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仅仅两三年时间，袁世凯就彻底击溃了革命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甚至连长期协作的中间派也丢盔弃甲，终于实现了表面的“统一”。袁世凯把政党、《临时约法》、国会、内阁等统统丢弃，成功地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他个人，辛亥革命后辛苦建立的民主共和体系被彻底粉碎。成为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就差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了。几年来，关于袁世凯当皇帝的传闻沸沸扬扬，他一直遮遮掩掩。现在，他终于可以“洒脱”一点，大声说和公开做了。称帝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他因此身败名裂，有人骂其狼子野心、沐猴而冠；有人叹其晚节不保，失足千古。是“帝制自为”，还是大势所趋？是蓄谋已久，还是一时糊涂？
一、“二十一条”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展开了大厮杀，暂时无暇东顾。日本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遂于8月23日对德宣战，不顾中国的反对，悍然派兵强占青岛，夺取了德国在华的权益，并进而占领胶济路，一跃成为东亚国际政治势力的支配者。日本的胃口远远不止于此，这一抢夺行为缺乏法理基础，而且他们希望乘机扩大在华的独占利益。这就需要使用军事、外交诸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出让主权。日本对德宣战前后，日本舆论纷纷主张照日、韩先例与中国缔结协定。如驻华公使日置益建议外相加藤高明与袁世凯交涉，袁世凯如承认旅顺、大连租期延长为99年，允许日人在南满、东蒙有居住营业自由，借用日款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铁路，日本可令中国革命党人离境。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提出，应采取主动外交政策，以果决态度，使中国投入日本怀抱，与之订立防御同盟。他还向内阁及元老提出一套详尽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此外，陆军省拟定“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参谋本部提出“中国问题处理大纲”。11月11日，日本内阁根据以上计划，形成决议二十一条。12月初，外相加藤高明将其交付奉召返国听训，命其尽速向袁世凯交涉。
袁世凯是清季民初的政治领袖中和日本政界接触最频繁的一位。早在其发迹的朝鲜十年，袁世凯就和日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深谙日本人的行事方式和侵略野心，称得上一位“知日派”。不少论著存在严重的偏见，将袁世凯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亲日派或卖国贼，事实并非如此。袁世凯是日本长期忌惮和痛恨的人物，袁世凯对日本也好感无多。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他深知要复辟帝制，不仅不能与日本直接对抗，反而要首先取得他们的支持。因此，日本侵占山东后，面对国人的强烈抗议，他不得不一再提出抗议，但不敢采取实质行动。相反，他下令撤退日本侵占区域内的中国驻军，同时由外交次长曹汝霖牵线，多次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晤，倾心长谈，甚至一次密谈数小时之久。会谈内容包括要求日方禁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在日本活动等多个方面，也涉及中国改行帝制的问题。日置益公使曾公开表示：“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1）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决定乘机要挟，以推行独占中国的侵略计划。根据指示，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大使往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送了“二十一条”，并且利诱道，大多数日本人反对袁总统，因为他们认为总统推行远交近攻政策，强烈地反对日本，而亲近欧美国家，如能承允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华亲善”，改变日本人的观感，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并且要求袁世凯严守秘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第一号为关于山东者，中国允许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土地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烟台或龙口至胶州铁路，由日本建造；开山东省内主要城市为商埠。第二号为关于南满、东蒙者，中国承认日本在该地的优越地位；旅顺、大连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展至99年；日本得在南满、东蒙享有土地租借权、所有权，为盖造商工业房厂及耕作之用，自由居住往来，经营商工矿业；中国如允他国在南满、东蒙建造铁路或向他国借款建造铁路，或将税课作抵向他国贷款，或聘用政治、军事、财政顾问、教习，皆须得日本同意，吉长铁路归日本管理。第三号为汉冶萍公司作为中日合办、属于该公司各矿的附近矿山，不准他人开采。第四号为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为关于全部中国者，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充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聘用多数日人；中国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向日本采办，或中日合办军械厂；中国允给内地所设医院、寺院、学校以土地所有权；中国允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筹办铁路、矿山、整顿海口（船厂在内），有优先投资权。（2）非常明显，这是灭亡中国的条件，如果全盘接受，无异于是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外相加藤高明还交代底线，第一至第四号的实行为绝对必要，应竭尽手段，以求贯彻，第五为劝告事项，但总期实现。日置益提出时往上加码，迫使袁世凯全部接受，并且严守秘密——这些条款严重违背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侵害了所有欧美列强在华利益，日本有贼心却没贼胆。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除了企图控制中国之外，还有打击袁世凯的目的。袁世凯自朝鲜“甲申政变”以来，对日本十分敏感，甚至仇视，日本也以袁世凯不利己，视为劲敌。