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四 网络公民新闻的实践及反思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也称“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开放新闻”（open‐source journalism）、“草根报道”（grassroots reporting）等，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公民新闻的最初定性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的结合：新闻传播者不仅报道新闻事实，还广泛介入公众事务中，发起不同主题的讨论，寻求解决公共问题的对策，其核心在于积极地让受众参与报道实践，是“将新闻业驶向生气勃勃的公共生活的一种运动”。【67】
在地震发生后仅6分钟，一位IP为61.161.76.*的百度网友还没来得及登录，就在百度贴吧地震吧发出一篇题为“地震了”的帖子，内容简明扼要：“四川地区发生地震。”【68】随后，各地亲历地震的普通网民纷纷通过博客、论坛等发表自己的地震经历，上传自己拍摄到的地震图片或视频。地震将身在灾区的人变成了记者，通过网络、手机等方式向外界传播地震信息。其他网民也以多种方式参与到以地震为主题的新闻信息的生产、传播过程中来。“每个公民都是记者”的理念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一、公民新闻发展概述
1998年，麦特·德拉吉率先在自己的博客上揭露了克林顿的性丑闻内幕，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因此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这是最早引起大范围关注的公民新闻事件，一种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0年，韩国青年吴连镐创办公民新闻网站“OhmyNews”（www.Ohmy‐news.com），其提出的“每个公民都是记者”成为公民新闻界的标志性口号。该网站70%～80%的新闻稿件来自普通市民，其3万多名市民记者活动在韩国乃至世界各地，通过互联网向网站提供文字稿件、图片或影像资料。OhmyNew s强大的新闻自采能力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络原生态媒体，韩国自此引发公民新闻浪潮。
此后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案中，博客的现场目击报告和观点，成为公众和传统主流媒体的重要信源。2003年3月，前美联社记者Chris Allbrit‐ton开设博客网站www.back‐to‐iraq.com，向对伊战感兴趣的网民出售第一手独家真实报道。2004年，美国博客公民记者发现CBS引用不实资料攻击小布什，众人群起声讨，并最终迫使主播丹·拉瑟道歉、退休。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的很短时间内，BBC、ITV、《卫报》（Guardian）等英国主流媒体就陆续收到了来自公民的有关爆炸的图片和录像片段。同年8月，美国新奥尔良市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际，CNN网站开设“公民记者”栏目向网民征集有关这次风灾的文字和图片。
公民新闻迅猛发展的同时，学界也对其予以了及时的关注和跟进，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了对公民记者的资助计划；2005年10月，马里兰大学互动新闻学院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民媒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就是建议公民如何创建和管理媒介以及如何报道自己的社区事务和公共生活。【69】但目前为止公民新闻至今尚无权威定义。根据“维基百科”有关条目的解释，它是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为。这里所谓的“公民”，是特指以往没有充分机会参与媒体专业运作的普通人。
张羽、赵俊峰认为我国的公民新闻思想的启蒙源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闻活动家。陆定一同志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就提出了“非专业记者”的概念以及胡乔木同志的“人人学会写新闻”和毛泽东同志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观点等。而后的通讯员、自由撰稿人等也具备了一定的公民新闻形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羊城晚报等传媒开始向社会征集“猛料”、开通“报料热线”，并对报料人付以薪酬。此后，开通新闻热线、通过线人有偿征集新闻线索，成为全国都市报、晚报和电视台的流行做法。可以说正式开始提出公民新闻，是从新闻线人现象的繁荣开始的。【70】
互联网出现之后，中国广大普通网民通过网络论坛积极参与网络新闻评论，各大论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反映民意、下情上达的窗口。2003年“木子美性爱日记”使博客走入大众视野，经过两年的发展到2005年的“博客年”，博客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各大网站生长起来，开始在部分新闻事件的传播中显露身手。博客网一个武汉博友“寻找东海岸”发出的“2005年11月26日9时整武汉发生地震，有较强震感”的消息，是最早对九江地震做出有记录文字的反应消息，比各家媒体整整早了至少一刻钟。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湖南网友周曙光自费赶往重庆，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行踪、遇到的人以及人们对钉子户的反应等，然后把这些上传至私人博客向大众传播。他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记者”。【71】
在此次的汶川地震事件当中，公民新闻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巨大潜力。居住在北京、上海、成都的Twitter用户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了震中的地图、晃动的建筑物和因职员们都跑出去避难而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等照片。英文城市博客Shanghaiist网（Shanghaiist.com）在当天一天发表了90条快讯，在互联网快讯中遥遥领先。【72】有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刚才在MSN群里聊天的时候，有人说‘地震’了，我于是马上去看FANFOU首页，果然不出所料，首页几乎全是关于地震的民间消息，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公民记者。”【73】
