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国第一血案”：宋教仁案
正当各派汲汲于政党组阁时，一场暗杀让这局势完全扭转，使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决裂，他也滑向独夫民贼的反面角色。无论他是否是宋案的幕后真凶，他都利用这一案件，加紧了对革命党的剪除和对个人权力的聚集，这一切使近代史的进程发生了转向。
清季民初，不少政治学界精英都鼓吹在中国推行民主共和，主张效法欧美大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一是法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前者总统权力最高，后者则是内阁权力较大，总统是附庸角色。对于这两种政体，国内各界存在不少分歧，议会民主的呼声相对较高。唐绍仪去职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个人权力日益膨胀，且经常不遵守规章和约定，约束袁世凯，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保护辛亥革命成果，成为革命党人迫切的任务。时任同盟会实际负责人的宋教仁力主改组和增强同盟会，联合海内外同仁，组成新的更大的政党，争取正式国会议员的多数，通过选举夺取政权。
宋教仁（1982—1913年），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近代民主革命的代表性人物，孙中山的主要追随者。他当时才30出头，才华出众，节操高尚，心比天高、精力过人，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同时因锋芒太露，不屑于官场世故，党内党外都树敌甚多。袁世凯欣赏他的才干与号召力，曾多次拉拢宋教仁，均被他拒绝。在他做农林总长时，有一天去谒见袁世凯。袁世凯因见他身穿破旧西装，问道：“君着此服已几年？”他答：“留学日本时所购，穿已十载矣。”（22）袁感慨不已，送他一本空白支票簿，请宋教仁自由支用。宋教仁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奉还，让袁世凯深感敬佩，同时也暗动杀机。
国民党的成立是宋教仁的又一杰作。当时的政党格局，共和党是同盟会劲敌，与袁世凯的关系密切，统一共和党的干部多为同盟会旧人，愿于有条件之下与同盟会破镜重圆。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的要求，易名为国民党，删除政纲中的男女平权，改力谋国际平等为维持国际和平，改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为注重民生政策，变总理制为理事制。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正式成立于北京，除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外，并加入了三个小政党。此事系宋教仁一手促成，与会者数千人，盛极一时。孙中山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绝对优势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黄兴、宋教仁、王宠惠、吴景濂等为理事。各省都督，如胡汉民（粤）、柏文蔚（皖）、李烈钧（赣）、阎锡山（晋）、谭延闿（湘）、尹昌衡（川）等则列名参议。年仅30岁的宋教仁，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旧派官僚，缺乏民主素养，虽精于政治手腕，但对政党政治、议会选举这样的新鲜事物完全外行，甚至不屑。在他忙着抓权布局和支使孙中山进行全国巡游时，国会选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到392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对抗，但三党才得200余票，不及国民党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的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使他陶醉在幻想的胜利之中，以为控制了议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立政党和制定民主宪法，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而得到“长治久安”。国民党也踌躇满志，准备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并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10月中旬，在完成建党大业后，宋教仁忙里偷闲，回桃源探母，优游桑梓，一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名省党员都摩拳拭掌，跃跃欲试，需要一聆训示。1913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宋教仁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当时国民党选战大胜，气势如虹，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教仁亦随地发表演说。他不像孙中山那样四处宣扬三民主义，以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之类，而是到处批评时政、臧否人物，强调加强党务。他指责现政府苟且因循，罪无可逭，称“中华民国之基础极为动摇，皆现在之恶政府所造成，俟正式国会成立，内阁宜由政党组织，宪法由国会自订，地方与中央分权，取消腐败官制，国务总理由国会推举，不必由总统提出与任命，使政府成为国会政府”。宋教仁俨然是当时中国的头号政治明星，所到所说均轰动一时，这也引起袁世凯及其同党的仇视，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1912年11月，袁世凯已对国民党发出警告，凡有倡言革命者，依法严办。与此同时，恐怖之网徐徐张开，不少人预见袁世凯会对宋教仁下手，但宋教仁临危不惧，继续他的行程。
1913年3月20日夜，在南方巡回视察一个多月后，宋教仁准备从上海启程返回北京，上路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走向月台入口处时，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教仁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教仁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乘机逃去，无影无踪。宋教仁伤势十分严重，延至22日即逝世，终年仅31岁。宋教仁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上书总统作最后诤谏。电文如下：“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23）实在是君子风范，光明磊落。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于华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袁世凯给江苏督军程德全连发电报，谴责暗杀之风，并下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同时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程德全乃会同黄兴上将，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总统。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这也是古今司法史上的一大奇迹。
