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道主义文学话语与道家文化的融通
在上述的文化背景下，道家文化所蕴涵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很容易被有意漠视，也难以被发掘出来。然而，历史并不可能停留在原地，当我们重新审视80年代人道主义文学话语之后，不仅发现了这种话语对道家文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漠视，同时也意识到现代的人道主义与传统道家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少的融通之处。大致看来，道家文化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人道主义思想内涵：第一，“慈”的思想；第二，“重生”、“贵生”的思想；第三，注重个体价值的思想。下面将结合具体文学作品，讨论道家文化与人道主义的契合之处以及被后者整合和转换的可能性。
刘心武的小说《如意》是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石义海由于流行的血统论而难以在爱情上如意，但这样一个正常情感受到阻碍和压制的人，在学校批判走资派的大会上，却从被批斗者的脖子上摘下坠着的铁饼；一个被打死的走资派暴尸街头，他为其盖上一块塑料布；“牛鬼蛇神”晒在烈日下，他为他们端来绿豆汤……这个普通人认为：“他也是人，人对人不能狠得过了限。”这一形象表现了美好的人性，同时蕴涵着对爱心和同情心等人道主义思想观念的赞美。戴厚英的《人啊，人》称颂人道主义者何荆夫，此人被打成右派后历经磨难，但1978年获得平反后，仍然笃信人道主义，还写了一本叫《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书，他“谁也不恨”，“希望人与人之间都相亲相爱”，认为“一个人只要还能爱，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石义海和何荆夫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者西方人道主义理论来阐释的，其实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在道家文化中就已经存在。虽然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还没有人从道家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对这种人道主义表现加以阐发，却不能否认这种人道主义表现与道家文化有契合之处，至少可以相互阐发。石义海和何荆夫对“爱”或“博爱”的具体表述有些区别，石义海说得更朴素些，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何荆夫的表述则更直白，受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更深。“爱”或“博爱”的思想也是道家所宣扬的重要思想，在道家学说中是用“慈”来表达和申述的。
老子所说的“慈”其实就蕴涵着人道主义内涵。老子充分肯定了“慈”的地位，对“慈”的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并且说明了“慈”的深厚作用。老子哲学中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103】“慈”为三宝之首，它是“道”的一种表现。老子的“慈”和孔子的“仁”有相通之处，但老子认为“慈”比“仁”更高一筹，“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104】。孔子的“仁”虽然强调“爱人”，却强调将人分成善与不善，善善恶恶，必然造成有所偏爱，爱有所遗。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105】老子强调对人要一视同仁，善救人物而不嫌弃，即使对不善人也要爱他。老子是站在“道”、“德”的层次来谈慈爱，是以“圣人”（道家的，非儒家的）之心来看待众生，而孔子是站在“伦理道德”的层次来谈仁爱，是以君子之心来看待众生。老子“慈”的思想的另一个内涵是“以百姓心为心”。老子认为圣人治国，要弃小仁而行大仁（所谓“圣人不仁”），即顺民之性而为之，不另有作为，这就使慈爱或仁爱周遍。老子的这些“慈”的思想依然能够与现代人道主义思想进行相互阐发，“慈”所包含的丰富意义对现代文化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可以吸收到现代人道主义的价值论中。而石义海和何荆夫有关人道主义及“爱”或“博爱”的思想何尝不可以用“慈”来阐发呢？
再看“重生”、“贵生”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新时期文学中其实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表现，如伤痕文学，在揭露“文革”极左错误并控诉非人状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在宗璞的小说《我是谁》中，孟教授是在一次校级批斗会上被挂牌戴帽剃阴阳头之后跳楼的。女教师韦弥的自杀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如亡夫之痛，批斗之惨，周围群众是看客，解放初光荣回国的记忆成了反讽。最后一切困惑都集中在身份危机上：“我是谁？”以致弄不清自己是人还是虫豸，带着绝望的疑问投湖自尽。在郑义的小说《枫》中，卢丹枫之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捍卫尊严，防止自己的名誉受损。北岛的小说《波动》结尾写到心灵受伤的肖凌在黑夜一人走到深不可测的悬崖边，最后被山洪冲走，生死不明。这些作品都写到主人公的屈辱和自杀，目的在于揭露“文革”错误和极左路线的罪恶，同时也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肯定。
