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朱砂痣与红眼病
“红袖添香”，历来是中国传统文人心间的一颗朱砂痣。“痣”这个字是一个加了病字旁的“志”，有所志向而终为所病者，结成一颗“痣”。这颗痣是铭于心间的一种理想化宿愿，实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心病。“红袖添香”，一种斯斯文文的艳遇，一种大大方方的炫耀，是多少文人笔下的绚烂却又低调的联想，是多少书生杯酒间的诗梦与行囊中的寄托。
与之相比，“妻妾成群”的想法似乎庸俗了一些，但也更通俗了一些。在古典小说或者戏曲中，男人们一旦有了财富之后，尾随其后的“环肥燕瘦”总是成群结队，似乎财富是达成“妻妾成群”的最直接因素，而无需更多的文化想象。但如果有一个男人，将“红袖添香”与“妻妾成群”完美结合，势必把普天下男人心间的那颗朱砂痣统统都揉碎了，碎沫渗进了眼珠子里，是彻彻底底的“眼红”了罢。
这个男人，他曾有两妻两妾，“红袖添香夜读书”是伴随终生的生活方式，而且书读得很精，藏书也很丰富，自己还刻书印书。他的闲适生活，甚至有不知天地岁月般的逍遥，他的妻妾们用笔墨为他书写着这样的人生，并为之留下精彩的纪念。他的生活方式或许根本就不具备普及性，但确实具有典型性，因为他将天下读书的男人和不读书的男人之向往融于一身，他叫刘世珩，清季著名外交家刘瑞芬的第五子。
一、1894—1900：梦凤楼中双红袖
光绪十五年（1889），刘世珩随其父迁居江宁（今南京），居南城门西三铺两桥卢氏宅之三唐琴榭。不久，已任广东巡抚的刘父为儿子操办了一桩婚事，他选择与同僚缔结姻亲，聘江宁县广东盐课大使傅讳鑫公之女傅氏为媳。这就是刘世珩的元配夫人傅春媺。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就此成为夫妻，傅春媺的名字是刘世珩取的，她原来的乳名叫“小凤”。
媺，读音为“美”，古义仍然是美好的意思。“媺人”比美人更进了一步，不但也不仅仅指姿容美好的女子，还概借指有才德的人。或许，刘世珩将这忽忽飞来的“小凤”作为内心最美好的一份宿缘来对待，十六七岁的两个少年就此开始了比美好一词更富完美色彩的这桩姻缘。
可惜的是，太过完美的期望往往归于失望，太过完美的人物往往终于早逝。傅春媺在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二十七日子时，在那一声声渐次阑珊的花炮余响中，在那一个江南庭院中黯寂无声的正月深夜中，没有等到春日的明媚，没有待到夫君的弱冠礼毕，溘然逝去。没有缘由的早逝，刘世珩的心碎甚至没有来得及付诸笔墨，只是在族人的记载中给“傅春媺”这个名字留下一个永久的位置和一行简短的文字。
《贵池南山刘氏宗谱》：刘世珩聘江宁县广东盐课大使傅讳鑫公之女傅氏（凤），同治甲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卯时生，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子时卒。
刘世珩一家自安徽贵池迁至南京江宁时，曾寄居在城南卢宅，他把这所要经过三铺两桥的暂时寓所称之为“五松七竹九蒲之斋”。或许，这些居所周围主要植物的数目，这些草木或是少年夫妻当年的指盟证物，或是此时少年鳏夫的精确记忆所在。无论如何，过往诸种皆是那一段“即草木皆有情”的见证；这一年，刘世珩考中举人，这一年，刘世珩将自己的住所称为“梦凤楼”，自称“梦凤楼主”或“梦凤”。
1900年，七月七日，七夕。刘世珩又在楼中秉笔直书，似乎又在完成一件重要的文稿，总是些兴国安邦的良策罢。在书卷的末行，他题写下一段文字：光绪二十有六年太岁在庚子，双星渡河日，梦凤楼主贵池刘世珩，识于江宁城南三铺两桥寄庐，五松七竹九蒲之斋。
