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研究效果论(1)

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各个领域辛勤耕耘，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它们产生的效果如何？这是本章所要问答的问题。

按照辞海的解释，“效果”在哲学上与“动机”是辩证法的一组范畴，是“由行为产生的有效的结果”（1）。新闻传播学里的“效果”或曰“传播效果”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受众接受信息以后在认知、态度、行为上产生的变化。本书所谓效果显然与此不同。研究效果与研究者的目的、动机直接相关，但对目的、动机的考察只有通过对研究者的访问才能得到，由于研究不甚规范，研究成果透露出的动机、目的往往不是直接的。另外，动机、目的是一回事，是否达到或实现是另一回事。还有，研究目的、动机偏向于微观，体现的是个体化研究的目的和动机。本书所要考察的效果则偏向于宏观，体现的是新闻传播学界这个整体在新时期所产生的效力。因此，用“效果”一词更合适。

概括起来说，本书所指的“研究效果”是笔者对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整体、主流的一种宏观评判，而不是根据研究者的目的、动机综合得到的，虽然二者有直接的关系。研究效果深受研究者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前者只是后者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但研究主体的主观努力仍是研究效果的最直接决定因素，只不过，其所处的环境可能已经转化为其能动意识的一部分。因此，本书尽管用研究效果一词，但其包含研究动机、研究内容的部分意涵。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获取知识。结构化的知识即是学科以及学科体系；知识作用于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不断完善。笔者认为，建构学科体系、推进新闻改革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两条主线，前者对应于理论，后者对应于实践。新闻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中国新闻学更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再加上文革的破坏和影响，新时期之始我们实际上是从“新闻无学”开始的。经过30年的努力，新闻传播学不仅在建制上取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而且初步描绘了一幅由各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图景。因此，构建学科体系无疑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最明显的主线之一。这是理论研究方面。在实践方面，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这个系统的构成之一，也是社会发展变化的记录者、反映者和促进者。可以说，新闻改革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最大实践。因此，关注新闻改革、研究新闻改革、推动新闻改革必然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另一条主线。

6.1 建构学科体系

诸多文献中常常出现的“新闻传播学”，实际上是在不同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一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泛泛地称为新闻传播学，以区别于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它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对象，对应于高等教育建制化的专业；二是狭义上的新闻传播学，主要指理论新闻学，以概论类教材或专著为典型代表，主要是一种知识分界的概念，要系统阐述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其之间的关系，体系性较强；三是广义上的由各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每个分支也称为学科，如新闻采访学、传播社会学、电视新闻学等，主要是在新闻传播这个领域内互相区别，与教学上的科目相对应。

新闻传播能否作为一个学科还有待讨论，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独立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它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因此，本章主要是在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上讨论新闻传播学科。

研究领域的相对独立对于建构学科倍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和高等教育体制来说显然不够。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新闻学”，一开始就是以学科的标准来衡量的。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稍后徐宝璜《新闻学》（1919）、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22）、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等专著的出版，被认为是我国新闻学诞生的标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新闻学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得以建制化；（2）出版了有代表性的著作；（3）明确了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并大概勾画了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而这正是学科出现的诸多条件中的一部分。以此为时间起点，我国新闻学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发展、变化历程。积极构建学科更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中的“主旋律”。

既然要从学科的视角来讨论新闻传播学，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学科”。“学科”既与高等教育相对应，又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还是知识分类中的一个概念，因而是高等教育学中一个复杂而关键的概念。高等教育研究者王建华经过对学科（discipline）进行词源学上的考证和学科制度化历史的梳理发现：“学科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一种制度，一种建制、一种规训（2）的方式”、“学科应包括学科制度与学科建制两个层面”，“学科制度（学科内在制度）主要指学科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学科建制（学科外在制度）主要指大学内部机构层面的东西”。（3）万力维认为“学科”一词有五个要义：其一，相对独立；其二，专门化；其三，属于历史的范畴，是一定历史时空中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知识形式；其四，延伸为由规范化、专门化知识群体结成的学术组织；其五，隐含规训和控制研究对象和门徒的权力技术的组合。（4）简言之，它在内部表现为独立、专门化的知识，外部表现为一定的组织，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具有规训功能。