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爱惜本是人道主义的普遍之意，在道家文化中，这种思想也非常突出。老子虽未明言“重生”、“贵生”，但他强调“见素抱朴”、“知足”、“知止”，反对“益生”、“多藏”、“厚爱”，尤其在“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106】等比较中，自然包含着“重生”、“贵生”的意义。老子以后的道家人物都提倡“重生”、“贵生”，如庄子提出人生的目标就是“保身”、“全生”、“养亲”、“尽年”。【107】庄子还反对“丧己于物”，“失性于俗”，【108】“心为物役”，主张“保真”、“忘形”、“虚己游世”【109】等，都是明确的“重生”、“贵生”的思想。先秦道家“重生”、“贵生”的主张，进一步落实就是“养生论”，以老庄为代表的“养生论”的思想主旨就是不益生，不戕生，抱朴守真，特别是养无养。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对生命价值的大量描写，正可以用道家“重生”、“贵生”的思想来加以阐发。道家的这些“重生”、“贵生”思想以及“养生论”思想，都可以与现代人道主义相互阐发，以期使道家文化重新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是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想。《人啊，人》的主人公何荆夫主张个性自由，呼吁“尊重个性”，申明自己“无限赞美独特的个性”，这种观点在新时期文学中也得到了普遍表现。何荆夫的这种思想主要来自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强调个人，而社会则是个人实现自我的手段，他们反对任何强加给个人的社会律令。到了现代社会，“个人至上”的观念更是大张旗鼓，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观。中国文化传统则更强调集体、家庭和社会，不太注重个人的价值，但这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肯定个体、张扬个性的学说，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想在道家学说中就有很好的阐述。
老子认为，每一个处在主—客关系中，处在我—他关系中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自知、自胜、自足及自我实现。【110】老子要求每一个个体的人求“自明”，求“自彰”，求“有功”，求“长”，求“大成”、“大盈”、“大辩”、“大巧”、“大直”，每一个个体都要“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111】最终成大智，修大德，有大功，成大器。庄子的个体学说秉承了老子学说，并有更大的发展。庄子所强调的个体自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生命的自然完成，另一是个体精神的自我超越。在庄子看来，要保障个体的生命的自然完成，就要“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112】。在庄子看来，所有以名、利、仁、义、家、天下等外在之物害身伤身，都是人的“异化”。为了达到个体自我的精神超越，庄子提出“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四种理想人格，作为追求的典范和目标。庄子主张精神的“逍遥游”，还提出将“坐忘”和“心斋”作为修道和进行精神超越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话语并不强调个体、自我的价值，或者说个体、自我的重要性不能超越于集体、社会、国家之上。于是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道家“为我”、“重己”的个人主义哲学成为那些爱好自由、伸张个性的人们抗拒公众义务及其巨大道德压力的重要思想武器。如今，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全球化背景下，道家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想，以及“慈”的思想，“重生”、“贵生”的思想，显然都可以重新阐发，并整合到中国现代性的有机结构中去。
中国当代文学的自然话语与道家文化
在20世纪后半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等思想观念一度非常盛行，由于人把自己置于自然之上，以自然的主宰者、改造者自居，人与自然的对立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当代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有较多的表现：一种形式是以功利的态度对待自然，自然与人之间没有自由平等的精神关系，自然的被征服只是显示人的力量强大。另一种形式是把自然当作人活动的外在环境，以及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段，自然对人来说虽然具有审美关系，却没有成为独立自主的审美对象。
新时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复杂多样，在文学中人对自然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对自然界的亲近，另一种是对自然状态的崇尚。这种有关“自然”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弘扬，既受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道家文化）的影响，也受西方文化（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影响。我们将着重探讨“自然”话语在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和内涵，以及与传统道家的影响关系。
一、道家对“自然”的界说
“自然”是道家哲学、文化的主要范畴和中心价值。这个词在先秦典籍如《诗经》、《论语》、《左传》中都没有出现，在《老子》一书中总共使用了五次，如：“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13】；“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4】。老子说的“自然”一词和现代汉语中的“自然”在含义上有所不同，它是指“自己如此、本来如此、通常如此、势当如此”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主要是指“自然界”或“大自然”，这种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文化。康德明确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把自然界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普遍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全部和最高本质，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向人的生成过程，把人以外的自然界看作是趋向于人、服务于人、成为人这一绝对目的的手段。