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述评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后发企业
不同的学者对后发企业给予了不同的定义。Hobday（1995）把后发企业界定为面临两种竞争劣势并试图在出口市场展开竞争的企业。Mathews & Cho（1999）认为，后发企业的定义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在战略目标方面，后发企业是快速跟随者，它们的战略目标就是追赶；其次，在运作模式方面，后发企业是模仿者，而不是创新者，善于利用多种形式的资源杠杆效应；再次，在组织学习方面，后发企业是快速学习者，能够借助于制度支持来加快提升自身能力的速度，不断占领更高水平的竞争地位。江诗松等（2012）认为，后发企业应该是面临技术和市场双重劣势并以追赶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Hobday（1995）定义的后发企业主要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而Mathews & Cho（1999）定义的后发企业限定为取得追赶成功的后发企业，把没有追赶成功的后发企业排除在外，相比之下，江诗松等（2012）对后发企业的定义更符合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特征，因此本文将采用这一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后发企业的特征与追赶。
（二）单打冠军
在经济实业界，业内人士常把位居全国同行业同类商品产销量第一的产品与企业比喻为“单打冠军”。“单打冠军”是一个多层次的目标体系，可以从市场地域范围和市场地位两个维度进行分解（康荣平等，2006）。一方面，市场地域范围可以简单地分为本地、全国、多国、全球四个层次，相应地，“单打冠军”也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本地市场，指企业所在的行政区划（市、本地区、本省）或经济区划（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第二层次是本国市场，指企业所在国家范围内，除本地市场外，还包括其他地区、省市的市场，且覆盖了本国的主要地区；第三层次是多国市场，指除企业所在国市场外，还包括许多其他国家的市场；第四层次是全球市场，指全球主要国家的市场，至少包括北美、欧洲、亚洲等国的市场。“单打冠军”最高目标是全球主要国家中的“全球单打冠军”，最低目标是企业所在地区市场中的“本地单打冠军”，从最低目标到最高目标，有许多中间目标，前一层次均包含在后一层次中。另一方面，从市场地位维度来看，“单打冠军”可分为初级冠军、中级冠军、高级冠军和超级冠军四个级别，其中，初级冠军是指在某个地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为第一位；中级冠军是指在某个地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为第一位且超过42%；高级冠军是指在某个地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为第一位且超过42%，并且是第二位企业的3倍；超级冠军是指高级冠军地位持续5年以上（康荣平等，2006）。
（三）技术追赶与超越
后发企业技术赶超是一种连续或非连续的技术进步方式，旨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缩短与技术领先者的差距，赶上或超过技术领先者。从实践层面上来说，追赶是后发国家通过产业发展赢得产业国家竞争优势的过程，超越指在追赶过程中摆脱先发国家的路径依赖，实现发展路径的优化跃迁。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质不是一个简单地提高资本积累率的过程，而是一个获得产业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把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过程（Lall，1987；Pavitt，1993），即技术追赶。后发国家产业技术追赶是指后发国家以某种方式缩短与产业领先国家之间技术能力差距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由于企业是一个国家参与产业竞争的基本单元，归根结底只有企业自己能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所以后发国家产业技术追赶与产业内企业的技术追赶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刘建新等，2011）。
二、相关研究述评
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技术和经济上的赶超是一种令人着迷的经济现象，日益引起了众多学者、企业管理者和区域经济发展机构的广泛关注（苗文斌等，2007）。Asden（1989）系统地研究了韩国钢铁、汽车、造船等产业的发展，提出学习是一种工业化的新模式，20世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以学习为基础的，同时后发国家的经济追赶过程呈现为一定的阶段性；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指出政府不但可以影响产业界的技术学习动力，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界学习和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速率。
Hobday（1995）提出了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能力升级的技术学习理论。Hobday（1995）主要以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电子工业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个技术学习模型，并分析了政府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Hobday（1995）通过亚洲四小龙电子产业的历史研究，提出了后发企业“OEM-ODM-OBM”的学习路径。其中OEM机制作为后发者的培训学校，使其能克服进入壁垒，并消化制造和设计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出口客户）的需求加速了后发企业的学习，并成为后者技术消化、适应和创新的聚焦工具。
Kim（1997）提出了韩国技术学习与追赶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其技术发展呈现为逆向发展，技术发展是由成熟技术向前沿技术进化。Lee & Lim（2001）基于对韩国产业的研究，发现了三种不同的技术追赶路径：路径创造性追赶（C）DRM移动电话、路径跳跃性追赶（DRAM和汽车）、路径跟随性追赶（消费电子、个人计算机和机床），其中前两种追赶叫跨越（leap frogging）。
Mathews（2001）使用亚太地区半导体产业的例子，提出了3L分析框架，即后发企业可以通过反复应用联结（linkage）、杠杆（leverage）和学习（learning）来克服竞争劣势。Ernst & Kim（2002）发展了一个概念框架，以探索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作为网络旗舰（network flagships）的跨国公司在转移知识扮演的角色，以及本土后发供应商能力的形成三者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通过非正式和正式机制将隐性和显性知识转移给本地后发供应商。
