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每个阶段，每个场景都将面临新的主题。
——詹姆斯
社会角色转换是指社会个体根据情境的改变而相应地变换角色行为的过程。每个人都要经历从童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这样一个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不断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获得新的社会角色，面临着不同的角色转换。能否顺利完成这些角色转换，意味着人能否顺利完成不同的人生任务，这对个体各方面的能力是个挑战。成功地实现角色转换，可给生活带来新鲜血液和新鲜体验，增加人的幸福感。
一、青少年幸福感
按照心理学家对年龄所作的划分，青少年包括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年期，也称青春期，是从童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我国的少年期指的是从11、12岁到14、15岁，相当于初中教育阶段。少年期的主要特点：一是生理飞速发展及性的成熟；二是身心发展处于重大矛盾中，介于打破童年身心模式与建立成人身心模式之间；三是自我中心思想突显。第二阶段是青年初期，是从14、15岁到18、19岁，这期间相当于高中阶段。这期间，青年的身心各方面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稳定、和谐的水平。
青少年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从青少年自身发展角度来说，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他们都没有完全成熟，因此他们对于幸福感理解得并不深刻，对幸福的体验也不稳定，但他们对于幸福的追求却是不懈的。
1.青少年的幸福概况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生活满意度领域。Huebner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大多数青少年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和重要生活领域如家庭、学校、朋友、自我、生活环境等的满意度均表现为正常水平，都在中等水平以上（Huebner，2000a：281～292，2000b：281～292，2001：167～183）。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一定比例的青少年对生活具有较高不满意度。Huebner在2000年对5544名9～12年级青少年的调查结果中，发现大约11%的人的满意度在中等水平以下，7%的人很不满意，其中较大部分的青少年尤其对家庭和学校不太满意。在对各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中青少年对学校的满意度水平最低（Huebner，2000a）。
我国学者关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与国外一致。从整体水平上看，我国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较高，这部分人数约占96.7%（韩爽，2004）。青少年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对自我认识的满意度，对学习的满意度较低，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最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中的积极情感较多，消极情感较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学生幸福感水平较低，这部分人约占10%，他们对幸福的体验是消极情感高于积极情感。孙翠香（2005）的调查结果是，大多数的中学生都报告了中等偏上（介于5.14～5.38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大部分的中学生在家庭满意度（5.31～5.78）、友谊满意度（5.29～5.51）上的得分都在中等以上；对学校和自我满意度的得分在中等水平，其得分分别介于5.07～5.37和4.98～5.10之间；对环境满意度的得分（4.38～4.90）在中等以下。
2.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关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生活事件、家庭、学校等社会文化因素和控制感、自尊、神经质和内外向等广义的个性心理因素。
（1）人口统计学变量。
①性别。Dew和Huebner（2000）的研究表明，中学生的总体满意度与性别、年级无关，Huebner（1994）对青少年满意度的研究中有关性别和年级差异的结论与前者较为一致。Huebner还发现，在朋友满意度上，女孩要比男孩的满意度高；在学校领域，女孩的满意度要高于男孩。已有的成人研究发现（Diener E.，1984）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幸福感的方差解释率较小，对幸福感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不过由于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行得还很少且主要集中于生活满意度上，有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研究不多，因此这一结论是否可推广到青少年群体之中，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验证。我国研究结果也发现（韩爽，2004），性别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在具体生活领域存有差异。男生的友谊满意度得分高于女生；但女生的家庭满意度、环境满意度、自由满意度得分高于男生（石国兴，杨海荣，2006）。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和文化有关。女生感情比男生细腻，体验更深刻，父母、老师对女生的期望也比男生低，这可能都是导致女生比男生生活满意度高的原因，另外，与男生不像女生那样善于情绪宣泄可能也有关。
②年级。年级对于青少年总体生活满意度与情感体验的影响，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不同研究有不同的结果。年级对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影响显著，对消极情感没有太大影响（韩爽，2004），高二年级的积极情感最低，高三年级积极情感最高；初三年级的消极情感明显高于其他年级。初中生幸福感在年级之间存在差异，（初一265人，3.53±0.54；初二317人，3.52±0.67；初三298人，3.41±0.49，F=4.245，P＜0.05）（谭春芳，2004）。初中生与高中生在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环境满意度上差异显著，初中生均高于高中生（石国兴，杨海荣，2006）。初三和高三年级由于受到升学压力的影响，对于幸福感的体验更显得不稳定，情感波动也较大。