此时袁世凯欲称帝，依西方各国为外援而摈弃日本，日本担心袁世凯巩固统治后于己不利，于是蓄谋推翻袁世凯政权，与冯国璋、段祺瑞、张勋、孙中山等各方势力多有接触，并利用国民党势力作为反袁世凯政府的打击力量。“二十一条”的提出，无论袁世凯允与不允，都将被置于无可回旋之地，“袁之失败，殆半由于此”。许多人认为袁世凯与日本妥协，才有“二十一条”的出笼，其实事实恰恰相反。袁世凯接到日置益所递“二十一条”说帖后，当晚即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及梁士诒等入总统府密议，磋商了整整一夜，袁世凯将“二十一条”原文逐条逐节以朱笔批注，分别驳议，作为交涉依据。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藏有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文。如对“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袁世凯将“他国”该为“外国”，认为“此当然之事”。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道：“办不到。”在“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3）
“弱国无外交”，袁世凯知道不能和日本硬碰，本想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没想到日本的胃口如此之大，竟然不顾欧美列强在华的特权，企图鲸吞一切。听完日置益的陈述后，他表情严肃地说：“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当时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电更具体地透露了袁世凯的窘况：“查我政府正极力讲亲善之方，不意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据袁世凯的秘书夏寿田说：“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1月18日，袁世凯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出席人员除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外，还有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大家一致认为所提条件过苛，但又不能完全拒绝。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满足日本的要求，而又不丧失自己的“面子”。最后决定采用拖延战术，外交总长由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以拖延开始谈判的日期，并尽快摸清日本的真正意图。同时，他还预作了一些布置：如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把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事告诉日本元老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并探询他们的“真意”，因为日本军事实权仍操之于元老。同时密电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但是，这一套把戏被日本一眼看破，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于2月3日电告日置益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此外，袁世凯又指示亲信向中外报界透露日本要求的一些内容，借以鼓动舆论。他企图借此向日本表示自己答应全部条件确有困难。然而，“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一传开，国内反日舆论顿时沸腾起来，远远超出了袁世凯所能控制的范围。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反日爱国组织，号召抑制日货。这使袁世凯如芒刺背，时刻不安。在日本侵略者的要挟之下，他多次通令禁止抑制日货，但是反日运动如火如荼，声势越来越大。这是日本人始料未及的，一下子陷于被动境地。
2月2日，中日代表举行第一次交涉会议，列席人员中方代表为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是日置益公使、小幡参赞、高尾参赞。在交涉过程中，日本以支持帝制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恫吓于后，左推右挽，企图使袁世凯对“二十一条”囫囵吞下。至4月17日，中日正式会议共25次。原来，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项通知英、美、俄、法四国，故意隐瞒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二十一条”全文真相为中外所知以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予以激烈抨击。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系属劝告性质，借以欺蒙世人。另一方面，又于4月26日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大致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至于第五项各条，允许以后再行协商。5月1日，中国外交部回绝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修正案。随着中外舆论压力和反日风潮高涨，日本在外交上日趋被动。5月7日，恼羞成怒的日置益向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4）同时，日本政府派兵至青岛、沈阳等地，耀武扬威。
袁世凯接到最后通牒后，于5月8日午后召集会议讨论中日问题。会前，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大使朱尔典会见外长陆征祥，劝说中国忍辱负重，接受要求，以避免危机。午后国事会议上，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外交、参政次长、秘书长等列席，会上外长陆征祥汇报了会见朱尔典的情况，经过讨论后，袁世凯作结论性发言：“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国“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要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5）。袁世凯讲话时，悲愤填胸，涕泪满面，与会者或怨愤，或危殆。讲话完毕后，大会即在沉痛气氛中结束。原本袁世凯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他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弱国无外交，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条”。