学界也对汶川地震传播中的公民新闻现象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此次的公民新闻的主要形式有：（1）与专业媒体“合作”：在灾难发生最初期，很多媒体都使用了作为灾难亲历者的非专业人士采集的图片、影像。（2）网络社区以及论坛：社区和论坛起到了灾难报道先行军的作用，在专业媒体进行全方位的地震报道之后依旧追踪报道。（3）博客：此次公民报道中的博客重要性不如以往明显，但一些一线记者和志愿者的博客因描述了在专业媒体上难以看到的灾区和灾民的具体细节而成为人气博客。（4）人际传播：表现积极，很多信息都是口口相传，地震成为人际交流的最重要的话题。【74】杨敦显专门关注了博客，认为博客在灾害信息传递方面填补了传统媒体报道的空白，其发布的个性化信息产生了打动人的力量，还有许多博客通过组织救灾工作、为灾后重建献计献策因而对赈灾发挥了显著作用。【75】沈正赋和江小飞则提出：“中国网民正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独立的媒体力量。”数以亿计的网民作为中国最庞大的草根记者群，使互联网舆情成为社情民意中最活跃的部分，使网民成为政治民主化建设中重要的推动者，因此如何正确引导网民行为从而有效地利用这一强大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6】那么，从议程设置理论来看，网络公民新闻有何特点？汶川地震中的网络公民新闻现象有何特点，又有何不足之处？
二、网络公民新闻的议程设置
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M.E.麦库姆斯和D.L.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题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极其重要性的判断。【77】
议程设置假设的提出，改变了长期以来仅仅关注大众传播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而忽视认知影响的传统，是对有限效果理论的一个修正。30多年来，议程设置理论也不断地经历着众多传播学者们的修正。例如，美国学者兰和兰（1983）曾研究了水门事件期间报纸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建议将议程设置改为议程建构，他们认为一个问题从新闻报道到成为公众议程需要一段时间，并要经历数个步骤。【78】中国学者刘建明（2002）指出，西方传播学对议程设置功能大都肯定到绝对化的程度，他认为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只有和广大公众切身厉害、自主兴趣相吻合，才能转化为公众议程，并将这种转化的必然性称作“议程设置的关联效应”。【79】
议程设置理论是在传统媒介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层出不穷，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web2.0的兴盛，议程设置理论的传统基础被打破，新的媒介环境中的议程设置发生了重大变化。【80】
（1）议题设置主题发生变化：在网络出现之前，议程设置的主体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单方面地为公众设置议题。网络的“分权”使得公众完全可以自我设置议题。
（2）议题设置机制与方式的变化：传统媒介议题设置的机制是“控制”，通过选择和突出某事物及事物的某些方面来影响人们的认知。而在新媒体环境中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的，公众议题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网民与网民之间、网民与媒体之间、媒体与媒体之间的互动过程。
（3）议程设置效果强度的变化：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尽管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效果被弱化，但由公众和媒体共同参与的议程设置效果有增强趋势。公众议题形成的时间缩短，公众态度从隐态转变为显态，并且很容易转化为公众的行动。
（一）公众自我设置诸多议题
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网友纷纷上网通过QQ、MSN等即时通讯和网络论坛、博客等讲述亲身经历，与他人交流信息，还有网友上传了地震的现场照片、视频。在新浪论坛上，一名四川南充网友进行“滚动报道”，即时更新信息，并且收集了各地网友反馈的统计资料和避震的应急要点。他的这一帖子，引来众多网友跟帖回应，点击量迅猛上涨。四川大学学生用手机录下了时长1分50秒的地震视频，在地震10分钟后发在土豆网上，至少收获了180万的点击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地网友持续关注灾情、救灾等情况，据统计，在这次地震中，仅腾讯、新浪、网易、搜狐四家网站共发布博客文章233万篇，点击量23.6亿次，跟帖6132亿条；论坛发布帖文149万条，点击量2.3亿次，跟帖760万条。【81】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个时间和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使之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人们不再迷信权威，传统媒体的权威也开始被解构，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不满和不信任日益增长，越来越不愿意只能被媒介设置的议程牵着鼻子走，迫切渴望争取传播权力，能够自己设置议题；另一方面，移动通讯、数码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公众能够将自己获得的信息便捷地传播出去，这为公众进行自我议程设置提供了技术条件。网络论坛和博客等自主传播空间的迅速发展，使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信息传播不再被大众传播媒体所垄断，传播主体变得个人化、多元化，任意具备传播能力的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的自由传播空间相对自由地设置各种议题。【82】传统的议程设置权力开始由媒介转移到社会公众手中，公众利用网络陈述事实或发表意见，以各种不同的传播形式，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将之称为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83】公民新闻就是作为非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普通公众，将自己获得的信息通过网络等新媒体传播出去以期得到社会关注，可以说是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的主要表现形式。