（2）家庭因素。
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场所，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经济基础、家庭氛围、父母教养方式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与生活在消极家庭环境中的青少年相比，生活在积极家庭环境中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对其生活质量作出较高的评价（Dew T.，Huebner E.S.，1994）。
①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的教养方式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民主型，是指父母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与意愿，对孩子既不骄纵也不严厉；专制型的父母则把孩子当作自己的附属物或私有财产，常以粗暴的态度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迫使孩子听命；放任型的父母对孩子缺乏感情和责任，对孩子的需求采取漠视的态度。Furnham在父母教养方式、人格、自尊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发现，父母权威型教养方式是孩子快乐最主要和最有力的预测因子之一；同时考察父母的教养方式时发现，母亲的权威型教养方式是唯一的直接预测孩子快乐的因素，分别考察父母教养方式时发现，父亲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也对孩子的快乐有直接影响作用；另外，父母的权威型教养方式还通过降低孩子的自尊来影响孩子的快乐，母亲的教养方式则都通过自尊中介影响快乐，母亲的权威型教养方式还对孩子的外向性和神经质产生直接影响（Furnham A.，Cheng H.，2000）。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一般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发现，父母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与一般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惩罚严厉型、拒绝否认型教养方式与一般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过分干涉、过度保护型教养方式与一般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王金霞，王吉春，2005）。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能使子女体验到更多关爱，形成对自己、对生活的积极认识；拒绝冷漠型教养方式则容易使孩子形成对自己以及周围事物的消极体验；惩罚严厉型教养方式使孩子自卑、胆怯、退缩，体验不到生活的乐趣，生活满意度低。
②家庭经济基础。研究证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子女明显感到生活的优越性，对未来充满憧憬”（缪建东，2001）。虽也有学者提出“富人不一定感到幸福，穷人不一定感到痛苦”（李维，2005），但研究结果普遍显示，家庭经济条件对于青少年幸福感有影响。
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导致个体的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也会不同。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初中生，其消极情感越少，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越高，即家庭经济条件好对初中生的积极情感并无显著影响，但对消极情感的消减、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增加是有影响作用的（刘影，2006）。家庭收入不同的中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有显著性，月收入大于2000元家庭的学生的友谊、学校、环境、学业满意度、积极情感均高于家庭月收入小于800元的学生；月收入大于2000元家庭的学生的友谊、家庭、学校、自由、学业满意度均高于家庭月收入介于800～2000元的学生；家庭月收入介于800～2000元的学生的环境、学业满意度高于家庭月收入小于800元的学生；家庭月收入介于800～2000元的学生其消极情绪低于家庭月收入小于800元者（石国兴，杨海荣，2006）。自认为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被试与认为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不好”的被试在幸福感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在幸福感的各个影响因素上都表现有较强的幸福感。调查中发现，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可以满足孩子更多的物质需要（如物质享受、外表美化、休闲娱乐等）和精神需要，孩子没有生活压力，有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而幸福感较高（谭春芳，邱显清，2004）。
③其他因素。另外还可能影响青少年幸福感的因素有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氛围、亲子关系、家庭结构（父母婚姻状况）等。
父母婚姻状况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已被国内外研究者证实，Zullig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与父母婚姻状况显著相关（Zullig K.J.，Valois R.F.，Huebner E.S.，2001）。俞国良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婚姻状况良好的家庭气氛更和睦，父母与孩子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孩子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较多地体验到积极情感；父母婚姻不良的家庭家无宁日，不和谐的家庭气氛常使孩子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感，对生活持负面评价（俞国良，金东贤，2003）。