他搁笔之际，身旁傍出一个如玉的女子来，奉上香茗。女子竟然和傅春媺十分相似、九分神似，又似是而非。难道真有七夕相会的神话，或者天外飞仙的故事。刘世珩接过香茗，未及啜口，即关切地说，春姗，你也累了，早些歇息罢。春媺？春姗？春媺、春姗，原是同一家的姐妹。
原来，这对形影相照的女子，皆是傅家女儿。傅春媺的妹妹，乳名小红，后来也嫁给了刘世珩，更名为傅春姗。可能是因为太过奇巧的缘故，刘世珩也暗自惊喜着这天外飞仙式的姻缘，他还为傅春姗取了一个私号，“淑仙”。
这一天，刘世珩提笔写卷时，她也正在忙活着一件笔墨物件。她将薄薄的邮纸静静地衬贴在一册泛黄的古籍页面上，用拈作一绺的极细的毫笔尖，顺着透现出来线条轮廓轻描凝钩，似乎是要将原本的版画一丝不差地摹仿过来。这一会儿，她正在描摹着一幅古代的仕女肖像。刘世珩在旁静静地看着她，仿佛眼前的这位女子与她笔下摹画出来的肖像都如梦境一般美好无瑕，令人难以置信。
刘世珩悄悄地蹑步离去，刚走了两步，又悄悄地折返回来。他从袖中掏出一件小小的物品，轻轻搁在了春姗的书桌一侧。那是一枚小小的朱文印章，上面铭着四个小篆：暖红室主。
二、1900—1908：玉人生香暖红室
1908年，暖红室主人傅春姗依旧在描摹着那些古籍中的精美版画，夫君的藏书日渐古盈，她的画稿也寸积尺累，多出许多。
时年三十三岁的刘世珩，由于勤奋聪慧、应时而动，很受朝廷的赏识，已经担任直隶财政监理，离开南京，到京城当差去了。他这一次的升迁，得益于他的一个国富梦想——金本位的帝国货币体系。
他设想，以银1两为单数本位起级，其上再分为5两、10两、20两3种金币，下为5钱、2钱、1钱3种银币和5厘、2厘、1厘3种铜币。自厘至钱至两，皆为10进。此举将一改克服以前生银称量和铜钱侵冒本位等旧习。实行办法：先统一国币铸造之局，再统一各地流通之银行金库。在此基础之上，他还希望推行纸币，并已得到朝廷批准，在京师设立币钞印制厂，在湖北设立专供印钞纸张的造纸厂。这一切，他皆奔忙其中，并全力以赴。
在北京临时的寓所中，在西堂子胡同中，他为傅春姗构筑了一所爱巢，名作“宜春堂”。她遵从夫君，款款而来，恬恬而居，随身依旧携带着那枚镌着“暖红室主”的印信，好像她仍然住在过往的那间老宅里。无论身在何地，夫君给她居室取的第一个名字“暖红室”，始终是她最钟意，也是最执著的所向所在。
这一年，她继续在那些有精美版画的古籍中找寻慰藉，那些夫君的宠物也成为她的最爱。她甚至模仿着夫君做学问时的口吻，谈论这些古籍和版画，俨然已是一副版本学家的模样。她在那一年的一个冬日里，摹绘完四十一幅《牡丹亭还魂记》传奇中的版画时写道：右十行本图四十、冰丝馆改本图一都四十一图。盖冰本刻图皆橅此本而去款字，世皆以为冰丝馆所重画者。梦凤楼主今刻四梦，其图皆橅臧晋叔原本，以归一律。余又重橅此图，弁之卷首，可以知冰本之图所由来。益以见余二人之好事矣。戊申仲冬既望，暖红室主人淑仙刘傅春姗并识。
原来，刘世珩除了雅好藏书、读书之外，更喜刻书。凡收藏一种珍贵的古籍，就希望照着它的原样重新刻版，再印出一套全新的、便于广为传播和研究的“准原本”来。早在八年前（1900年），刘世珩意外的得到一册《董解元西厢记》，他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西厢记》原本，后来看到并熟知的“金圣叹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已经是删改得一塌糊涂的通行本了。他是一个肯钻研、爱探究的人，于是把手头收藏的各类《西厢记》版本统统考证了一遍，写成一篇考证文章。