宋教仁案事发突然，破案过程也颇具戏剧性。3月23日，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巡捕房报告，一周前他到应桂馨（本名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报酬1000元，被他拒绝。后来看到报纸上宋教仁的照片刚好是应桂馨叫他暗杀的对象。根据这个线索，巡捕房当天逮捕了应桂馨，在他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次日，杀手武士英落网。一说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是个失业军人，在上海滩流浪，被应桂馨临时收买，来对宋教仁行刺，连所杀何人都不清楚。武士英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宋案发生后，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巡捕房搜查武士英不获，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桂馨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述祖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案件迅速浮出水面，在孙中山等海内外各界强烈要求下，程德全顶住压力，被迫于4月26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在这批函电中，也能清晰地看到宋案的端倪。（24）如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遯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次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道：“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3月18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3月21日凌晨两点，宋遇教仁刺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时任总理的赵秉钧原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干臣，多年主管警务，熟悉黑白两道，蓄养私党以为爪牙。赵秉钧授意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召集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前来，给以巨资，命其暗杀国民党首领。洪述祖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他以筹办长江水上警察的名义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并在上海收买了帮会头子应桂馨。应桂馨的角色十分特殊，他攀附上沪军都督陈其美，当上都府谍报科长，后因陈其美推荐，担任总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的侍卫队。没过多久，由于违法乱纪，被孙中山撤职，因此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怀恨在心。他回到上海后，重操帮会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鼓吹“二次革命”，曾被黎元洪通缉。由于应桂馨的身份，袁世凯以重金收买了他，并封以“江苏驻沪巡查长”，让其在上海搜集情报。1913年3月13日，应桂馨函告洪述祖，称宋教仁在上海运动军队，若不剪除，大局将乱，洪述祖受命妥速办理。一周后，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二日后不治而死。
宋教仁案是民国历史进程的一个转折，它标志着袁世凯与革命派蜜月期的终结，也标志着辛亥革命后和平建国梦的破碎，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北洋军阀的纷扰倾轧，国民党的聚散离合，历史发展的脉络似乎发生了偏转。惊心动魄的血案，使孙中山从修筑20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幻梦中猛醒。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在这个关系共和国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就是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黄兴等人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
宋教仁案影响深远，堪称民国第一大案。案件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这些证据一公布，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黄兴为宋教仁所写的挽联颇具代表性：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国民党的一口咬定，舆论的未审先判以及袁世凯前后的言论举措，使得一切都指向袁世凯及其僚属。袁世凯是不是宋教仁案的真凶呢？在当时舆论的一边倒和未审先判的情势下，他百口莫辩。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袁世凯曾通令自辩称：“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25）这些话中规中矩，不无道理。百年来，海内外不少学者为此案翻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或者是革命派与会党矛盾的产物，袁世凯并不是直接的幕后元凶。然而宋教仁案进入司法程序前后，凶手在狱中中毒身亡，洪述祖畏罪潜逃，赵秉钧离职进而暴死，这一切都让袁世凯是真凶显得那么合情合理。
六、善后大借款
晚清时期，随着不断的战败，一次次的赔款与借款，中国的财政自主权逐渐丧失。列强不仅操控着中国的海关税、盐税等大额税种，而且时常以财政与税收手段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则陷于一个“财政怪圈”：一面是不断加重的苛捐杂税，国家额定税赋的连番倍增，一面是政府日益入不敷出，长年累月的财政困难。进入中华民国以后，这一问题并未解决，甚至日趋严重。财政问题就像一把利剑，始终高悬在当时的执政者头上。中国的财政困难是列强趁火打劫的大好时机，他们无孔不入，趁机攫取利益。为了抢占利权，加紧在中国抢夺筑路开矿权以及操控中国经济命脉，产生了专门负责贷款的“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二国）之类银行财团。