不同家庭气氛的中学生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得分差异均有显著性。和睦家庭学生的友谊、家庭、学校、环境、自由、学业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得分均高于偶尔争吵和经常争吵家庭的学生；同样为争吵家庭的学生，偶尔争吵家庭的学生其主观幸福感要高于经常争吵家庭的学生；同时偶尔争吵和经常争吵家庭的学生消极情感得分均高于和睦家庭的学生（石国兴，杨海荣，2006）。
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特别在心理急剧发展、容易遇到种种困难和困惑的青少年时期，亲子关系更加强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的人格发展、心理健康。亲子关系是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Leung，1992）。王金霞等人（2005）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亲子关系满意度对中学生一般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与父母发生冲突处理不良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Grotevant H.D.，CooPer C.R.，1986）。和睦、融洽的亲子关系会促进儿童社会行为的发展，冷淡、敌对的亲子关系则会阻碍孩子的发展；生活在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中的孩子处处都能体验到父母的爱，容易对生活形成积极评价，而生活在亲子关系紧张的家庭中的孩子对周围世界充满了恐惧、不信任，体验不到愉悦感（陈欣银，1995；杨莲清，1998）。
这些因素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其文化素质高，通常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经济条件也比普通人好些；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可能更注重与子女之间交流互动的方式，倾向于选择更趋于民主的教养方式；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可能倾听子女思想的意识更强，能更易理解子女的想法，有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一般认为，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家庭中，父母与子女有更好的交流，家庭氛围也可能更和睦些，这些因子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一个动态的方式影响着青少年的幸福感。
（3）学校因素。
青少年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学生角色是最主要的角色。青少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与老师、同学一起度过的。得到老师的认可、同学的拥护，圆满完成学业对他们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学业压力与学习成绩。学业压力是当代中学生面临的主要压力，它极大地影响着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着他们的幸福体验。陈洪岩的研究表明，60%的初中生和90%的高中生感觉学习负担太重，他们的学习主观幸福感普遍偏低。不同学习成绩中学生的学习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幸福感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成绩优秀者、成绩较好者、成绩中等者、成绩较差者和成绩差者，除了优秀者和较差者间差异不显著，其他各水平上的幸福感都有显著差异（陈洪岩，2007）。这与马颖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学习成绩对中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不仅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学习体验产生间接影响：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因而主观幸福感较高（马颖，刘电芝，2005）。
在关于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调查中发现，“作业太多”这一生活事件与个体幸福感的相关最高，越是觉得“作业太多”对自己有影响的学生，其消极情感越多，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也就越少（刘影，2006）。在高中生压力源的调查中，发现高中生最高的五个压力源从高到低依次是：考试成绩不够理想；学习上落后于其他同学；能否考上大学；考试要争取好成绩；父母期望。其中四个都是与学习或学业有关（楼玮群，齐铱，2000），这再次验证了中学生在学习上的压力不容忽视，它已严重影响到青少年的幸福感。这与我国整体的教育思想有关，学生的学习成绩一般作为衡量学生的重要指标，所以在这方面压力较大，满意度较低。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价值观，应充分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