他在考证查阅各种版本时，一套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由湖州刻书家闵齐伋主持刊印的彩色套印本《西厢记》，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妻子傅春姗也连连说好。顾玄纬著《会真记杂录》附有一幅崔莺莺的宋人画像，还有“河中普救寺西厢图”，妻子也每每流连，说以往只知道西厢故事，未睹其人真容也不知道具体地理位置，看这两幅图一目了然。为此，傅春姗将这些古籍中的珍贵版画一一描摹了副本，留作自我欣赏的同时，也颇得夫君刘世珩的赞赏。从这一部《董解元西厢记》开始，将古籍的原文、他的考证和夫人的摹本版画一起制版刷印，成为刘世珩除却官差之外的一份兼差，他乐此不疲，也颇有成就感。他甚至力图以这种方法和印制模式，出一套规模庞大的、格调高雅的、版本珍稀的、校勘水平极高的、足以为后人称颂的古代戏剧戏曲丛刊，他将其命名为“暖红室汇刻传剧”。
三、1912年之前：忽雷双奏宜春堂
1909年，刘世珩仕途顺利，已经任职度支部左参议。这一年他接到友人的一封重要来信，时任江楚编译官局总纂缪荃孙寄到京师的《小忽雷传奇》抄本。虽然也是刘世珩感兴趣的古典戏剧剧本之一种，但剧本中透露出的一个历史信息，更令他心驰神往。
原来，这个剧本是大名鼎鼎的《桃花扇传奇》作者孔尚任与友人合作的一个作品，剧本内容讲的是孔尚任如何传奇般地得到唐代名琴“小忽雷”以及他想象中的关于这把琴在唐代的种种经历。
通过剧本以及多方考证，刘世珩了解到，所谓“忽雷”，是唐代宫廷乐器中的一种胡琴，体似琵琶、两弦弹奏。除却“小忽雷”之外，尚有“大忽雷”。自唐代制作出来，历来皆为一对儿，孔尚任后来也收藏到了那把“大忽雷”，并且也为之创作过“大忽雷杂剧”。
这双忽雷琴，系晚唐德宗时，由江淮转运使晋国公韩滉（723—787）精心制作进献给宫廷的。唐文宗时，它被列为宫闱禁物，郑重宝藏。
据说清代画家桂馥（1736—1805）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把宝琴，并为之专门撰写了《小忽雷记》一文，文中描述了小忽雷的形状，说琴之首为龙头状，胸部为凤凰形，腹部以鳄鱼皮蒙成；琴柱上有双弦，从龙口中吐出，由颌下一龙珠将两弦分开。其上有篆书“臣滉手制恭献建中辛酉春正书”的嵌银字项。刘世珩查阅的各种相关资料越多，对“小忽雷”和“大忽雷”的向往则愈发的痴迷起来，仿佛睡梦中都依偎怀抱着这稀世奇珍。
这一年，傅春姗又为夫君描摹了十幅《红拂记》中的明代版画，在落有年款的那幅图上，精细的描绘着柳枝、小径、筑于河边的楼阁和楼阁中的静坐案前、若有所思的女子。版画的配文是一段小生的唱词，曲牌为“不是路”的曲词曰：金勒丝缰，柳外垂缰指短墙。停骖望，依然流水绕村庄。小生唱完曲词后的自言自语是，此间是了，不免扣门则个，开门开门。也许，当年傅春姗在暖红室中、宜春堂里也是这样静候怅望，切盼着夫君扣门的声响罢。
1910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刘世珩的苦心搜求之下，“小忽雷”终于率先浮出水面。1910年春，刘氏听到原籍江苏太仓的陆应庵说，华阳（陕西商县）有个卓文端住在京都，家藏小忽雷和两本乐谱。联想到康熙辛未（1691），孔尚任也是在北京街市上购得小忽雷，这一次三百年后的再度现身，刘氏当然不会放过天赐机缘。
费尽心力、财力之后，刘氏终得遗珍的故事，在毫无悬念中继续展开。在两把唐代宝贝皆纳入囊中的同时，“味经书屋”校抄的《小忽雷传奇》和《大忽雷杂剧》也随之为刘世珩所笑纳。