5月9日上午，外交部以电话通知日本使馆允诺“二十一条”，下午3时致送复书。晚清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出卖国家利益成为公认的莫大的罪过，稍有羞耻心者都断不敢背上“汉奸”、“卖国贼”的骂名。闯下当政以来的大祸，袁世凯马上向文武百官发布密谕，解释条约由来和其中苦衷：“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殆非一朝。”“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杳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办，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利权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6）对于被迫接受，他表示“疾首痛心，愤渐交集”。同时，他要求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从以上“二十一条”交涉过程可以看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乃是迫不得已，属弱国无外交。那种认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因为称帝心切的传统看法，似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二十一条”签订后的国权沦丧是肯定的，之后，“5·9纪念日”形成，并一直延续多年才渐渐淡化和消失。
二、欲拒还休的造势
称帝是袁世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他也因此身败名裂，有人骂其狼子野心、沐猴而冠；有人叹其晚节不保，失足千古。从手造共和到帝制自为，巨大的反差，使袁世凯成为千夫所指，众叛亲离，最终可耻地死去。百余年来，他遭到批判否定，最重要的例证还是称帝。痛恨者骂其独夫民贼死有余辜，惋惜者谓其一失足成千古恨。
关于袁世凯的称帝，过程似乎很清晰，但是背景与动机则令人费解。作为一个纵横政坛高层的风云人物，难道不能预见称帝之后果，难道单纯出于政治野心、家族利益，抑或更深刻的因素？应该说，袁世凯的称帝行为并不是简单的“自为”，称帝的背后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比如帝制与共和两种制度的选择，以及时局与人事的纠结等。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从思想到制度都臻于完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虽然历代不乏起义与革命者，然而从实践和思想上否定封建制度者几乎没有。辛亥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将封建皇帝彻底赶下台，同时发展民主共和，在制度、社会、思想诸层面清理封建残余。君主专制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7）。尤其在革命浪潮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孔庙改为学堂，贞节牌坊被砸毁，人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
在潮流驱动下，袁世凯宣称拥护共和，承认南京政府提出的种种兴民主、反封建的措施。然而，剪掉头上的辫子容易，剪掉心中的辫子却很难。袁世凯根本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对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凯呢？孙中山对此也只能感叹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全国上下唯有一片抱怨之声。人们发牢骚说共和政体让社会崩溃，“民国不如大清”，就连报章上也开始鼓吹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成为北洋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并逐渐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野蛮落后的封建观念习俗的大泛滥，如读经、祭孔、推行封建官制等。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其后屡发告令，制定《崇圣典例》、《祀孔典礼》。1914年2月，恢复祭天、祀孔，祭天由总统主持，用古代冠服，行跪拜礼，祀孔的礼仪略同。1915年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九等，恢复封建时代官制。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庙祭孔。
在最为核心的称帝问题上，袁世凯比较纠结。他自己未尝没有称帝之心，周围又满是鼓吹抬轿之人，民国初期的种种乱象也成为不好的示范，这些都使袁世凯步步为营，不断加快独裁称帝的步伐。当时，各种鼓吹君主制好处的宣传风行，关于袁世凯当皇帝的言论也甚嚣尘上。但是，他又有很多忌惮之处，因为称帝背离革命宗旨，不仅有违民意，也直接威胁北洋集团的幕僚属下们的利益，一着不慎，势必全盘皆输。
对于袁世凯称帝，列强抱着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以此换取更多的在华利益。“二十一条”签订后，对日交涉结束，日本当权者对袁世凯称帝“深表同情”，美、德等国亦热情鼓励，袁世凯认为将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已无问题。这时，国内新的农民革命的危机尚未到来，革命党人绝大部分亡命海外，一时不能对之构成直接威胁。为控制稳定全国政局，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袁世凯着重防范反对其称帝的实力派。在中央最有实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段祺瑞自被袁世凯削夺陆军部权力后，与袁世凯矛盾逐渐激化。袁世凯运用权术予以排斥打击，迫段祺瑞于1915年5月辞职（正式免职在8月）。地方实力派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党羽，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实力派则非其嫡系；即使嫡系当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如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是反对其称帝的。对冯国璋，袁世凯百般笼络、欺骗，使其相信自己无帝制思想。对西南各省，袁世凯除命广东的龙济光监视广西的陆荣廷外，特于1915年2月任命心腹、参谋次长陈宦会办四川军务，率三个北洋混成旅进川，不久改授陈宦督理四川军务、成武将军，令其坐镇西南，准备随时消灭异己。另外，袁世凯还指使肃政厅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诱胁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当帝制活动的中坚。