这种“自然”观念属于人本主义自然观，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在道家那里，相当于西方“自然”概念的是天地万物，通常简称为“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天”的关系。概括地说，老子的“天”有三层含义：①指自然之天，是与人相对的无人格、无意志之天。②“天”是自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规律性、长久性、客观性。③“天”具有包容性、均平性、无为性。庄子在老子的基础上发展了“天”的意义：①从“天”与“人”，即“自然”与“人为”的关系看，“天”的含义就是“自然”，这是对老子自然之天思想的深化和发展。②从“天”与“道”的关系看，“天”与“道”是同等对待的，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自然”。【115】老子所说的“天”和“自然”既属不同层次范畴，又紧密联系。老子所说的“天”在后世也泛指天地万物，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自然”，即“自然界”或“大自然”。而老子所说的“自然”既是“人”、“地”、“天”、“道”效法的对象，也是它们本来应有之意，即事物的本然状态。庄子对“天”和“自然”的阐发与老子有所差别，更强调“天”含有“自然”之意义。
现代汉语“自然”的含义，除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之外，也有对老庄思想的继承。一方面，“自然”一词可以作为名词讲，指“自然界”。另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形容词讲，意义有二：①属于或关于自然界的，存在于或产生于自然界的，非人为的；②不勉强，不拘束，不呆板。我们所用的“自然”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它是由天地万物组成的集合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相对；二是指自然状态，即事物的本然状态，与人为、文明相对。实际上，就是用现代汉语“自然”一词，表达道家所说的“天”和“自然”两个概念的含义。
二、新时期文学对“自然”的表现
新时期文学对“自然”的表现有一个发展过程，比较早且有影响的是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不仅刻画了充满诗性光辉的桃花源似的自然世界，也表达了对不为诗书礼教束缚的淳朴人性的迷恋。后来，“知青文学”在“第二次回顾”思潮出现之时，与第一次回顾控诉政治灾难不同，从乡村生活中发现了“自然”的价值和意义，美丽而自在的山水原野以及知青饱满的生命力和奋斗身影，都与城市的拥挤嘈杂、蝇营狗苟、钩心斗角形成极大反差。“寻根文学”对自然的表现更加广泛，把笔触伸到偏远的山村，伸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特别是在“不规范文化”中发现民族精神的闪光点，试图重塑民族性格。总体来说，新时期文学对“自然”的表现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以自然界和自然之物为表现对象；第二种是以自然界和人性的自然状态为表现对象，其中都蕴涵着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想象。
（一）亲近自然界：成为自在之物或作品角色
对自然言说的第一种方式，由于受道家哲学、文化的影响，它们表现出对自然界的亲近态度。对这种态度的表现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品是以自然界或自然之物为表现对象，自然从为我之物转变为自在之物。在一些作品中，自然不再仅仅作为人的生活环境或背景而存在于作品之中，而是作为自在之物，这时出现的人的活动或者作为自然的衬托，或者体现出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张承志《黑骏马》中的草原与马，邓刚《迷人的海》中的海，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鬼沼，史铁生的“清平湾”，阿城小说中的村野和原始森林，李杭育小说中的“葛川江”等，无一不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意义精髓。在这些作品中，自然界或自然之物仿佛获得了与人同等的生命气息，如果删除这些自然描写，人物也就失去了精神特质。
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首先是属于自然的，然后才是属于人的，于是在新时期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作家们描绘成是和谐平等的。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商州》等“商州”系列作品，除了对人性、历史、民情、风俗等有独特的审美发现外，对自然的描写同样颇具意味。商州的水光山色、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不只是人的活动的对照物，而且是有灵有性的存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或者平等的。在很多人的眼里，大自然或者由于人们的熟视无睹而不再去追寻它的意义，或者由于科技、文明的支配而使人与之疏远，但通过贾平凹对商州的描绘，自然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发现和肯定了。
还有一些作品中，自然并不符合人的理想，甚至与人是对立的，但这种自然却回到了它的本性。孔捷生的《大林莽》中，谢晴小分队的覆灭实际上粉碎了人的神话。自然的伟力不可征服，而人将自己放在与自然对立的位置上，既显示人的高大，也显示人的渺小，此时自然成为自在之物。也有一些作品表现了人对自然的热烈向往，但这种自然最后却被人破坏了。张炜在《融入野地》中，“与野地上的一切共存共生，共同经历和承受”，“不止一次听到了万物在诞生那一刻的痛苦嘶叫”，他的心灵就这样领受了凄楚和兴奋交织的情感，他向往和体验的是与自然彻底融合的境界。然而这种自然并不是总是存在的，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也描绘了“野地”，这种自然是一种抚慰，也是对技术时代的反抗，但是自然最后却在文明面前被破坏了。