汶川地震事件中，在地震发生初期，亲历地震的普通公众成为报道先锋，他们作为议题设置的主体，设置的议题以灾情为主。由于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知性，新闻记者无法及时赶赴现场，而事件的亲历者则能够在第一时间采集并传播事件信息。这也使得公民新闻在突发事件领域大放异彩，从印度洋海啸、伦敦地铁爆炸案、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开始，公民新闻在突发事件初期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汶川地震事件当中同样如此，而且随着事件的发展，地震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参与进来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关注焦点设置关乎地震的各种议题。例如“新浪博客”中既有地震亲历者、医护人员和志愿者讲述自己在灾区的经历，也有社会各界人士为灾后重建建言献策，还有博友建立了“领养孤儿”的博客圈，关注地震孤儿问题；在各大论坛上也出现了网友对震区建筑物倒塌的问责、救援物资发放和善款的使用等话题的讨论；更有众多热心网友通过QQ群等途径传播地震科普知识、帮助灾民寻亲……由于互联网的多媒体特征，除了单纯的文字、图片等报道素材，公民新闻还包括视频、音频等多媒体素材，公众自我设置议题的表现方式可谓是多种多样。另外，此次地震波及范围之广、受灾群众之多、影响之大决定了专业媒体不可能在报道中做到面面俱到，而在公民新闻之中，普通公众设置的众多议题可以说是包含了汶川地震的方方面面，网络几乎无限的信息容量和网民的巨大数量，使得公民新闻的议题的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专业媒体，公民新闻对关于地震的消息进行了及时、全面的传播。公众通过公民新闻的报道能够了解到汶川地震的具体情况，缓解了对地震的恐慌情绪，公民新闻对地震的快速反应以及其议题之广对公众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网络议程影响政府议程
公众通过网络发布消息，引发其他网民的关注或讨论，网民轻点鼠标“复制—粘贴”，信息又可以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开来，成为网络公众关注的焦点，最后由网络虚拟世界扩散至现实社会，最终促成社会各界对问题的理解和反思，促成问题的解决。除了与上文类似的为救灾提供建议的议题，网上还有许多求救信息，汶川地震中网络公民新闻的建议、求救等议题从网络议程流向政府议程，在此次的抗震救灾活动的信息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网络舆论的强大影响力也是议题由网络议程流向政府议程的主要原因。在四川省卫生厅官员暴打志愿者一事中，最初也是由网友在QQ群发帖，号召人肉搜索找出打人官员。随后，四川省卫生厅在四川省抗震救灾的情况通报新闻会上出面辟谣，称该传言纯属谣言。事情本该在政府出面后停止，然而部分网友仍不放弃，继续发帖表示要查个水落石出。还没等网友发威，事情在当天深夜急转直下，四川省卫生厅向记者通报：经调查确有此事，而且当晚打人官员已公开写出了“检讨并致歉书”。堂堂政府机关一天之内的转变如此之大，网络舆论的力量不言而喻。2007年以来，网络舆论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网民将网络视为一个重要的表达渠道和参与渠道来关注公共事件，理性的声音成为主导力量，网民们表达意见的方式也更加理性化，网络舆论正朝着一个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84】政府不得不转变观念积极应对网络舆论的发展变化，不敢小觑网络上声势浩大的民意表达。作为2008年最重大的公共事件之一，汶川地震吸引了全国上下的密切关注，互联网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所带来的趋于理性的网络舆论，对现实生活拥有越来越巨大的影响力，这一切促使公民新闻的关乎地震的议题从网络议程迅速流向政府议程，网络民意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议题由网络议程流向政府议程的过程仍然离不开传统媒体议程。在女孩发帖提供空降地点一事中就可以发现传统媒体的影子，而在设立国家哀悼日一事则更能说明媒体议程在议题流动中的桥梁作用。在网络上出现了关于设立国家哀悼日的相关讨论之后，葛剑雄首先以知名学者的身份在《南方都市报》撰文提出，主张仿照外国先例设立国家哀悼日，建议将5月19日定为国家哀悼日，这一建议得到政府迅速采纳并予以执行。网络的海量信息容易分散受众的注意力，传统媒体在信息内容的集中性上要高于网络，再加上在网络没有完全普及的今天，传统媒体的受众要比网络受众多，议题由网络议程进入媒介议程能够更快地获取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因此网络上的各种议题流入公共议程、政府议程，还需要媒介议程的推波助澜。
传统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汇集了从灾情、国家领导人视察、官方救灾、英雄人物、各地支援等常规议题，到哀悼遇难同胞、灾民被救或自救、地震科普知识、地震心灵治疗、灾民寻亲、灾后民生和重建等许多较新的议题。虽然较以往有所突破，过去灾害报道“只见救灾、不见灾情”的套路在汶川地震的媒体传播中有所匡正，但救灾类报道依然占据了半壁江山。【85】地震初期，由于交通不便以及技术设备的限制，专业记者无法及时赶赴现场并发回相关报道，此时地震亲历者对灾情的描述就显得弥足珍贵，灾情议题由网络迅速流动至传统媒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媒体能够全面介入地震报道，但不难看出，在“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主旋律指引下，其议题仍以救灾为主。此时公民新闻中与救灾紧密相连的各种议题更容易进入媒体议程，比如灾民求救寻亲、对救灾的建议，普通网友发掘的英雄人物等。同时，为了实现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传统媒体也会对各种网络谣言进行辟谣、对网络公众的质疑作出回应以稳定民心。而由于传统媒体版面或时段的限制，媒介议程也不可能接收公民新闻的全部议题，特别是由于我国灾难报道传统理念的影响，传统媒体选择了故意“回避”网络公众所关注的关于建筑坍塌的问责、善款使用的不透明等负面消息方面的众多议题。