这一年，刘世珩在暖红室中，与傅春姗把玩奇珍，“大小忽雷”亦成为众多玩物之一种。《小忽雷传奇》和《大忽雷杂剧》因为同样的珍罕，也将纳入“暖红室汇刻剧曲”丛书之中。只不过由于没有现成的版画可以描摹，刘世珩将另请刻版高手重新创作版画。而妻子也没有闲着，二十幅明代《西厢记》的版画又描摹完工，也令夫君欣悦不已。
那一年，傅春姗按照夫君收藏的明代凌濛初评本《西厢记》中的二十幅珍贵版画，精心描摹，逼真传神。刘世珩即刻请来版刻高手新安人黄一彬按照夫人的画作刻制上版，并在版画的最后一幅右上角郑重的铭刻下两行小字：宣统庚戌四月江宁傅春姗橅明凌初成即空观本，新安黄一彬手刻原图。
与搜求奇珍同步进行的，仍然是刘世珩在仕途中奋发有为。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玩物丧志的人，即使他可以花费相当大的精力与财力去搜古觅奇，但这并不妨碍他尽心职守，全力为政。也许恰恰是那些宜春堂中的珍罕古物，让他倍加珍惜眼前的闲适岁月，头上的顶戴、项上的朝珠即是这些古物的护身符，“今朝若不努力，明朝人去楼空”是所有古物今人的规律。帝国的诸多危情困局，他是看在眼中，急在心上的。
1910年春天，刘氏继续着他的金本位帝国理想，他决定说服朝廷，从官僚体制上加以改良，以适应未来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之运作。他拟具长篇说帖，上书度支部，详细阐述删减财政例案、改良收支制度的建议。说帖详细列举应该删减、改革的各种则例、积习，尤其对以往奏销制度下各类名不副实的款目、收支拨解的习惯以及会计簿记制度等痛切指陈，以祛除妨碍预算的制度性、习惯性障碍作为改革方案，既有利弊剖析，又提供改良的具体方案。
该说帖得到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激赏，清理财政处立即将这份条陈择要摘录，令各省清理财政局参照执行。度支部在致各省督抚的咨文中称：“盖我国尚未有金库制度，财政出纳之机关分歧复杂，既不统一，又不分明，加以苛则繁碎，款项纠纷种种情形，诚与预算、决算前途均多窒碍。现值试办预算，各省自应速订收支章程，相辅而行，使预算方有着手之处。”
当然，虽然说人可以创造历史，但历史往往不为个人的意志所转移，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刘世珩。这份说帖还没有完全变作官方文件，还没有来得及直接作用于次年清政府财政案之际，辛亥革命旋即爆发。历史或许不再需要改良主义者，这时舞台中央的占据者头上只插着一个标签——革命。
四、1912—1919：妻妾同作无情游
1912年，民国元年。
宜春堂中一片狼藉，残篇破纸随处散漫。除了一队荷枪实弹的“革命军”之外，尾随其后的古董商、书贩子、帮闲甚至于原来府上的一些仆佣皆纷至沓来，以为终有几片洋银、一轴古画、几册旧书的收获。奇怪的是，他们竟一无所获。
后来有人回忆说，“革命”那一年，除了见到傅春姗进出走动过之外，根本没有见到过刘世珩。也有人说，当时刘氏尚在湖北督造纸钞，根本就没有回过京城。还有人说，当年革命军在湖北炮轰纸钞厂，耽怕是早把刘先生给灰飞烟灭了。有一种说法，则更为怪异。说是傅春姗因为心神不宁，去请了一个道士来宜春堂上看风水、祈平安。有人说曾亲眼看见傅春姗给那个道士及其徒儿们大批赏赐，大包小包地运出了堂外，扬长而去。
传闻中的那个道士，已在上海偏远的郊区购置了十几亩地，筑建了自己的居所。这里有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小河浜，因当年周围居民以编织草鞋为业，上海人管这里叫“草鞋浜”。道士并不孤单，傅春姗随之而至，相伴左右。这一年，她依旧描摹着夫君藏书中的精美版画；这一年秋天，她正精心描摹明代徐渭的《四声猿》杂剧原刻本中的八幅版画。