学科是历史的范畴，它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王建华总结出一套判断一个研究领域能否成为一个学科的大致的、经验性标准：

（1）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2）学科代表人物；（3）学科经典著作；（4）大学里相应的建制；（5）学科专业出版物；（6）研究基金；（7）专业研究者；（8）培养研究生的相关课程组合；（9）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5）

另外，费孝通还提出“学会”是学科机构部门之一的观点。（6）我认为可以将其合并到标准（7）中，即专业研究者及专业学会、研究会，或学术共同体。

我认为上述标准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1）和（9），用于衡量学科的独立性和专门化程度；第二类包括（2）和（3），用于衡量学科的研究成果；第三类包括（4）和（8），用于衡量与学科对应的教育建制；第四类包括（5）、（6）和（7），用于衡量学科发展的支撑状况。第一类注重知识本身的构成和体系，可称为内在标准。研究对象及领域的独立性、稳定性以及体系的完整、严谨程度在根本上决定了一门学科发展的状况。第二、三、四类注重学科发展的外在表现，可称为外在标准。学科知识内在发展的状况通过外在标准呈现出来，二者整体上是一致的，但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6.1.1 从内在标准看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1）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及理论体系

虽然每一部冠之以“学”的著作基本上都会阐述其定义和研究对象，但从整体上讨论新闻传播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显然是就狭义新闻学，即理论新闻学（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概论类著述和教材上）而言的。因此，实际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新闻学，或者是什么样的新闻学？它研究的核心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新闻学就谈不上成熟，甚至谈不上存在。

实际上，围绕新闻无学、有学、有什么学的争论从新闻学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2007年仍有研究者认为“新闻学名存实亡”，因为“新闻学研究核心缺失”。（7）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说法，甚至嗤之以鼻。作为一种声音存在，它起码提醒我们在构建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热潮中还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而不能仅凭热情。不过，今天新闻无学的论调比起新时期之初及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驳斥“新闻无学论”恰恰是新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的起点。1983年5月，劳动人事部在讨论记者、编辑应否评职称时，有人认为新闻工作者是“凭借经验常识和技术技巧的生产者，或较低层次理论知识的再现者”，（8）不应该纳入职称系列，遂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新闻有学无学的大讨论。徐培汀认为“新闻无学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首先，我国新闻学自身比较年轻，且屡受政治运动干扰和“左”的思想束缚，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现象；其次，新闻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息息相关，受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影响大；最后，新闻知识面广，包含内容多，不是专、深、窄的学问，在心理上容易给人无学的印象。（9）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以为，易受政治运动干扰以及新闻学研究中直接的实用主义倾向是“新闻无学论”产生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我们提出的新闻规律在实践中往往为政治因素所破坏。不少主要领导长官意识严重，随意指挥、干预新闻实践，导致新闻界独立性荡然无存，给民众以不良印象，进而连带到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科本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学者意识到寻找新闻传播规律（因为规律是客观的，不容随意破坏）、提高新闻理论性（使其朝高深方向发展，以区别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建构新闻学科体系（追求概念、研究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以系统化、体系化）的重要性，积极引入传播学、开创新学科、采用量化方法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艾丰称《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新闻无学论”的“发愤之作”：

新闻怎么就没有学问呢？有实践就有学问，况且新闻是对社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实践，说“新闻无学”，我不同意。说我国目前新闻学研究还比较年轻，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是现实，我承认，但说新闻不可能有学问，我不敢苟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这种看法的“发愤之作”。（10）

当然，驳斥“新闻无学论”最好的武器是具有严谨逻辑体系的“新闻学”的建构。

如前所述，新闻学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概论专著、教材上。沈莉通过分析1979年1月-1996年12月18年间30部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发现新时期我国新闻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经历了“‘党报’本位”、“‘新闻事业’本位”、“‘新闻’本位”三个阶段，也是三种范式：

“党报”本位建构是指以党的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在政党事业的规定下说明新闻事业运作及活动方式的理论探讨；“新闻事业”本位建构是指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在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定和特定社会系统的外在需求下，说明新闻事业运作及活动方式的理论探讨；“新闻本位”建构是指以新闻传播活动或新闻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说明其运作规律和活动方式的理论探讨。（11）