汶川地震中的网络公民新闻展示了普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关心，其议题因为关乎公共利益迅速由网络议程流向政府议程，网络民意从而影响了政府决策，但是由于传统媒体更好的内容集中性和更广的受众面，这一议程流动过程依旧需要传统媒体议程的连接。
三、不足与启示
虽然在这次地震中及时的全方位公民报道很好地沟通了灾区与外界，也起到了形成良好舆论氛围、安稳民心的积极作用，其传播的一些重要信息甚至直接有力地促进了抗震救灾工作，而且公民新闻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快速进入政府议程，使得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网络民意，网络舆论因而对现实生活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议程设置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虽然在汶川地震事件中，公民新闻将部分重要议题推入公众的视野、进入政府议程，使相关问题得到反思或解决，但仍旧有许多议题未能引起社会关注。一是由于网络的海量信息减弱了议程设置功能。面对互联网上鱼龙混杂的海量信息，公众不仅容易分散注意力，还很难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即使某一议题引起了部分关注，但其他议题或者新议题的出现也可能会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与公民新闻中的众多议题相比，真正形成网络议程进而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议题的数量还是较少的。二是公民新闻报道普遍不够深入持续。尤其在地震发生初期，这个阶段的公民新闻报道都比较简单，许多网民对地震的描述只有简短的几句话，甚至只是“地震啦”几个字。毕竟普通网友不是专业记者，只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描述地震，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对地震的报道不如专业记者深入、详细。随着时间的推移，汶川地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每个人的关注角度不尽相同。某个网民受到他人影响可能会中断自己的报道或改变报道角度，某一议题无法持续下去，当然也就无法受到关注。总体看来，我国的公民新闻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依旧层次不高，限制了公民新闻中议程设置功能的充分发挥。
（2）容易造成网络谣言、网络暴力。汶川地震期间网络上出现了许多各地将发生地震的谣言甚至一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或伴有离奇传说的地震传闻，这是由于网络传播的双向性使得传播权力泛化，任何人都拥有传播的权力。在网络空间信息的发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使得大众分享了“把关人”的权利，传统的“把关人”角色被弱化，因此极易造成议题的失真从而传播虚假信息。网民在寻求心理满足、无意或有意进行炒作等心态作用下，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网络信息发布的随意性所带来的相对轻率或不负责任的传播行为，是突发事件新闻传播中网络媒体传播所呈现的一个特点。【86】另外，网民对话语权的滥用也极易形成网络暴力，某些网友通过非理性的言论在虚拟空间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审判，甚至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和追杀。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特征，部分网民不再顾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对当事人进行辱骂。
网民作为网络公民新闻的行为主体，决定着公民新闻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高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迫在眉睫。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87】在交互性的网络传播中，网民一方面作为受众，应该学会批判性地解读网络信息，提高对网络信息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筛选能力，有能力辨别虚假信息；另一方面作为传播者，时刻牢记社会责任客观公正地传播新闻信息，对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言论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能够有所预料。只有公众的媒介素养得到提高，公民新闻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充分发挥其议程设置功能，更多的议题流入公众议程、政府议程得到反思或解决，促进社会发展。
除了对公民新闻生产主体的素质的担忧，还有人对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公民参与或主导新闻报道提出质疑，认为这违背了新闻界的“客观性原则”；特别是公民新闻所呈现的个性化表达，个人色彩浓厚，主观判断处处可见，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88】可以说，自诞生之日起，对公民新闻的各种质疑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也不能够因此就全面否定公民新闻，况且公民新闻已经开始积极面对自身的先天不足之处。韩国公民网采取实名制，要求所有“民记”在登记时一律提供个人真实身份的证件复印件，强调作者必须遵守有关国家的法律法规，禁止造谣诽谤等犯罪行为。维基新闻网则采纳了已经形成的“博客道德规范”，其中包括真诚公正、最低伤害和承担责任三项原则。规定严谨剽窃、注明出处、准确展示、避免误导等，强调事实与意见分开，将信息与广告明确分开。【89】公民新闻的进步不仅需要其生产主体素质的提高，还需要外在的一套发布与惩罚机制的约束。公民新闻网和维基新闻网作为较高层次的公民新闻，它们向我们揭示了公民新闻的未来，即向无限逼近专业新闻的方向发展。如果公民记者取得与专业记者同等的地位，公民新闻完全按照专业媒体的机制来运行，那么最高层次的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的区别又何在呢？二者的无限类似是否意味着公民新闻会最终走向消亡？低层次的公民新闻因无法解决新闻的准确性、公正性、新闻伦理等诸多问题而饱受争议，高层次的公民新闻又会与专业新闻无限类似，公民新闻究竟路在何方？
注释：