第一幅版画，是“狂鼓史渔阳三弄”剧本中的一个场景，讲述的是忠臣冒死痛骂奸臣的传统故事。故事出场的第一个角色，不是人而是鬼，准确地说是一个“鬼官”，是帮助阎罗王判案的一名“判官”，自称别号为“火珠道人”。他出场的开场白是，“昝！这里算子忒明白，善恶到头来撒不得赖。就好那少债的会躲也躲不得几多时，却从来没有不还的债！”
鬼官开场白旁边就配着一幅傅春姗描摹的版画，版画中人间的长官向这位鬼官点头哈腰，甚是尊敬，跟随的一大帮鬼卒手捧各式美食，陪侍其间。在版画左下角翻涌的云朵纹样一侧，写着“小红景图”的字样。“小红”就是傅春姗的乳名，“景图”就是用薄纸影摹的意思。
而在“雌木兰替父从征”剧本中的配图中，傅春姗留下了更为明确的纪年与题记：“宣统壬子秋江宁傅春姗橅图”。插图一旁，剧本中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有一套唱词，傅春姗在这一年常常轻声吟唱：休女身摒、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
这一套唱词是北曲中的牌子，叫“点绛唇”。傅春姗这一套唱词唱罢，屋外的道士往往也要随之附合上一曲“点绛唇”，苍凉雄浑的北腔往往隔着那条小河浜的对岸都能听得到。
道士的唱词仍然出自“小红景图”一旁的配文，那是出自“狂鼓史渔阳三弄”剧本中的唱词：俺本是避乱辞家，遨游许下、登楼罢，回首天涯，不想道乍相逢，就惹出顿闲相骂。
1914年，上海草鞋浜的道士居所内，已经张挂起“楚园”的匾牌。园内又新建了一所阁楼，叫“双忽雷阁”；而道士的名号也公开了出来，他叫“枕雷道人”、“沉雷道士”。他就是刘世珩。
原来，辛亥革命之后，刘世珩早已携财产家眷奔赴上海，在草鞋浜购地置房，聊以避世自娱。随他而来的，除了夫人傅春姗之外，当然还有那“大小忽雷”和点检无遗的万卷珍籍。他不愿赴民国政府谋职，也不愿剪辫子、换年号，就此做个顺民；而以前清遗老自居，索性将发辫盘卷头上，簪冠装服，俨然一副道士模样。
他之所以称之为“枕雷道人”、“沉雷道士”，一方面是称时应景，符合现在的这一番扮相；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对“大小忽雷”的珍爱之至，可谓朝夕不离左右。当然，知情者更知其另一内幕，那就是他新纳的两名小妾。
两名小妾童嬛、柳燕，不但聪慧灵俐，而且擅通音律、能奏琴吹箫，还粗通文墨、能料理文档。在刘世珩喜得“大小忽雷”之后不久，又不愿宝琴空置，希望能物色到可以弹奏宝琴、且粗知曲文的可人女子为妾，常侍左右。童嬛、柳燕一入“楚园”，便被刘世珩径直呼作“大雷”、“小雷”，友人间有“人琴俱枕双美全”之誉。
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13年，六十九岁的吴昌硕更为刘世珩的这段佳话，治印“双忽雷阁内史书记童嬛柳燕掌记印信”，款曰：葱石参议，辟世海上，自号枕雷道士。盖于京师得唐时大小忽雷，名其阁曰双忽雷。二姬即以大雷、小雷呼之。焚香洗研，检点经籍，有水绘园双画史风。为作此印，亦玉台一段墨缘也。癸丑暮春之初，安吉吴昌硕记。
这一年，“暖红室汇刻剧曲”丛书的刊刻仍然没有中止，反而增加一个分类，即“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丛书。刘世珩的想法是，除了要搜罗刊印各类珍罕的古代戏剧全本之外，还要对一些简短的、篇幅不太长的戏剧作品订立曲谱，使之不但能够在案头阅读欣赏，还能够在舞台上下浅呤低唱。他邀约曲学大家吴梅、订谱名家刘富梁等专为他这个想法提供专业顾问与实际编撰，“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的编写过程中，两个小妾自然常伴左右。