照理说，当到终身大总统，权力远超欧美诸国元首，袁世凯为何还要汲汲于称帝呢？不少人认为出于私心，因为总统即使终身也不能有后代继承，虽然修法后规定可以由现任总统推举下任，毕竟程序上不能保证家族继承。当然，袁世凯对于称帝不是没有顾虑，特别是自己家族历来短寿，儿子众多却多难堪“大任”。1915年6月间，中外到处都传播着即将改行帝制的消息，北京则更盛。为袁世凯粉墨登场而精心炮制出来的各种迷信的无稽之谈，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龙显形”等等，哄传一时。这时，袁世凯仍然矢口否认有称帝之意。有人去询问他，他像是受了天大委屈似的抱怨说：“我连总统都不想做，哪里还能想到当皇帝！”冯国璋听到帝制的风声，赶忙入京探听内幕，6月22日谒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世凯忙说：“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稍停，又感慨万端地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世凯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8）
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国《独立周刊》对袁世凯的专访，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将继续下去》。“编者按”中说：“鉴于从远东传来的惊人消息——袁世凯总统正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们很高兴提供他亲口给出的内容相反的保证。”在专访中，袁世凯对《独立周刊》记者说：“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刘路生译）袁世凯显然在欺骗美国人，因为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
袁世凯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据徐世昌日记，袁世凯曾对冯国璋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指男性），我今年58岁，就是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类似的话，他对部下、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讲过。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了一次袁世凯和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秘密谈话，袁世凯认为，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既然全国都赞成了，他只有顺从民意。还称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他当皇帝，“不过若干年，唯与我子孙甚有关系”。现录其中对话，从中可一窥袁世凯当时心境。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助，予唯有顺从民意。
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予可担保治安之责。唯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逆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皆不及也。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唯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何从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创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脑中；其或百中有一，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想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也。（9）
三、袁克定的太子梦
袁世凯当上总统后，不断把权力揽到自己手中，终于当到终身大总统。这一过程，看似风光，却充满了荆棘和坎坷，他也日益孤立。袁世凯越是揽权，越是政敌丛生；越是政敌丛生，他就越是加紧揽权。终于到了推行帝制的关口，袁世凯也接近孤家寡人的境地了。身边多是些才干、实权、名望均不济的人物。阎锡山在回忆录中说，鼓动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清廷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趋，或者是另有别图。这一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也符合当时的实情。这五类情况中，首当其冲的是长子袁克定，他的太子梦是促成袁世凯走上称帝不归路的主要因素。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嫡出，因此袁世凯对他十分重视，抱有殷切期望。袁克定的乳名叫“继光”，按袁世凯所说，希望他“继吾先人之光也”。由于袁世凯的着意培养，袁克定不仅旧学功底深厚，德语和英语都相当不错，袁世凯与洋人交涉时，经常由袁克定充当翻译。这也让袁世凯对袁克定格外看好，寄予厚望。经过两年国会和政党政治的纷扰，国内外“共和”与“帝制”辩论，民主共和早已失去了原本的神圣光环。袁世凯本来就对共和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尊重，这时更加重化共和为帝制的想法了。正在举棋不定之际，袁克定刚好乘虚而入。
袁克定将父亲的心思摸得很透。袁家有个怪现象，凡出人头地者无人活过60岁，克定便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地向老头子明言和暗示这一不祥的家族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他还操纵属下，编造出无数的所谓“祥瑞”、“显圣”之类——这是中国历来帝王最自欺欺人的把戏——来突破素来迷信的袁世凯的心防。比如，湖北某地发现“龙骨”，长数丈，上书者言之凿凿——或许就是恐龙化石而已。某次袁世凯午睡方醒，家仆以他最心爱的玉杯进茶，竟失手把玉杯摔得粉碎，还辩称是在床上看到一条“五爪金龙”，惊恐之下才摔掉玉杯的……这些荒唐鬼话，都是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得自“内廷”的消息。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一定知道，但凡“圣主”出世、改朝换代之时，这类“神话”最为风行。如果不是“东宫太子”的巧妙设计，或者家仆近臣的投其所好，这些东西是不会集中出现的。这些把戏，让袁世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在当时国人眼中，袁克定虽是纨绔子弟，草包一个，可是袁世凯心里自然不会这么想，毕竟是自己的嫡长子。后来袁氏死了，继起当权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把当年袁大总统所封存的金盒子（所谓“金匮石室”）打开了，看看袁世凯当年所内定三位接班人究竟是谁，启封一看，原来是黎元洪、袁克定和徐世昌。袁克定居然是第二名，足见袁皇帝对他的看重。在他退位之后，还想回头当总统时，才把克定之名，改为段祺瑞的。（10）
