任。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担任。”对此，与会者大都唯唯诺诺，表示除此以外别无更好办法云云。只有倪嗣冲叫嚣：“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而后已。”被袁世凯连忙劝止。当天还撤销陆征祥国务卿职务，令徐世昌接任，即日上任。
3月22日，袁世凯公开发布撤销帝制案，由徐世昌副署发表，同时恢复黎元洪的副总统职务。翌日，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袭用帝王“罪己诏”中常用的“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以自谴，以期平民愤。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妄称帝制“并未实行”，还狡辩道：“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申令结尾特别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如此轻描淡写，将一干责任都敷衍过去。
从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2日）算起，至取消帝制之日（1916年3月22日）止，总共102天；如果从洪宪元年（1916年元旦）算起，至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之日（3月23日）止，则只有83天而已。短命的洪宪王朝，落得个千古骂名，这一切都是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必然结果。
六、羞愤而亡
正式撤销帝制之后，各方民怨仍难以平息，不少人要求他辞去总统以谢天下，烂摊子如何收拾？此时，袁世凯已成为孤家寡人，为千夫所指。而当初簇拥在他身旁的那些帝制的拥护者，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之类，基本上都是无实力也无能力的软柿子，根本没有能力收拾残局。内部纷扰，外敌环伺，能力挽狂澜的还是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旧将。3月22日，段祺瑞出马任参谋总长。4月21日，他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公布《政府组织令》，规定国务员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总理国务。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幻想以此骗取人民信任。他还派阮忠枢到南方鼓动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袁，向护国军示威，并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为其地位问题进行辩护。5月29日，袁世凯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责，一面威胁反对者，同时积极筹措军费，作困兽之斗。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历辛亥以来的种种暴政恶政，前述一切安排，实难消弭民怨，讨袁风潮依旧此伏彼起，各地接二连三地闹独立。5月1日，两广都设立司令部，誓师北伐，向湖南、福建进军。8日，滇、黔、桂、粤四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发表宣言，拥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接着，陕西独立。南方独立诸省，在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之后，对袁氏下野之要求，更趋激烈。5月17日，在冯国璋与张勋联合邀请之下，尚未独立的十七省各派代表会议于南京，各省虽仍效忠枢府，尊重元戎，但奉劝息肩荣休，则是多数之决议。冯国璋是袁世凯的“义婿四哥”，此刻也不避嫌疑，迭电劝退，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日夜不绝。5月22日，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并声明与袁世凯断绝个人关系。就在袁世凯公布《帝制始末案》的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独立。弄到目前这步田地，对袁世凯而言，死亡无疑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解脱。
匆匆登基，匆匆退位，又匆匆病逝，1916年春夏之间，对袁世凯和他身边的人来说，一切显得那么的纷纷扰扰，匆忙凌乱。“大典筹备处”为他订制的两套价值20万袁大头（一说40万）的一袭龙袍，还来不及试穿；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的宝座，还来不及试坐。在心身交煎之下，袁世凯病倒了，不久转为尿毒症，经抢救无效，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病死。袁世凯病得蹊跷，死得唐突，各种传闻不绝于耳。袁氏起病的经过，据他女儿说，是在1916年的元宵节，在阖家吃团圆饭时，几个小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与他当面争吵起来，袁世凯心情郁闷，面对着争吵不休的姨太太们，他把筷子一撂，长叹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忧虑成疾。
袁世凯原有家族遗传性糖尿病，也有人称他患有膀胱结石，这些都是常见的富贵病，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由于连年累月的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而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局面使他穷于应付，疾病自然日益加重，以致药石无灵。加上在治疗上他又固执己见，延误了时机。袁世凯一向笃信中医，从不请西医为他看病，也很少吃西药。起兵之初，他不过小便困难，若住院导尿或开刀，应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的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渐渐地在全身蔓延开来，中医已经束手无策。这时，长子袁克定坚决主张改请西医，经袁世凯的许可，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他至死不愿上医院。经过一番抢救，终于无力回天。6月5日黄昏，袁世凯似乎意识到自己即将撒手人寰，于是让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到跟前，把大总统印交付给徐世昌，并嘱咐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即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交代完就昏迷不醒了。到了6月6日，早晨6时，袁世凯停止了呼吸，终年58岁。
袁世凯生前对家族事务进行了安排。5月初，他将徐世昌及一干亲信叫到病榻前，给大家出示一纸清单，包含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约200万元。从朝鲜十年，到开府山东、总督北洋以来，袁世凯历任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直至民国大总统，在政治高层干了近20年。若是贪财好货之人，绝不止如此身家。较之金钱，他对权力更感兴趣。环顾当时达官显宦，衮衮诸公，袁的家产实在算不上很多。袁世凯一妻九妾，子女30余人，在他过世后十余年，好几支就生活困顿。当时和后世有不少传言说袁世凯集敛了数以千万计的家产，似乎并不可信。
袁世凯老于官场，精于算计，奈何会在称帝问题上失算，由实至名归的新政干臣，到海内翘首的共和元勋，短短几年沦为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幕僚张一麐吐露心迹：“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如此说辞，颇有愧疚内省之意。据七子袁克齐回忆，弥留之际，袁世凯将袁克定等叫到床前，告诉他“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那几个人”是谁？是兴兵反袁的蔡锷还是称病拒绝讨蔡的段祺瑞？如今已不得而知，成为千古之谜。
七、归葬彰德