②学校性质。不同类别学校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学样性质对学生幸福感是否存在影响，这个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现有研究发现，非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更低（马颖，刘电芝，2005）。不同类别学校的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比较显示，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平均分均介于3～5分，重点中学在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环境满意度上的得分均高于普通中学的学生，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石国兴，杨海荣，2006）。不同类别学校的高中学生的学习满意感和身体满意感有显著差异，在学习满意感上，省级达标学校的学生明显高于市级达标学校的学生，市级达标学校的学生明显高于普通学校的学生；同时也发现省级达标学校的高中学生身体满意感优于市达标学校和普通学校的高中学生（夏俊丽，2007）。当然也有得出相反结论的研究，认为普通高中与重点高中学生在总体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上不存在显著的学校差异（杨晓晖，2005）。但我们相信，不同类别学校的学生对幸福感的体验存在差异，可能的解释是，重点中学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如硬件设备、师资力量、高的升学率等，学生能够获得父母较多的支持和肯定，体验到更多的自信，有较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这些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满意度，重点中学较好的学习氛围与合作精神也有助于学生友谊满意度的建立。
③其他因素。中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校园里度过，与老师、同学一起学习、生活，因此，与教师、同学的关系融洽与否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幸福感受。研究表明，与老师关系紧张同总体幸福感均呈负相关，且均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与老师关系紧张对幸福感的回归方程具有一定预测作用（王极盛，丁新华，2003）。可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无疑将有利于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增强。谭春芳（2004）的研究表明，同伴关系是影响中学生幸福感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之一。是否有朋友，是否有知心朋友，能否与同学团结亲密相处，能否与同学一起学习和活动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他们愿意在同龄伙伴和知心朋友面前敞开心扉，倾诉内心的秘密，希望得到同情和理解。最不愉快的事就是同伴的指责，最严重的处罚则是同伴公开或秘密的抵制。
二、成年人的幸福感
成年人是家庭和社会的主要角色，承载着社会和家庭较高的期望和压力。研究成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助于我们考察生活经历是怎样与主观幸福感发生联系的，以便我们揭示伴随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文化状况而展现的主观幸福感的特征。
基于成年人在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成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工作状况、家庭生活、健康状态。调查发现，对“您认为哪些因素对您的生活质量影响较大”的回答中，健康、工作状况、家庭生活位居前三位，分别占了30.7%、24.4%和21.0%（王培刚，2008）。
1.健康
成年人的家庭和工作压力大，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的成本日益上升。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快速的生活节奏，伴随工作紧张、职业不稳、家务繁重、子女升学或人际关系等压力，使得成年人出现越来越多的身心疾病，如头痛、失眠、乏力和工作效率下降等。王培刚（2006）对郑州、武汉和长沙三地的研究发现，有33.0%的郑州市民、36.0%的长沙市民和27.0%的武汉市民将健康列为影响生活质量的第一要素，同时认为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及公共医疗花费是影响健康主观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在武汉市，28%的人对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很满意，55.5%的人比较满意，76.3%的人对医院的治疗收费表示不满，78.8%的人对医院药品的价格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长沙和郑州，绝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而对医院的治疗收费和药品价格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由此可见，公共卫生状况是影响个人健康主观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过高的医疗开销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负担。其中，医院的治疗费用及药品的价格，医院的医疗设备和条件，以及医院的治疗水平与服务等方面的公共卫生水平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
2.家庭生活
成年后，人们承担着整个家庭，他们更多地关注整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家庭生活满意度与人们的幸福体验密切相关。
①婚姻。2005年一项对全国9省份的1303名已婚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婚姻总体满意度都处于中等水平，基本上呈正态分布。约60%以上的人对自己的婚姻比较满意，30%的人认为基本满意，5%的人表示非常满意，只有2%左右的人感到不满意。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主观满意度一致的人数占60%以上，不一致或很不一致的人数只占10%（程灶火，2005）。研究表明，无婚姻组在社会信心体验分量表（t=2.088，P＜0.005）和心态平衡体验分量表（t=2.556，P＜0.001）上得分明显高于有婚姻组，但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上的得分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也许跟人们对婚姻态度的变化有关。现代人不再把婚姻视为自己唯一的生活重心，朋友及其他社交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尤其对于年轻人更是如此，人们从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幸福体验也越来越多。且该研究还发现，个体对自己婚姻质量的评价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优、良、一般、差这四个组群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3，1.66）=6.362，P＜0.01]，具体到十个维度上，在知足充裕、家庭氛围、心态平衡三个方面，组群之间差异显著。其中，知足充裕F（3，166）=4.92，P＜0.01；家庭氛围F（3，166）=2.885，P＜0.05；心态平衡F（3，166）=5.353，P＜0.01（李艳玲，2006）。