【1】 [美]詹宁斯·布赖恩特（Jennings Bryant）、苏姗·汤普森（Susan Thompson）著：《传媒效果概论》，陆剑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2】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3】赵路平：《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论文，2007年。
【4】王志安：《汶川地震中媒体、政府和公众的多重角色博弈》，《青年记者》2008年第6期。
【5】杨咏、杨振荣：《面对灾难，中国树立了一个危机传播的典范》，《新闻战线》2008年第8期。
【6】闵大洪：《汶川大地震中的中国媒体》（2008年5月24日），引自：精英博客，http：//blog.voc.com.cn/sp1/mindahong/170143472634.shtml
【7】引自马杰伟：《四川地震与媒介事件》，《明报》2008年5月19日。
【8】蔡志强：《媒介在危机治理中的功能——以汶川大地震中的媒介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
【9】明安香：《中国媒体如何提高国际影响力》（2008年7月9日），引自：传媒领袖网，http：//www.medialeader.com.cn/leader/200807/20080709105818＿19643.html
【10】王志安：《汶川地震中媒体、政府和公众的多重角色博弈》，《青年记者》2008年第6期。
【11】杨咏、杨振荣：《面对灾难，中国树立了一个危机传播的典范》，《新闻战线》2008年第8期。
【12】杨咏、杨振荣：《面对灾难，中国树立了一个危机传播的典范》，《新闻战线》2008年第8期。
【13】张莉明：《危机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受众的责任》，《青年记者》2008年第8期。
【14】蔡志强：《媒介在危机治理中的功能——以汶川大地震的媒介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
【15】毕诗成：《拿什么抚慰遭舆论冷落的其他灾区》，《燕赵都市报》2008年5月30日。
【16】方雪琴：《信息公开与媒体理性——试论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策略》，《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
【17】赵路平：《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论文，2007年。
【18】李良荣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19】张军芳：《新闻专业主义是如何可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5期。
【20】李子坚：《纽约时报的风格》，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21】李良荣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22】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5期。
【23】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中国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24】侯迎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当代传播》2003年第4期。
【25】李金铨：《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度》，《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期。
【26】张立勇：《“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业的参考价值》，《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6期。
【2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8】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29】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30】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31】李良荣等著：《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32】参见李良荣等著：《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33】陈力丹：《内化传媒人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规范》（2005年11月28日），引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477
【34】李柯勇：《采访手记：在灾难中经受洗礼》（2008年5月28日），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8‐05/28/content＿8267407.htm
【35】丹尼斯·麦奎尔著：《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36】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30-131页。
【37】陈力丹、王冠：《汶川地震报道特点和及对传媒未来的影响》，《当代传播》2008年第4期。
【38】陈力丹、于庆浩：《汶川地震报道践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今传媒》2008年第7期。
【39】参见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40】李霞霞：《灾难事件新闻传播中的政治控制与新闻专业主义》，《青年记者》2007年第14期。
【41】王中伟：《在新闻价值与人本价值之间——以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为例》（2008年5月31日），引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708
【42】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中国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43】 《各地无良记者提问集锦》（2008年5月19日），引自：天涯社区，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help/1/143619.shtml