当然，这三种范式“相互之间具有直接的承继性和内在的延续性，实际上是逐渐尝试着渐次呈现并渐次回归‘新闻’和新闻学科本位的三种思路”。（12）沈莉的这种实证研究方法，以及通过新闻学概论类教材看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是可行的，得出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可信的。尤其是对三种范式关系的判断非常符合我国当下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实际状况，即今天新闻学理论虽一直在不断努力超越旧范式，但在建构实践中总是滑向旧范式，超越和创新的难度超乎我们的预料。

从1997年至今，10年过去了，新闻学理论体系是否有新的发展？如果有，它又是怎样的面貌？这是本书要着重回答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并方便与沈莉的研究相比较，本书采取相同的方法和思路，即通过全面收集1997年1月至2006年12月期间出版的新闻学概论类教材，从“逻辑起点、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理论框架”等指标入手对其进行宏观考察。

在资料来源上，本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以“新闻学”、“新闻理论”、“理论新闻”为关键词检索大陆学者在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目，结合《中国新闻年鉴》（1998-2007）提供的“新闻传播学书目”，以得到分析的书目（见附录四）。另外，对于此间内再版的著述、教材，如果没有明显变化，则只考察第一版；自考、远程教育类教材不在此考察范围内。在分析程序上，首先粗略扫描，然后以沈莉提出的三种范式及其基本特征为参照系，看有无新概念、新观点、新理论、新框架、新体系出现。

必须指出，由于此类著述大多是专著、教材“一身二任”（13），重复度极高，些许创新性的观点往往淹没在瞻前顾后的全面呈现中，给确定资料来源和分析考察都带来不小的麻烦。这也决定了研究的视角只能是“宏观考察”，即注重对由章节内容所构成的体系的分析。

总体上看，理论新闻学在最近10年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内容的更新上。所谓内容更新，是指在保持基本框架、范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根据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将一些新的知识及时补充、融入到新闻学理论体系中，如媒介经济、媒介经营、网络新闻传播、WTO对我国新闻传播的影响等。正如李良荣所言，20年来，“《新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未变，但每年总有一些新的观点、新的思考充实进去。这是从不断进步着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也是从不断深化着的新闻学研究中借鉴过来的”。（14）丁柏铨也认为“将新鲜的时代内容摄入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体系，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充实、调整新闻理论，淘汰某些明显不合时宜的内容，这应当是当前和未来理论新闻学建设和研究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15）

笔者注意到，“媒介”（或“大众传媒”、“媒体”、“传媒”等）正逐渐成为新闻学理论中一个关键概念，它也许能涵盖最近10年来我国新闻学理论建构的新变化。

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认为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16）凸显了新闻本位意识，但第八、十、十一章论述的却是“媒介”（大众传媒与社会、新闻媒介的运行体制与管理模式、新闻媒介的受众）。

刘建明著《当代新闻学原理》甚至以“媒介”为中心概念。他认为“作为探索新闻活动的本质、规则及其功能的学科，新闻学原理揭示新闻媒介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相互联系，旨在建立新型的新闻理论体系”。（17）有趣的是，刘建明1999年著《现代新闻理论》则采用的是“新闻本位”体系，全书先后讨论了新闻起源、本源、新闻形态、新闻特征及报道规律、报道方式、新闻传播（制约因素与动力）、新闻媒介、新闻观念、新闻自由、新闻立法、新闻产业、党报理论、西方新闻报道与体制。

丁柏铨著《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也以“新闻传媒”为中心。第二、四、五、六、七、八、十一、十二章分别论述了新闻传媒属性、新闻传媒功能、制约新闻传媒的规律、传媒走向市场与党性原则、新闻传媒的经营、新闻传媒的管理、第四媒体的崛起与新闻业、加入WTO与传媒业。丁在该书的《导论》中谈到，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本理论部分，涉及的是关于新闻的最基本方面的理论概括，如新闻的本质，新闻的功能和作用，新闻价值，新闻的内在规律等；二是面对新闻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回答。（18）从该书框架来看，着力点显然在后者，是对市场化、新媒体、“入世”挑战下新闻实践问题的思考等。