②父母身份。父母身份是成年时期扮演的主要角色，为人父母是一种长期的生活体验，这种体验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和照料孩子的要求的不同而不同。
研究表明，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会受到孩子的影响。美英两国的研究表明，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在没有孩子前呈上升趋势，孩子出生后逐渐下降，在孩子步入青春期或独立后又开始回升（Walker，Chester，Ped，1977）。
孩子的出生，对父母来说可能是一种压力。初为人父（母），孩子所带来的生活变化打乱了原来的生活秩序，生活重心也转向孩子，因而忽视了夫妻间感情的发展。孩子独立后，他们的生活状况、职业、收入都会成为影响父母体验幸福的因素。
家庭关系中，孩子的变化与父母的主观幸福是如何关联的呢？这其中，父母对孩子生活状态的评价起着显著作用。某研究要求父母根据自己的成就以及自我和社会的幸福标准来评价子女的生活状况，结果发现，父母对子女的个性化评价和社会化的评价，可以预示他们的幸福体验（Ryffetal.，1994）。也就是说，孩子在个性和社会方面适应良好的，父母的主观幸福就会相应地达到较高水平，父母越是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成功负有责任，他们的幸福体验水平越高。为人父母角色的形成是与成年时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体验密切联系的，如何培养自己的孩子，怎样看待孩子的成长，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负有多大的责任，这些都影响着父母对自我的评价，影响着他们的幸福体验。
3.工作状况
拥有一份满意的工作，能提升幸福度（6.3%）（苏萍，2007）。研究发现，相较于年轻员工和年长员工，中年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偏低，原因可能是中年员工有更重的生活负担，对于工作的期望值更高（李维，2005）。研究也表明（Warr，1998），受失业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是中年男性，因为他们的事业与自我价值和生命价值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且这一年龄段的男性通常都有较沉重的经济负担，既要抚养子女，又要孝敬父母，如果失业后没能及时找到工作，容易精神消沉；同时还发现失业前有满意工作的男性，其主观幸福受到消极影响更明显，因失业可能导致家庭经济拮据、生活质量下降等。
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冲突（Work Family Conflict）是由工作和家庭生活领域的角色压力引起的角色间冲突，在某些方面是不相容的。从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角度看，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双向性，依此可分为因工作要求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Work to Family Conflict，WFC）和因家庭要求而产生的家庭—工作冲突（Family to Work Conflict，FWC）两种类型（Frone M.R.，Yardley J.K.，Markel K.S.，1997）。作为父母，要面对子女衣食住行、道德品质、学习工作的担心和操劳；作为子女，要面对老辈年迈体弱多病不能随时侍奉的不安以及繁杂的家务和精神负担造成的心理压力；作为员工，要面对同龄人的升迁和流动、同事间的人际关系处理、工作调动等，若处理不当，都难免引起角色冲突，甚至引起角色危机。由于工作任务或者工作需要使得个体难以尽到对家庭的责任，或是因为家庭负担过重而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因此平衡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的需求对于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大难题。
目前已有研究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到家庭、工作及个体身心健康等各方面。一般来说，工作—家庭冲突高，个体知觉到的家庭/生活满意度低，这可能意味着工作家庭间相互促进时，生活满意度高（Stoeva A.Z.et al.，2002；Carlson D.S.et al.，2006）。一项有关婚姻质量的纵向研究发现，WFC通过心理苦恼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婚姻稳定性。夫妻间的WFC高时，双方的心理苦恼随之增加，最终影响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Matthews L.S.，Conger R.D.，1996）。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WFC与抑郁有一定的相关，而且可能损害生理健康，例如与高血压的发生频率有正相关；FWC与酗酒严重程度有关，但并未对员工的健康产生实质性的影响（Frone M.R.et al.，1997）。个体知觉到的WFC与FWC水平越高，自我苦恼（包括生理症状、倦怠感与消极情绪）程度就越高（Mauno S.et al.，2005），同时个体的幸福感越低（袁圆，龙立荣，2006）。
三、老年人的幸福感
1.老年人的幸福概况
目前，我国已成为老年型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增加到1.126亿人，占总人口的10%，因此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让老年人度过一个心身健康的幸福晚年，是全社会的责任。研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助于认识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总体来看，我国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对生活的评价总体是积极的，以正性情绪为主。而从现在、过去和未来三种生活状态来看，老年人现在幸福感显著高于过去幸福感（t=51746，P＜0.101）；而未来幸福感显著高于现在幸福感；未来幸福感也显著高于过去幸福感（P＜0.101）。即幸福感强度排序依次为未来、现在、过去（张红静，马颖竹，2002）。