就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列强拒绝与南京政权合作，将关税等牢牢握在手中，弄得民国狼狈不堪。一次，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往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剩下十元钱。这一时期，日本利用欧战在即的大好时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和利权掠夺，在借款方面也格外热心，比如中国最大的现代工业联合体——汉冶萍公司，日本就一直念念不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没几天，日本政府就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提供贷款五百万日元。汉冶萍公司是中国重工业的命脉所系，因此秘密交易被披露后，中外一片哗然，舆论迫使孙中山废约。
袁世凯接任总统后，所面临的财政问题丝毫没有减轻。明清以来，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辛亥革命以后，各地纷纷闹独立，南方各省解送的赋税大大减少，中央政府只能掌控北方几省的赋税，这对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新政权有大量“善后”工作要办，最为紧急的是，当时南方各地有30万官兵需要遣散，光遣散费一项就需要250万两以上。负责留守南京的黄兴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总理唐绍仪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出路。特别是与国民党闹翻以后，袁世凯迫切希望强化北洋军实力，压制南方革命军，并且做好战争准备。袁世凯当政后，始终与列强密切接触，希望得到新的贷款。仅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就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1200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1912年至1913年提供350万镑的军火贷款。据《海关册》记载，1913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490余万两，较1912年增加80%。列强源源不断的财政和军事支援成为维持袁世凯政权的关键，这一过程中北洋军队得到空前强化，获得压倒性优势。1912年下半年以后，袁世凯已决定发动内战，以军事手段打败南方革命党势力，能否得到西方的财政支援决定着这一步能否迈出去。
1912年6月，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接受了俄、日的要求，允许对华借款在不妨碍俄国在北满、外蒙、新疆及日本在南满、内蒙的特殊权利的前提下，共同组成六国银行团，继续与袁世凯政府谈判。1913年3月，新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借款条件有损于中国行政独立及门户开放政策为由，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因而变为五国银行团。4月，经历两年艰难交涉，五国银行团答应联合借给中国政府2500万金镑，折合2.5亿银元，条件是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这些附加条件是十分苛刻的，这意味着中国的财政主权完全交到洋人手中。
4月23日，袁世凯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26日，就在程德全宣布宋教仁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这笔贷款年息五厘，八四折交款，用途为清还外债，支付政费，三天内交200万镑以及前述的附加条件。八四折后，实际借款为2100万镑，以280万镑清还各省借款，200万镑赔偿辛亥革命期间各国损失，再扣除已垫付款600万镑，仅余约1020万镑。
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经参议院审核通过方为有效。袁世凯深知“善后借款”的政治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势必无法通过。为了得到贷款，袁世凯顾不了那么多，绕过国会直接签字了。这是公开蔑视国会的行为，激起了国会议员们的激烈抗议。连历来支持袁世凯的共和党议员也抱怨说，对借款他们并不反对，唯政府不俟顾议院议决，妄行签字，则不能承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世凯拒不接见。张继、王正廷被迫通电全国，声明政府违法借款，参议院概不承认。黄兴也致电袁政府，痛斥其“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赣、粤、皖、湘四省都督联名强烈要求袁世凯取消借款合同。借款消息一出，国民党全党大哗，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能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
5月2日，袁世凯给国会咨文，辩称借款早在上年经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上年12月底，参议院仅听取了周学熙关于借款会议经过的口头报告，并没有通过。袁世凯在咨文末尾写道：“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唯有向国民代表引咎自谢，以明责任。”就是说，如果国会不能谅解，他就引咎辞职，这是袁世凯惯用的政治手段。得到了这笔贷款，袁世凯的翅膀更硬了，也加速了他对革命派动武的进程。
七、镇压二次革命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得到消息，他中止访问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按照当时力量对比，革命党和南方各省力量十分有限，与袁世凯和北洋军叫板，胜算不大。同时，宋教仁案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少人也希望用合法手段解决。因此当时国民党内出现了以黄兴为代表的主和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主战派。孙中山力主起兵讨袁，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之类的话，但与会高干除戴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当时，国民党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但孙中山用武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均立即回电，表示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反抗中央。黄兴主张法律解决，理论上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几占半数，如能再联合其他党派，先之以质问弹劾，继之以宪法运用，将袁世凯拉下马，似并非难事。然而，不光孙、黄二人，国民党内部始终没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