围绕在袁世凯周围的幕僚亲信形成了三个关系网，一是朱启钤、梁士诒、杨度、顾鳌、夏寿田等幕僚；二是段芝贵、袁乃宽、张士钰等近臣；三是官邸中袁世凯的妻妾及儿女等。这三重包围圈的组成分子，除官邸内与前两者不大通气外，前两者既各起作用，又密切联系。朱启钤原本是袁世凯最为亲信的，且背靠另一股肱之臣徐世昌，因而有直接传达觐见的特权。随着帝制运动的兴起，袁克定居中运筹颇为得力，拥戴者对“太子”也格外亲近，因此关系中心日益集中到袁克定周围。直到筹备将近结束阶段，朱启钤等除办些事务外，实已不起什么作用，袁克定的一群中又新加了黄开文。朱启钤等先是日夜集结在一起，初无定处，亦有时在“筹安会”里，没几时重心就移到公府秘书厅梁士诒处来了。他们这些人多是着重在策划和布置方面。文电多由杨度等起草，经朱启钤、梁士诒等点头之后，再由朱启钤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同意即发出去。重要的文件一定要经袁世凯自己看过。朱、梁、段等人尤其是段（芝贵）个人，与各省军政大员函电很频繁。梁士诒每天起身很早，上午8时前已开始办公，中午在公府包饭，与张仲仁形影不离，很晚才回家。袁克定等主要是围住袁世凯，因为重大事务必须经袁世凯亲自决定。他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密筹打动袁世凯的办法。随着帝制运动的推进，甚至连袁世凯本人也难以操纵了，实际决定权逐步掌握在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手中。
袁克定最绝的一出戏无疑是特地伪造一份《顺天时报》，特供刚登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御览”，实为古今奇谈！《顺天时报》是1905年在北京地区创刊发行的一份报纸，是日本外务省在华办的中文报纸，是一份“学中国人口气”供中国人阅读的中文报，发行量曾经达到17000多份，一度成为华北地区第一大报纸。利令智昏的袁克定为促使老子下决心复辟，竟伪造了一份天天刊载拥护赞成复辟帝制的报纸。袁世凯看到后自然十分高兴，真以为舆论对自己称帝有利。后来这伪报被袁克文和其胞妹叔桢（静雪）在无意中发现了，向袁世凯告密，才东窗事发。袁世凯虽大骂克定“欺父误国”，不过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关于假报纸事件，袁静雪回忆道：《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早已在外边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精明如袁世凯者，居然被儿子用小把戏玩弄于股掌之中。假报纸事件使袁世凯对儿子彻底失望。袁世凯小女袁静雪谈及大哥，说道：“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11）
四、洋顾问和《共和与君主论》
袁世凯一向重视外国顾问的作用，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陆续延聘了不少外国人当顾问，除安置在政府各部的以外，仅作为总统顾问的就有十多人，其中对袁世凯影响较大的有：
莫理循（1862—1920年），澳大利亚人，原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与袁世凯有旧交，1912年8月起担任政治顾问。
古德诺（1859—1939年），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学博士，行政法学奠基人之一，1913年3月正式担任北洋政府法律顾问。1915年7月再次来到中国，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
有贺长雄（1860—1921年），日本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国际法的研究者。1913年3月初到达北京，担任宪法及附属法顾问。
莫理循、古德诺和有贺长雄都是当时知名的学者，有很深的学术造诣，由他们担任政治法律顾问似乎不错。不过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莫理循虽然主张议会政体，但他认为中国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实行独裁统治。古德诺则认定中国人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最值得借鉴。有贺长雄更是一个十足的君主主义者，他认为议会政体是不理想的，中国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因此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恢复祭天典礼。袁世凯和这些洋顾问趣味相投，在他们的帮助下，从当上总统第一天起就走上一条毁灭民主共和的路，同时日益强化独裁乃至恢复帝制。
在所有的洋顾问中，尤以古德诺影响最大，他是美国政治协会会长，1913年被袁世凯聘为宪法顾问。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由于古德诺鼓吹中国应实行帝制，正中袁世凯下怀，袁世凯给他支付高额薪金。古德诺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1914年夏天，古德诺回国，担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回国后，他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此时正值帝制运动风行，关于何种国体适用于中国的讨论，忽然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国内外争论正酣。当袁世凯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古德诺于1915年7月赶往北京。袁世凯想借重古氏的名望，乃请他写一篇比较共和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古德诺很快完成任务，8月3日在北洋政府御用的《亚细亚报》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该文极力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他还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因此“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12）。
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一出，立即风行，包括伦敦《泰晤士报》在内多家报刊转载。中国国内的帝制派乘机大肆宣扬，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连美国人都认为“君宪优于共和”，自然给了他们一剂强心针。借古德诺校长宏文东风，8月14日，承袁世凯旨意，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君子”发起成立“筹安会”，专门为推动帝制张目。在“筹安会”的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论点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接连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掀起所谓“讨论国体问题”的轩然大波。这时古德诺才恍然大悟，发觉被利用了。不久，他召集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又在《京报》英文版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然而影响已造成，解释自是徒劳。恰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开学了，他满载愤懑，匆匆离华返校。这位蜚声世界的法学泰斗，因背上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臭名，在此后的岁月中备受困扰，当然这是后话。