很多因素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包括：①家庭关系。家庭是老年人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社会支持活动是老年人主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婚姻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有配偶的幸福感水平（11.64±9.57）显著大于无配偶的幸福感水平（3.68±12.45）（郑志宏，陈功香，2005）。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Chen X.，Silverstein M.2000；Xue X.，1998）。同时，老年人向子女提供支持是影响其晚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Chen X.，1998）。亲子支持代表老年人所能调动的资源，高亲子支持意味着其能够调动相对多的社会资源，这客观上就是对其能力的肯定。②身体状况。身体健康是影响幸福感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大多数老年人把身体健康视为最大的幸福。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由健康带来的问题对老年人造成重大的影响。③经济状况。经济收入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次级因素之一，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经济状况直接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老年人有必须的物质生活保障，才能有效地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看病费用也成为影响老人幸福感的因素。
2.角色变化与幸福感
当人进入老年角色后，其扮演的社会角色呈递减趋势，原来作为社会的积极成员，作为供养人等角色都一一失去，这将给老年人的心理以很大影响。
（1）职业角色退出。
大部分的老年人会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仍在工作的少部分人也只是处于发挥余热的从属地位；经济收入减少，甚至还可能在经济上依赖子女；由过去的紧张工作转变为有大量闲暇时间，精力不如以前；告别了抚养孩子的角色，逐渐进入需要子女帮助的阶段。这种变化，许多退下来的老人不能适应，总是留恋原有的角色，当他们从繁忙紧张的工作环境回到家庭，会感到寂寞、孤独，甚至情绪烦躁、消沉。实际上越是这样，越容易导致生命机体的老化，新的角色更难以进入。与此相反，许多老年人能够顺利而愉快地通过转换，进入新的角色。老年人的角色功能，一般是娱乐、休息、发挥余热、总结经验等。
离退休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日常生活功能量呈现衰退趋势，并伴有一定程度的负性情绪，最突出的问题是孤独感、失落感及焦虑、抑郁等情绪。有研究发现，城市离退休老人中35.9%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23.3%有不同程度的抱怨情绪（杨学军，1996）。离退休老年人的自评焦虑及抑郁状况，根据常模标准判定，约35.19%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23.13%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经统计分析，男女两性的焦虑状态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男＞女，P＜0.105），抑郁状态无差异，而不同年龄段在抑郁量表上得分的差异具有高度显著性意义（张丽艳，宋明学，1998）。离退休老年人所关心的问题中，最苦恼的是疾病的折磨和威胁，国际有关资料表明，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80%左右的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其次是生活有无保障，住房、尊重理解、社会发展等。还有部分老年人对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表示担忧，希望改善医疗条件。有研究发现，高校离退休教师中49%希望继续工作（姜德珍等，1995）。
广州地区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幸福度研究显示（易欢琼，1999），高校离退休老人的MUNSH（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感量表）总分为34.25，属正性情感体验为主，说明广州地区高校的离退休老人对其晚年生活是满意的。这可能与离退休老人生活在社会安定、经济收入稳定、医疗福利和家庭照顾较好的环境中有关。
（2）配偶角色的退出。
“少时夫妻老来伴”。老年夫妻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一般是：在伴侣感方面，相互表达真实情感、经济上有安全感、为配偶所需、和配偶有爱情关系、有共同兴趣等，夫妻关系和谐是老年人心情愉快的一个重要条件。但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失去配偶是老年人最大的精神刺激，这种打击，如果调适不妥，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甚至患重病或死亡。有关资料表明，在近期内失去配偶的老年人心理失衡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是一般老年人死亡人数的7倍。老年人丧偶后心理活动大致经历以下的过程：丧偶最初的日子里，常显得麻木不仁，对事好像都无所谓，也不感兴趣；经历这最初麻木后，是全身心地对死去老伴的思念，绝望、悲观、沉闷、神情恍惚，整天沉浸在回忆中；紧接着，对老伴的极度思念情绪会转变成对亲戚、朋友、医生的愤怒和抱怨心理；在老伴死去一年后，很多老人还是不能恢复正常生活，表面上看情绪恢复常态，但内心深处的悲哀、孤独仍旧存在。
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各级政府应加强法制来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各社区可开展社区老年保健、健康指导、心理咨询等来保持老人身心健康；各地可成立福利设施如老年人活动中心，开展老年人活动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子女要多关心和理解老人，鼓励老人再就业发挥余热，理解并支持老人再婚重组家庭，以帮助老人稳定生活，从而形成自己的生活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