从“党报”到“新闻事业”，从“新闻”再到“传媒”，新闻理论核心概念的变化，是新闻传播载体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新闻传播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关系不断调整、自主独立的结果。“传媒”中心的变化也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官方建制提出了要求。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郭庆光认为，目前把新闻传播学置于文学门下、新闻传播学分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的状况“与新闻媒体的巨大社会影响、信息传播在当今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不相称”。他建议应把新闻传播作为独立的一个学门，下设三个一级学科：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传播学（传播学理论、广告与公关传播、出版传播）；媒介经济学（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管理）。（19）其中，单独设立媒介经济学的建议也说明“传媒”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虽然有此趋势，但我认为据此就作出新闻学出现一个所谓“传媒本位”范式的结论为时尚早。传媒，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它主要是归属于产业范畴的概念，需要更多地从经济学的规律来考量它。但在当下中国谈论媒介产业、媒介经济仍然无法逾越制度性障碍（如跨地域经营、资本运作、人事制度等）。另外，上述倾向只是部分著述所透露出的信号，更多的则呈现出“新闻事业”本位、“新闻”本位并存的局面。

杨保军著《新闻理论教程》是这种融合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理论新闻学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其一是围绕“新闻是什么”而建构的“新闻本体理论”；其二是围绕“新闻业是什么”而建构的“新闻业态理论”；其三是新闻传播业与社会大系统及各主要社会子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可称之为“新闻关系理论”。（20）李良荣著《新闻学导论》（1999），第一~五章论述的中心是“新闻”，第六~十四章是“新闻事业”，第十五~十八章则是“大众传媒”。此外，《新闻理论教程（修订本）》（胡正荣，2001）、《当代新闻理论》（郑保卫，2003）等都兼具“新闻本位”和“新闻事业本位”。

可以归属到“新闻事业”本位的是《新闻理论教程》（何梓华主编，1999）；“新闻本位”突显的有《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童兵，2000）、《新闻学原理》（彭菊华，2006）、《新闻理论基础》（刘九洲，2006）等。

上述著述在研究方法上仍沿用传统思辨方法。陈作平在研究方法创新上作了尝试。他认为“新闻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要建立那种能够统摄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系，而现象学中‘本质还原方法’可以有效地把握事物的共相”。（21）他提出用“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体形态”三个基本概念（逻辑起点）来重建新闻理论基本范式的设想并架构《新闻理论新思路——新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超越》一书。

上面我们是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讨论的。不管稳定、严谨程度如何，新闻学总算还有一个大概的理论体系，传播学则几无体系可言，多数传播学概论类著述主要是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在框架上，以传播层次（即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架构为主，大众传播层次则以“5W”架构为主。退一步说，传播学本身也许并不追求理论的体系化，这也是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现状，但这并不影响它不断产生出一些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研究。

总之，从“党报”到“新闻事业”，从“新闻”再到“传媒”，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心虽有从前至后的偏移，但时至今日仍处于“杂陈”状态。重心的不定必然导致体系不严。新闻传播学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但缺乏严密的体系结构。

2）边缘、交叉学科发展

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不断衍生出一些新学科。作为以信息传播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新闻传播学自然需要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科技、心理、文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视角研究自身问题。新时期之前，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基本上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办报活动这一狭小范围内，新闻学研究也相应地只与文学、政治等几个有限学科关系紧密，交叉学科较少。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新闻学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同时也越来越复杂，需要从更多学科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另外，科学自身的不断进步，也使得边缘、交叉学科的出现既是必然，又有可能。

“交叉学科是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相互结合，彼此渗透而形成的新学科”。（22）根据刘仲林等学者的研究，“跨学科”（或“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于1926年在美国首先出现，30年代风靡学术界。1970年法国召开了首届跨学科问题国际学术会议，1976年第一份国际跨学科学术杂志问世。1985年4月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召开，（23）掀起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热潮。

新闻传播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只是我国整个学术界交叉学科热的一部分。1988年“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掀起新闻边缘、交叉学科建设的高潮。四十多篇会议交流论文涉及近30门边缘学科。所谓“新”学科，是相对于建国以来形成的理论新闻学、实用新闻学、新闻史学这个传统的新闻学体系而言的。新闻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新闻事业、新闻活动实践的需要是新闻学新学科出现的内在和外在原因，而为新闻改革服务、加强新闻理论体系则是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的目的。（24）周泰颐认为“既促进新闻学的确立和成熟，又为自身尽快确立和成熟开辟道路”是新闻学新学科研究的双重使命。（25）也就是说，虽然新学科本身不成熟、尚在发展中，但它可以促进整个新闻学的确立和成熟。因此，建构新闻学理论体系是学界积极发展边缘、交叉学科的目的之一。这与新闻传播学界以科学性追求独立性、排除外界干扰的努力是一致的。