诚如蔡锷所说，“项城退，万难都解”。袁世凯的死去，解开了当时纷扰而僵持的政局，可谓是天从人愿，死当其时。袁世凯死后，经各方又一番较量，终于同意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被袁世凯废止的“临时约法”和解散的参众两院也得以恢复。黎元洪是一个没有实力的“忠厚人”，相当一个“虚君”，这个局面既不妨害北洋独大，也有利于各地军头割据一方。袁世凯病逝前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出任总理，实权在握；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有望在将来圆其总统之梦；西南方面解除了“倒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又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心满意足；孙中山最大的政敌消失，其手订的“临时约法”得以恢复；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们得以重拾铁饭碗，北上赴任；日本及欧美“友邦”也总算松了一口气。一下子，似乎一切都和谐起来，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袁世凯死后，政治秩序暂时恢复了正常，北洋集团的袍泽部下们冰释前嫌，念起他的好处和恩典，其身后的丧礼也倍极哀荣，极尽奢华。袁世凯以在职总统逝世，中央政府按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为其治丧，光是参与办理丧事的就多达1000多人。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拨发50万元治丧费用，通令全国各文武机关下半旗和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止7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戴黑纱服丧，并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在怀仁堂附近设立“恭办丧礼处”，有关丧葬方面的大事，均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后才能办理。袁世凯的灵堂设于中南海怀仁堂，灵堂内外满布祭幛、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还搭有素彩牌坊三座。京城各机关文官和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灵前致祭行礼，停灵期间，京都各大寺院道观的和尚、道士、喇嘛被请来做道场，超度亡魂，鼓号笙管齐鸣，热闹非常。6月28日出殡，用皇杠起灵，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规制。送殡者，新华门内用32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换80人的大杠。路线由怀仁堂出新华门，经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正阳门至前门车站，路上黄土垫地，清水喷洒。总统黎元洪以下文武官员在新华门处行礼，此后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率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2000人组成的队列跟随其后。此后为灵柩和送灵的袁氏家人亲属队伍，袁克定等男性子孙均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一根在灵柩后步行，袁世凯的妻妾、女儿、媳妇等女眷则乘轿跟在后面。其后是执绋送葬的人群和官员队伍，外国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员胸戴白花，臂缠黑纱，步行送灵到前门车站。整个送葬队伍计约5000人，前头的队伍已到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前，一路上人山人海。在车站举行路祭之后，灵柩被抬上灵车。当日，京汉铁路客运停运一天，除灵车之外，还专门拨了两列专列，一列搭乘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和物品，一列运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
袁世凯没有安葬在京城，也没有安葬在老家项城，而是选在彰德，即今河南安阳。早在辛亥革命前，1911年6月，袁世凯即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显然，他1910年就选定了葬地。其二子袁克文记述：“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在袁氏后人最后讨论葬地时，袁克文提出按其父生前的意愿办，长子袁克定坚决反对，决定将其葬在彰德府洹上村旁，也是他曾经归隐的地方。为什么不归葬其老家项城呢？这要从袁世凯的身世和遭遇说起。按照袁家“保、世、克、家”来排辈分，袁世凯是庶出的，其父保中有八个子女，其中嫡出的有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其余四子皆是庶出，也就是姨太太所生的。袁世凯排行老四，七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按照封建伦理，嫡长子的地位要高于庶出的，虽然袁世凯发迹后，地位尊崇，然而在家族内依然无法改变卑下的地位。做山东巡抚时，他的母亲刘氏在天津病逝，灵柩运回项城之后，次兄袁世敦以嫡子身份主持家务，他以刘氏不是正房为由，坚决不准从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虽然袁世凯颇有权势，甚至向哥哥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无奈之下，只得另购坟地，单独埋葬。这件事让袁世凯颜面尽失，羞愧难当，与兄长袁世敦绝交，再也没有回项城老家。
彰德与袁世凯渊源颇深，堪称他宦海生涯中的风水宝地。安阳有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那里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此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汉朝大将军袁绍的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的200多亩地，只是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彰德秋操，北洋军大放异彩，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得以完全展现，更被朝野及外国势力看成是大清的支柱。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刻，他被贬“回籍养疴”，没有回原籍项城，而来到这里。由于洹上村位于河南与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隐居这里垂钓洹水，也便于掌握天下动态。正是从这里走出去，他成为手握乾坤的关键人物，并坐上大总统宝座。可以说，袁世凯对安阳的感情至深，远甚于出生地项城，死后归葬于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的墓地在他生前即已请堪舆家采定，位置在其洹上住宅之北一里多地。墓园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监造，河南省省长田文烈负责督修，于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开始筹建，1918年6月竣工，费时两年余。墓碑上刻有“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字，此乃袁世凯之好友、时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手书。墓地“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其中北洋政府出银五十万元，其余部分由同袍捐款，《袁公林墓工报告》曾记载：“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币奇绌难在请求爰兴，段君棋瑞、王君世珍、段君芝贵、张君镇芳、雷君震春、袁君乃宽、阮君忠枢公统筹议，发起微资萃袍泽卅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建成后的袁林敞宏阔大，主要建筑分布在南北神道中轴线上，绵亘长达千余米。陵墓的修造完全仿照明皇陵样式，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糙石桥、清白石桥、牌楼门、望柱、石像生、碑亭、东西值房、堂院大门、大丹陛、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墓园中西合璧，前半部为明清样式，后半部则为西洋风格。
为什么袁世凯墓不称“陵”而称“林”？“太子”袁克定最初也想效仿历代帝王，称其父万年陵墓为“袁陵”。但这一做法遭到大家反对，如当政的徐世昌就明确表示：“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以徐世昌的名望与地位，其所说又不无道理，因此一锤定音。徐世昌的建议也极其巧妙，自古帝王之墓为陵，圣人之墓为林，仿文武二圣（“孔林”、“关林”）而称“袁林”，足以让袁世凯含笑九泉了。
注释：
（1）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载《陈旭麓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