当国民党内部还在喋喋不休地争吵时，袁世凯拉拢同盟军，大搞舆论战，对国民党大加分化抹黑。国民党原打算拉拢黎元洪，但黎元洪生怕惹祸上身，又与国民党宿怨甚深，担心黄兴图谋湖北，决定投靠袁世凯。袁世凯也花血本收买和拉拢。5月初，他拨给湖北“军饷”100万元，很快黎元洪发来电报效忠。他信誓旦旦地说：“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无瞻顾。”此后，他接连发出通电，痛骂讨袁派阴谋叛乱。对于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心怀杀机。5月21日，他命令梁士诒、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又强调说：“我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26）
5月29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梁启超。进步党明确声明拥护袁世凯和“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各地进步党的都督也紧随其后，为袁世凯张目，连国民党山西、陕西都督亦列名于攻诋黄兴的通电。袁世凯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使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徒增合法斗争以解决“宋教仁案”的幻想，“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当然，袁世凯还对议会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并命令北京警备地区司令官传讯国民党干事说：“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自行宣布，并将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27）当时社会各界大多被袁世凯蒙蔽，对时局尚未绝望，希望维持稳定。如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如先启兵端，即为与人民为敌，视为乱党。苏、浙士绅及国民党名流汪兆铭、蔡元培也奔走调停。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祸国殃民。短短一年，时局完全改观，内外形势对国民党很不利。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欺骗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恶毒地污蔑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袁世凯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5月13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唯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7月13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各地商民大都受了袁的欺骗。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后来，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君主制的忧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
在大造舆论的同时，袁世凯加紧厉兵秣马，调兵遣将，准备武力解决。赵秉钧因“宋教仁”案辞职后，袁世凯改派心腹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上台后，接连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对南方用兵的计划：由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两路分兵南下。津浦路方面，早在4月上旬袁世凯已密令驻扎兖州的张勋所部“辫子兵”和驻济南的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整军备战，候命待发。京汉路方面，5月9日袁世凯命令第六师（师长李纯）由信阳开往武汉，向鄂、赣边挺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由保定开往信阳接防。6月初，北洋二、六两师已全部抵武汉。第六师前锋已至武穴田家镇。袁世凯明令痛斥国民党，严捕内乱党徒，撤销黄兴的陆军上将，拿问国民党国会议员。6月3日，直、鲁、奉、吉、黑、甘、陕、黔、滇等省都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国民党讨袁派，声明“极端反对调和”，决以武力对待倾覆政府之人，袁世凯公开谈话，倘若孙中山、黄兴另组政府，即以兵力征伐。
6月9日，袁世凯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突然罢免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由驻守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随着这位反袁急先锋的离职，14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30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袁世凯用这种分化手段搞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李烈钧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被撤职前，他已秘密筹款，联络粤、皖各省，准备抵抗。他在江西扎根较深，颇有民望，离江西到上海后，他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讨袁的军事计划。7月8日，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12日，北洋军兵临九江城下，他在九江以东的湖口要塞发布檄文，公开起义讨袁，自称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讨袁檄文中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最后向人民呼吁：“宜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当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战火迫在眉睫，孙中山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黄兴在一度犹豫之后，也决然投入讨袁战争。7月14日他到达南京，召集一、八两师军官，于次日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和柏文蔚等人一起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企图通过岑春煊扩大影响。17日，安徽宣布讨袁，十天后柏文蔚抵安庆就任讨袁军总司令。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同日，陈其美率领上海讨袁军开始攻击制造局。居正占领吴淞口炮台。接着，许崇智迫使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讨袁，湖南都督谭延在蒋翊武等人的压迫下通电独立。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王天杰在荣县先后响应。大江南北一时燃起讨袁的熊熊战火。