当然，一些学科并非是在上述会议才提出来的，但它的确促进了新闻边缘学科的建设。武汉会议之后，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新闻学边缘学科丛书”，但只有两本：《记者心理学》（沈俊法、汪新源，1993）、《报业经营管理》（屠忠俊，1992）。这反映出，新闻传播学的确与其他学科有交叉，但要把这交叉的部分形成理论体系、提出一个新学科来仍需艰苦探索。

1996年，黄道弘出版了《新闻边缘学科概论》。但非常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阐述什么是新闻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什么等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不是从学科的视角来观照新闻边缘学科，或是创建一门“新闻边缘学科学”，而是直接就新闻政治学、新闻美学、新闻法学、新闻语言学分别作了论述。

2001年“新闻新学科高级教材”丛书出版，包括《新闻传播学》（李元授、陈扬明）、《新闻文化学》（刘智）、《新闻心理学》（虞达文）、《新闻美学》（季水河）、《新闻语言学》（李元授、白丁）、《新闻伦理学》（黄瑚）。它们不但全冠以“学”之名，而且都界定或阐述了其研究对象、内容、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学科的严谨和完善程度大大提高了。

之后，尽管再没有新闻传播类交叉或新学科丛书出版，但其数量一直在增多。时至今日，具体有多少新闻传播的交叉边缘学科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了。还有一类，如《心态新闻学》、《媒介诗学》、《新闻色彩学》、《城市新闻学》、《幽默新闻学》等，既不是分支学科，也算不上很严谨的理论。倘若新闻传播与其他事物一有交叉，就能衍生出一门“学”，那么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另外，大多数所谓“学”往往都成了“孤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学”除了制造点噱头外，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意义不大。因为，学科毕竟是“一种累积的知识传统”。（26）

徐培汀认为，“较有影响”又“较有发展前景”的交叉、边缘学科有：新闻哲学、新闻（传播、媒介）伦理学、新闻（传播、媒体）法学、新闻（传播、媒介）社会学、新闻（传播）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传播）统计学、媒介经济学、新闻舆论学（或舆论学）、新闻（媒介）文化学（27）。很明显，与新闻传播学科交叉的学科和新闻传播实践的关系都非常直接、密切。同时，研究者都不止一人，不同研究者的参与、对话、积累，才能使某学成其为学科。

交叉学科的理想状况是融合为一门学科，而不是“两张皮”，即仅以其他学科的原理、方法来解释新闻传播学的问题。（28）这种现象在新闻传播学科交叉中仍然存在。新闻（传播）心理学是个很好的例证。

新闻心理学、新闻采访心理学、传播心理学等是诸多新闻传播学交叉、边缘学科中研究最早、成果最突出的。但从一个学科的标准来审视它，仍没有完成体系化。或者说，建构体系化本身是不必要的或根本无法实现的。刘晓红、卜卫认为传播心理学（新闻心理学属于传播心理学的范围）尚不能作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因为作为“干”的传播学尚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同时，传播心理学也不能作为某一心理学分支存在，因为传播活动中心理现象所构成的问题的抽象程度不同，涉及到的社会生活种类也不一样，只能归属到心理学不同的领域，如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因此，所谓的“传播心理学”只是对传播活动中心理现象的研究的统称。（29）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传播心理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传播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发现一般心理学规律在特定传播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和规律。（30）

新闻（传播）心理学况且如此，其他分支学科可想而知。新闻传播学分支学科这种“两边不是人”的尴尬处境反映出的问题是，如果作为“干”的新闻学、传播学体系不稳定，当然就不存在所谓分“支”学科。

如果说1980年代新闻传播交叉学科的自觉构建是为了追求学科独立性，那么今天则更多的是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遵循学术自身的逻辑，不妨先扎扎实实地研究些问题，为学科的创建积累材料，而不是动辄提出一个海市蜃楼式的所谓“学”。