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与追赶一直是我国创新领域的研究热点（彭新敏等，2011）。从我国及一般后发国家技术体系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后发国家提升技术能力、追赶发达国家的基本途径（Ernst & Kim，2002；吴晓波，1995）。例如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由于本地市场狭小，采取的是出口导向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进欧美技术，并根据欧美市场的需求进行研究开发和改进创新，最终成功占领欧美市场（Kim，1997）。吴晓波（1995）在U—A模型和技术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规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立足于建立与发挥后发优势的“二次创新理论”，即利用引进技术的后发优势实现比技术输出国更快的技术发展速度。二次创新不同于一次创新，是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的，受囿于已有技术范式，并且沿既定技术轨迹而发展的技术创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本地市场，采取的则是本地市场导向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并根据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求进行“二次创新”，最终在本地市场上赢得领先（Wu等，2009；Wu等，2010）。谢伟（2001）通过对中国彩电和轿车产业的技术学习过程进行研究，提出了产业技术学习过程模型：技术学习的过程{L-End}
表现为从技术引进开始，到形成生产能力，再到形成创新能力这样一个技术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每一次技术能力的跃迁都是学习的结果。
当前，我国企业技术追赶是在开放式的全球化环境中进行的，全球技术经济环境特征是企业追赶决策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柳卸林，2008；陈劲和王方瑞，2007）。经济全球化，引起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优化和配置，为世界各国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机遇。各国都已经认识到，加深国内和全球技术创新体系间的联系，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并从全球创新体系中获得较大利益，是各国创新体系的必然发展方向。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资源的赋存为其发挥后发优势奠定了基础，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也为其自主开发利用技术资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陈劲和陈钰芬（2006）认为，在当前开放式创新体系下（Chesbrough，2003），有效地获取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是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战略走向。我国必须提高以知识创造、获取、传播和应用为主要内容的内生创新能力，必须关注全球化对创新的影响，加大协同创新与跨边界创新能力建设，加快从基础研究到产业技术转化的速度，提高效率和成功率，最终改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地位。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往的以贸易全球化为基本特征转向了生产、资本、研发、服务的全球化整合发展，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全球化扩张和区域化集聚发展的双重态势。基于信息技术平台，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与服务的高速同步与融合，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迅捷地协同参与研发、设计、生产、物流与服务等增值活动，即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制造业新范式——全球生产网络（吴晓波等，2007）。中国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优点是很快地融入这一生产网络中，并很快地出现一批大企业，但缺点是由于不掌握非编码化的知识，企业的竞争力低。另外，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外的领先企业进入了产品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如产品定义、设计、知识产权、销售、服务、供应链管理、商业模式等，但中国主要在低端的制造环节。因此，中国进入的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浅层次集成”（shallow integration）（Steinfeld，2004）。因此，吴晓波等（2006）认为，我国当前面临着技术跨越以追赶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关键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扩散的速度总体上呈加快之势，承接国际技术扩散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创新速度不断加快，为了快速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必须充分利用技术范式的更迭、转变积极实现技术跨越。这个时期潜藏着直接进入最新技术从而实现技术跨越的极大机会，但是在这个时期面临着极大的技术和市场风险，只有企业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才能充分利用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获取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后发企业追赶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分散于不同领域和不同视角，且相互之间缺乏对话和引用，还没有建立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来整合现有知识。实践上，企业技术追赶与超越的路径选择要根据企业所处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市场发展趋势以及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累积性特征，就技术跨度和深度、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组织方式三个核心问题做出战略性安排（陈劲和王方瑞，2007）。因此，本研究建立在已有文献理论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和超越的理论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