于是，在署有“梦凤楼、暖红室校订”的剧本丛书之外，又多出一种新署为“沉雷道士鉴定，大雷童嬛、小雷柳燕待拍”的曲谱丛书来。从“大忽雷杂剧”开始，“通天台杂剧”、“临春阁杂剧”等，目前能见到的三种曲谱，皆是枕雷道士和两个小妾厮守的存照罢。
这一年秋，傅春姗描摹完毕了明代《疗妒羹》传奇剧本的十四幅版画。奇怪的是，这项工作似乎并没有按照夫君的旨意进行，因为作为“暖红室汇刻剧曲”第二十一种这个剧本，原本并没有排在这一年的出版计划之中。事实上，在刘世珩生前，这个《疗妒羹》传奇剧本也并没有能印制出版。那么，傅氏为什么会对这个剧本情有独钟呢？
《疗妒羹》传奇剧本，以多情才女“小青”的悲惨经历为原型，主要描写了旧式家庭中妻妾争宠、相互猜忌又相互伤害的传统故事，剧本以“小青”的早逝结束，为这一场妻妾相争的闹剧划上了一个于妾而言是悲剧、于妻而言是喜剧的句号。《疗妒羹》的结局无论是痛惜小青的悲剧，还是旁观妻妾争宠的喜剧，都无法挣脱一个旧式家庭的传统情结，即男人宠妾而薄妻。与“小青”一样同具才情、同具聪慧且一直以来深受夫君宠爱的傅春姗于此又作何感想呢？
她没有更多诉诸文字的抒写，只是一如既往，在最后一幅描摹完稿的版画一侧题写下纪年与名款：甲寅九月暖红室主江宁傅春姗橅原图。而这最后完稿的图画，画面上却是一番闹腾不宁的景象——一名持剑男子在堂上正对着一个妇人吵嚷，妇人呼天抢地，似乎是在哀求着什么，旁边一群人作看客模样，喜怒随意。实际上这是《疗妒羹》的最后一出戏中的内容，发生在爱妾小青死后。男主角为了教育好妒泼悍而一直没有生育的妻子，在让其一起出席一位友人喜得贵子的满月宴会。原来，友人的妻子秉性贤良，在不孕之际主动帮男方纳妾，结果妻贤夫福，妻妾同时育子。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妒妇悔悟，表示痛改前非，也允许男主角纳妾。画面上的场景，就正是男主角怒不可遏，现场为妒妇说法的情形。
这一年冬，傅春姗又为夫君描摹了明代《紫钗记》传奇剧本中的三十五幅版画，在全剧最后一出戏的插图中，她的题款为：宣统甲寅冬，刘傅春姗影橅臧晋叔本原图，于上海楚园。画面上官员模样的夫君与妻子一同跪伏于堂中，展开的香案边有钦差正在宣读圣旨，一家人夫贵妻贤的场景复又跃然纸上。
五、1919—1926：暖红一辑再无香
1919年11月某日，上海楚园中高朋纷至，笙歌鼎沸。
这一天，童嬛、柳燕依旧盈盈侍立于枕雷阁中，客人们有需要翻阅图书、把玩古物的皆随她们张罗。笛韵茶香、墨漆纸白间，两位侍妾穿梭于刘世珩与各位宾朋之中。忽而刘世珩起身拱手，示意有话要讲。
他拿出案上的一函书，示意大家观赏。在座的有况周颐、吴昌硕、林纾、吴观岱等书画名宿，打开函套，翻开首本书册扉页时，都凝视不语。半晌才啧啧发出赞叹来，扉页上有一手清秀的隶体字，“董解元弦索西厢记，暖红主人傅春姗署检”，显然这个“名家”题笺还是颇令这些书画名宿们有点始料未及。
无论如何，这套历经近二十年工夫的《暖红室汇刻传剧》丛书从这一册《董解元西厢记》开始，到1919年正式汇辑为丛书统一印制出版时，前后共有六函三十二册，正三十种，附录十四种，附刻六种，共五十种，别行一种。如此庞巨的规模，让刘世珩在序言中不无自豪地宣称：我朝论传奇杂剧之有汇刻，当以余为五丁之首凿蚕丛。梦凤楼、暖红室之名，其或可不蔽于天壤间也乎。
实际上，刘序中的“我朝”此时早已覆亡了八年之久，而一直以来他仍以“宣统”为号的纪年持续至今，《暖红室汇刻剧曲》丛书中看不到任何一处“民国”字样，即使在傅春姗摹绘的版画题款中，也只有光绪、宣统或者甲子纪年的方式。这个“我朝”或许还不能完全的认定为“大清帝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刘世珩的帝国、刘世珩的家国正以一个人的力量维系着，妻妾盈门、奇宝满库的这所庭院楼阁中，他一个人的帝国在一个人的纪年中恍恍存续着。