6.1.2 从外在标准看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1）学科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

学科代表人物和学科经典著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经典著作往往出自学科代表性人物之手，做出经典性研究的学者自然成为代表性人物。本书讨论的是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发展历程及现状，因此，所谓学科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只能限定在该时段内新闻传播领域里的大陆学者和著作。

为了寻找学科代表性人物和学科经典著作，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首先是几个学者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列的书目。学生的培养，尤其是硕士、博士的培养，是学术传承的基本途径，阅读有代表性的书目是他们登上学术舞台之前的必修课。当然，所谓有代表性，是取决于开书目的人的。陈力丹、戴元光、李彬、李良荣、刘建明、罗以澄、童兵、尹鸿、喻国明都推荐过书目。（31）统计这些书目发现：非新闻传播学著作多，新闻传播学著作少；翻译过来的国外著作多（32），大陆学者自己的著作少；各个学者推荐的书目差异性大，重合的少。完全重复的一本没有，重复出现3次及以上的有：《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1993）、《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电视史》（郭镇之，1991）、《大众文化与传媒》（路扬、王毅，2000）、《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主编，1998）、《新闻事实论》（杨保军，2001）和《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童兵主编，1999）。

其次是引证分析（33）。徐剑通过对CSSCI（34）（1998-2003）引证分析发现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界核心作者学术力综合评估排在前十名的分别是：陈力丹、方汉奇、喻国明、郭镇之、张国良、李良荣、胡正荣、刘建明、游苏宁、卜卫；被引15次以上且为国内学者所著的著作分别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近代报刊史》、《新闻学大辞典》、《传播学引论》（李彬，1993）、《西方新闻理论评析》、《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关世杰，1995）、《传播学原理》（张国良，1995）、《传播学总论》（胡正荣，1997）、《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1999）、《传播学导论》（邵培仁，1997）。（35）

肖燕雄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1994-2003）上130位国内新闻传播学者发表论文的引证分析发现，被引证次数排在前10名的作者分别是：陈力丹、方汉奇、喻国明、肖东发、李良荣、刘建明、张国良、郭庆光、童兵、王振铎。（36）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方法与指标工作室”通过引证分析发现（37），各年龄段发表和引文状况中前2位的作者如下：

另外，该研究结论表明：CSSCI（2001-2005）单篇最高被引次数的文献依次是：《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学大辞典》、《新闻学概论》（李良荣）、《传播学引论》（李彬）、《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传播学原理》（张国良）、《传播学总论》（胡正荣）、《媒介的市场定位》（喻国明）、《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郑兴东）、《大众传播学总论》（张隆栋）。

最后是获奖情况。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奖项中，设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是“吴玉章奖金”。它是为纪念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先生，于198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主要用于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至今已颁发五次。历届吴玉章奖金获奖成果中，新闻传播学类著作（见附录二）获得一等奖的有：《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报纸编辑学》（郑兴东，1988）、《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2004）、《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2005）。

另外，在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8）中（见附录三），新闻传播类唯一的一等奖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获得二等奖的著作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1994）、《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白润生编著，1994）、《面向新闻界》（蓝鸿文，1995）、《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曾建雄，1996）、调查报告《新闻宣传质量评估标准调研、设计与论证》（曹璐、雷跃捷等，中宣部新闻局采用，1997）、《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郑兴东，1999）、《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殷晓蓉，2000）、《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吕新雨，2003）、《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2004）。

就学术评价来说，不管是推荐书目、引证分析还是各类评奖，都有其各自的判断标准，也都有各自局限，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某一成果的影响力。

综合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1）不管是在整个学术界，还是在新闻传播学界内，新闻史研究都得到了较高评价和认可，尤其是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这一是与新闻史背靠历史学这个“大山”有关，二是与新闻史研究离政治稍远有关系，新闻理论、新闻法制，尤其是新闻自由方面的研究由于涉及敏感领域而很少出现在各类奖项中；（2）除新闻史著作外，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媒介经营和管理等领域也都有相应的代表性著作和研究者，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在整体上是有所提升的；（3）从以上不同途径得出的结果来看，它们之间的重合度很小。这表明，在学界具有普遍认可度的经典著作还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不够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