【44】沈正赋：《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新闻大学》2002年夏季刊。
【45】王雄：《作为“人”的记者：灾难情境中的新闻伦理学》，《视听界》2008年第4期。
【46】菲利普·帕特森等著，李青藜译：《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47】刘有才：《大地震报道的心理学检讨》，《青年记者》2008年7月上。
【48】孙卫华：《地震灾害图片的伦理思考——以5·12汶川地震中的新闻图片为例》，引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697
【49】刘柠：《日本阪神大地震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引自：南都网，http：//epaper.nddaily.com/F/html/2008‐05/25/content＿475873.htm
【50】陈力丹：《我们需要人们对生，对生的美好追求》，引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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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李良荣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53】威尔伯·施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54】周海燕：《何为自由而负责任？——震灾报道中非职业伦理行为述评》，《视听界》2008年第4期。
【55】丁柏铨：《中国新闻研究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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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蔡文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58】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著：《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蔡文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59】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著：《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蔡文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60】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61】肖伟：《新闻报道如何避免侵扰悲痛》，《新闻记者》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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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陈昌凤、王雪冬：《灾难报道请恪守“最小伤害”原则》，《青年记者》2008年6月下。
【65】商娜红：《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252页。
【66】郎劲松等：《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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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余建清：《公民新闻：新技术条件下的草根写作》，《东南传播》2008年第2期。
【72】 《“市民记者”实时传灾情灾难中表现踊跃》（2008年5月15日），《朝鲜日报》，转引自：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5/chosun080515a.shtml
【73】 《中国四川发生地震全国各地网民纷纷利用miniblog进行实时报道》，引自：周曙光的个人新闻台，http：//www.zuola.com/m/？p=1038&more=1
【74】林媛媛：《灾难报道中的公民报道》，《青年记者》200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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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刘建明：《对“议程设置”论的修正——关于传播学未来走向的个案研究》，《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80】曹茹：《新媒介环境中议程设置的变化及其实质》，《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8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致辞》（2008年5月20日），引自：新浪网，http：//tech.sina.com.cn/i/2008‐05‐20/14222206107.shtml
【82】乔娇娇：《网络传播中的“自由议程设置”》，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83】邹伟、郑达威：《从“甘德怀事件”看网络时代的公众自我议程设置》，《今传媒》2005年第2期。
【84】李卓钧、朱智红：《从2007年网络公共事件看网络舆论的新变化》，《东南传播》2008年第7期。
【85】曾响：《论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的议程设置》，《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7期。
【86】周小雍：《从汶川地震看突发事件议程设置特点》，《新闻知识》2008年第6期。
【87】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88】赵俊峰：《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新闻现象初探》，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89】范东升：《网络传媒新天地》，《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