在这一个人的帝国中，珍罕的古籍随处可见可观、可闻可用。周代的青铜、汉代的明灯、宋代的纸墨、明代的图画，不但有原汁原味地深锁秘藏，还有主人为之翻刻、翻拓、翻造、翻版的各种新生“古物”荟萃一堂。美艳的红颜也为他的古物厮守，有经典的沧桑，也有华艳的新篇。
即便是唐代的霓裳，在刘世珩一个人的帝国中，也是可以再得耳福的。曾经秘不示人、更难得弹奏一曲的“大小忽雷”在刘氏授意、妻子傅氏主持、两妾大小雷监办的同心协力下，仿制成功。红木琴身，龙头曲项，梨形音箱，蒙以蟒皮，皮边缘镶牙一道的忽雷琴几乎在欢宴之际，均可雅奏。到会的友朋聆此天籁，每每有今夕何夕之感，不复天上人间之慨。那些仍然坚持用“宣统”纪元的旧友们，听到这富丽苍劲的“唐音”，甚至还禁不住老泪纵横，溘然涕下。
1923年7月2日，前清县令级别的遗老吴鸣麒回忆起当年在楚园亲聆“唐音”时的感触，挥泪写下一首诗来。诗云：
杂剧洋洋集大观，四弦挑拢玉葱寒。童嬛柳燕归何处，一枕双雷泪未干。
吴老在“泪未干”一句之后特意加了注解：嬛、燕两内史名，先后逝去。原来在吴老泪涟涟地写下忆旧诗篇之际，刘世珩的两名爱妾已先行逝去了，恐怕“大小雷”先后的逝去，也让“大小忽雷”从此不再鸣奏。唐音也罢、天籁也罢，原琴也罢、仿琴也罢，双忽雷阁上、枕雷阁中恐怕只有刘世珩一人尚能哼唱一曲《小忽雷传奇》中的小曲儿了罢。
看忽雷无端悲又喜，游戏浮生世，都悲白发生，谁把乌纱弃？听那景阳钟儿，还要早些起！
刘世珩也许就哼着这样的一支小曲，睹琴思人，观物念旧。一大堆自刻自印、自掏银钱发自家感慨的剧本就搁在案头，随意拈出一支两支来唱念一番也足可消遣。只是忽而想有个笛儿、箫儿的伴一伴声儿，随口喊一声“大雷”、“小雷”，皆无人应答，怅惘亦是难免的。暖红室主人近来也不怎么摹绘了，说是眼神不太好，有些力不从心了。
刘世珩一声叹息，不看剧本，又去看他的那些宋本《孔子家语》、《杜陵诗史》去了；不听大小忽雷，自顾自又去翻看那些周鼎汉碑的金石拓片了。1926年，刘世珩至杭州为其父修佛事，归后咳血未止，旋即病逝，时年五十二岁。
而暖红室主人的下落则语焉不详，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些刻着她精心摹绘的版画刻板从此再也没有刷印过，“大小忽雷”也被后人分拆典卖。1947年，刘世珩的儿媳杨婉伊通过旧书店主李德元的介绍，把暂存于狮子林中的刻板辗转卖给了时任上海市长的钱大钧。那些在民国时代刻着前清年号的戏剧剧本底板，在民国行将结束之际，又戏剧化地完成了一次自己的纪元。这套板片，在后来的50、60、70、80、90年代均有无数次的零散刷印，让我们在渐次模糊的刻印线条中，在那些需要细心考证的纪年与题款中，体味和揣度当年的华丽与无奈、香艳与苍凉。
刘世珩
刘世珩（1874—1926），字葱石，号聚卿，别号楚园，安徽贵池人。曾任天津造币厂监督，历办江南商务官报、学务。后任直隶财政监理官、度志部左参议等职。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以清朝遗老自居。酷爱收藏、精于版本校勘，所刻印书藉版本精良、工艺考究，为民国刻本中佼佼者。编著刊刻书籍颇多，有《玉海堂景宋丛书》52种、《宜春堂景宋元巾箱本丛书》8种、《聚学轩丛书》60种、《贵池先哲遗书》31种、《暖红宝汇刻剧曲》51种等。因曾收藏唐代大忽雷、小忽雷琴，自号“双忽雷阁主人”；又号“枕雷道人”、“沉雷道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