当时，独立各省的军队还没来得及集中，六万余北洋军所面对的仅是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境内的四万余讨袁军，而这三省的军队又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袁世凯显然占了上风，而且他又有英国的支持，以及鄂、滇、黔、桂各省都督的输诚。独立各省军队大多不是慕义投靠略有革命倾向的军人，就是就食而来的杂牌民军。他们战斗力有限，军纪败坏，且弹械粮饷皆缺，师出无名，因而士气不振。国民党打响第一枪，对袁世凯来说是正中下怀。他马上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二、六两师攻击湖口和南昌。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四、五两师中杨善德、施从滨两旅以及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庆、浦口。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辫子兵由兖州沿运河南犯，经清江南逼扬州，而后会合冯国璋军围攻南京。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袁世凯自始至终亲自指挥北洋军作战，不仅为军队规定了进攻路线和攻击目标，还直接唆使北洋军进行野蛮屠杀。他下令对起义者斩尽杀绝，“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倘借口取消，持械观望，仍以叛军论，勿稍姑息为要。”很快双方以江西、南京为主要战场，进行搏杀。7月25日，李纯夺取湖口，8月15日入南昌。南京本来有不少起义民军，然而督军程德全首鼠两端，吓得弃职潜往上海，只得靠激进军官何海鸣等死守南京，苦撑待变。后由黄兴自告奋勇前来指挥。不过这位“常败将军”也无力回天，他中途觉得事无可为，7月29日竟易服而去，“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少数满怀革命激情的军官和士兵，浴血奋战，南京不少地方出现“孤城落日斗兵稀”的悲壮搏斗场面。少数反袁勇士的英雄行为终究不能改变悲剧性结局。不到一月，革命军竟无一胜绩。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屡攻制造局不下，8月13日兵败。广州由陈炯明领导，8月4日兵变被逐。8月6日，安庆柏文蔚出走。福建孙道仁、湖南谭延闿勉强宣布独立，又心存忌惮，没过几天匆匆自行取消。9月1日，南京为袁军张勋占领。9月12日，重庆的熊克武被川滇军所败。
短短两个月内，势及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七省的讨袁军便烟消云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被迫逃亡国外；蒋翊武、王天杰等被捕，惨遭杀害。袁世凯原本控制有中央、北洋军的防区，势力只限于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经过“二次革命”，战败了国民党，他的势力大加扩张，以倪嗣冲、李纯、张勋、汤芗铭、龙济光、刘冠雄分任安徽、江西、江苏、湖南、广东、福建都督。“凡南军所已溃之地，悉以北军充之，于是，直东皖三省之白丁，人人首其缨而腰其刀，走卒厮养皆为高官，皂隶舆台尽充末将。”袁世凯尽有东北、华北、华中及东南濒海诸省。见反对势力消沉，袁世凯加紧了反攻倒算，实行专治统治。他以“私通民军领袖”、“袒护逆党”、“煽惑国民、诋毁政府”等罪名，封闭报刊，禁止集会结社，解散政党，随意逮捕处决反对他的人士和议员，剥夺了人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权利。通过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的政治势力达到了空前的顶峰，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到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化为乌有，而这时距武昌首义不到两年时间。
注释：
（1）[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第878—879页。
（2）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北京国事新闻社1912年版。
（3）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1页。
（4）中山：《与香港〈十蔑西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3页。
（5）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5），第16页。
（6）《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
（7）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121页。
（8）《论唐绍仪出京》，《京津泰晤士报》社论，1912-6-19。
（9）《袁世凯覆陈其美电》，1912年6月22日，《大自由报》，1912-6-25。
（10）《答客问》，《民立报》，1912-7-27。
（11）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66页。
（12）《爱国报》，1912年10月5日。
（13）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123页。
（14）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第119页。
（15）《袁世凯致柏文蔚论政见书》，1913年。
（16）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第120页。
（17）《时报》，1912年9月29日。
（18）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8册），第141页。
（19）《民国经世文稿》（第2册），上海经世文社1914年版，第33页。
（20）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第35页。
（21）陈一：《新语林》（卷1），文明书局1921年版，第20页。
（22）《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1913年4月26日。
（23）《新闻报》，1913-5-7。
（24）《时报》，1913-5-24。
（25）《时报》，1913-8-2。
（26）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1），第15页。
（27）《袁世凯致冯国璋、张勋密电》，1913年8月3日，见《冯国璋收电簿》，《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