洋顾问气跑了，土顾问脱颖而出。“筹安会”大张旗鼓地宣扬“立宪优于共和”，所发谬论甚多，像样的文章却极少。杨度在8月26日公开发表的《君宪救国论》是凤毛麟角的一篇。在这篇洋洋洒洒万余言的长文中，杨度将辛亥革命以来种种乱象都说成是实行民主共和的结果。同时提出两个论据，说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其二说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出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13）这种谬论实在不值得一驳，数千年君主专制，多少纷扰暴乱，稍有常识者自然知晓。只是当时风气，黑白混淆，上有所好，才生出这等言论。实际上，这篇文章早在1915年4月间即定稿，并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袁世凯阅后赞赏不已，称之“至理名言”，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制成金匾赠给杨度。虽有“旷代逸才”襄助，无奈当时的国人迷信洋人，坚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于是就有了请古德诺这个美国教授来中国唱前面那一曲。
五、“六君子”与“筹安会”
在帝制运动过程中，最为活跃最为卖力的当推“筹安会”，其中坚人物是杨度。杨度（1875—1931年），湖南湘潭人，是近代史上一位神奇的政治人物，除怂恿袁世凯称帝外，他曾是立宪派干将，后又回归孙中山阵营，晚年一度还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晚清时即是其幕僚，后任参政院参政。他自命为鼓吹君主立宪“最早之一人”，颇得袁世凯赏识，他还与袁克定关系十分密切，知道袁世凯有意推行帝制，主动出马，表示愿意组织一个机关鼓吹。杨度乃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五人，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人称“筹安会六君子”。“六君子”都是当时政学名流，其中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可能由于对共和政体失望，背弃革命阵营，严复与刘师培则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网罗如此豪华阵容，“筹安会”运作尚未一月，吸纳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帝制运动也蔚然成风。
“筹安会”成立后，立即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活动，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筹安会”的成立迎合了袁世凯的心意，袁世凯的亲信们很快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通过参与“筹安会”，表达对袁世凯的忠心。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无不阿从附和。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杂凑成“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但待运动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纷纷趋附，改组“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大多是袁世凯的党羽：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等等。
“筹安会”成立后几日，由段芝贵、袁乃宽在北京发起“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参加者为北洋军警要人数十人。段芝贵在会上宣称：“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芝贵首先在前者上签名，各级军官自然全都选择“赞同君主”。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唯恐失掉攀附的良机，“背拂新皇之圣意”，马上见风使舵，拥护帝制。（14）北京内外各级官吏也大多趋附，请愿运动俨然超过“筹安会”的范畴，成为一场“全民”运动了。
天理昭昭，民意滔滔，当政者并不能长期颠倒是非，欺瞒人民群众。在“筹安会”四处宣扬之时，全国性的反帝制运动也在迅速兴起，帝制自为的袁世凯也成为千夫所指。这引起袁世凯的高度紧张，连连祭出高压手段。当时，北京各大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天民报》等，都对帝制运动抱反对态度。袁世凯乃指使人，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声音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道：“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言反对。京城内遍布警探滥施淫威，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还胡乱株连。有一崔姓警官，愤慨之下手书一便条，曰：“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拣去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经袁世凯批准处决，时人称为“洪宪文字狱”。（15）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筹安会”的猖獗行动，引起民怨沸腾，不少城市引发骚乱。有人上书政府，要求取缔“筹安会”，严惩杨度等人，连肃政厅也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速取消，以安定人心。袁世凯托词“筹安会”为学术组织，不涉政治，政府不便干涉。同时，派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人的私宅进行保护。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袁政府却百般刁难，不准立案。如果说“筹安会”的设立，其肇始乃中下层的鼓动，但没有袁世凯等上层人物的支持和鼓励，岂会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通过“筹安会”一闹腾，袁世凯顺利走上了称帝之路，也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他的权力企图，加速了他的覆灭。据说，袁世凯临终前曾说大呼“杨度误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乎？（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