人与自然到底会处于什么样的关系？这取决于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道家哲学在两千多年前就对这个问题就作了很好的回答，道家不认为人与自然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赞同儒家对自然界“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116】的主张。与“人定胜天”的思想明显对立，他们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老庄在自然面前都持一种谦逊的态度。老子认为道、天、地、人同大，提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117】的思想。庄子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18】的思想，反对“以人助天”【119】、“以人灭天”【120】和“敖倪于万物”【121】，反对用人为的力量随意地改变自然、破坏自然。道家关于自然的思想对当代作家很有启发，上述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无疑具有老庄哲学的意趣。在文学作品中，如果把自然当作有生命的自在之物，而不是人的附属物或对立物，人与自然就会亲近和平等；如果仅仅是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索取和控制的对象，人与自然就会产生隔膜和对抗。
第二类表现对自然界亲近态度的作品中，自然之物成为作品角色或主人公。也就是说，它们被置于小说的中心而非边缘，直接参与情节、冲突的构成，而非单纯的烘托和渲染。此类作品非常多，仅以莫言的《狗道》和贾平凹的《怀念狼》为例进行分析。
在人类的光荣历史里掺杂了那么多关于狗的传说和记忆，有可恶的狗、可敬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等等。《狗道》中的狗们异乎寻常，在一场战争之后都改变了面貌：“它们毛发灿灿，条状的腱子肉把皮肤绷得紧紧的，它们肌肉里血红蛋白含量大大提高，性情变得凶猛、嗜杀、好斗。”小说中的黑狗、绿狗、红狗成为狗群的三个领袖，它们领导的狗群充满了英勇气概，虽然与人处在对立的位置，但却获得了原始的本性，浸染着潇洒、旷达、飘逸的灵气。它们作为自然之物，不再是被人驯服的对象，不再是供人赏玩的东西，它们为自己的物种争得了自由的生存空间。由此看来，莫言写狗，不在于渲染狗的残忍，而是张扬一种被压抑的生命力。
长篇小说《怀念狼》的主要角色是狼。有关狼的民间传说、奇闻逸事，贾平凹以简洁、沉稳的叙述向我们娓娓道来，既让我们看到狼肆虐为害、凶暴残忍的一面，又呈现出狼性情温顺的一面，于是以前为人们所憎恶、恐惧的狼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此处，狼是作为自然的隐喻，狼与人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一旦没有了狼，人就失去了较量的对象，种族便只能退化。小说中，猎人们在被禁止捕狼后相继得怪病而萎缩，雄耳川的猎狼者们更在狼彻底灭绝之后变成了人狼，攻击所有的外来者。小说告诉我们，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平衡，最终只会自食其果。如今伴随着我们的只是驯化了的狗、猫等宠物，还有便是苍蝇、蚊子、老鼠和虱子。小说还告诉我们：狼之所以值得人们怀念，是因为狼的存在对于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长的，正是狼的存在激发了人的生存意志和创造力，狼的消失也使人陷入慌恐、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死亡的境地。怀念狼就是怀念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世界的平衡。贾平凹40岁后对自然的认识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甚至产生过我为什么生而为人的想法，若是别的，譬如一块石头，一棵树多好。这种意识曾一度很强烈，我看石头和树都好像是人变的，将凡是有生命的万物都视为一致，没有了高低贵贱区分。”【122】
无论是莫言对狗的叙述，还是贾平凹对狼的书写，其实都浸透着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精神，是道家自然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曲折构建。道家的“自然论”在天人关系上展开，用老子的话说，就是“万物将自宾”【123】，“万物将自化”【124】，“万物将自定”【125】，人承认这种“自宾”、“自化”、“自定”就是“辅万物之自然”【126】。看莫言笔下的“狗”和贾平凹笔下的“狼”，它们都具有这种“自宾”、“自化”、“自定”的特性。用《庄子》的话说，就是让万物“自得”【127】、“自适”【128】、“自成”【129】、“自善”【130】。也就是说，人类应该维护每一事物的独特性，承认事物的差异性，而不应该过分干涉它们的生存空间。莫言对“狗”的书写，贾平凹对“狼”的书写，旨趣就在于提示人类让自然界“自得”、“自适”、“自成”、“自善”，也就是老子所说的“辅万物之自然”。
上述分析所涉及的作品中，无论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还是表现人与自然的矛盾，它们的旨趣都指向了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和谐”和“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现代人总是习惯于以人类为价值判断中心来观察、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但是在道家看来，这种我们今天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是一种严重的成见和偏见，人与天（泛指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人与天不相胜，但相合，相合于“自然”性。天地自然，人亦自然；天道自然，人道无为。人是属于人的，人是人的目的，而天地万物是属于天地万物的，它们的目的也在于它们本身。所以我们可以说，“天与人在各是其所是这一点上是共同的、相合的，这也就是天与人可以为徒的地方，也就是‘天人合一'的‘一'”【131】10。
（二）崇尚自然状态：肯定原始或张扬素朴
新时期文学对“自然”的表现，第二种方式是以自然界和人性的自然状态为表现对象。这些作品也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品表现出对原始倾向的肯定，第二类作品表现出对素朴人性的张扬。这两类作品或者受到了道家哲学、文化的影响，或者在思想倾向上与后者相契合，都流露出对自然界和人的本然状态的崇尚。
第一类作品在表现对原始倾向肯定的时候，热衷于描绘原初野蛮的自然景观和封闭滞后的人文环境，塑造叛逆者、化外之民、初民和少数民族等人物形象，表现渔猎、放牧、村社等自然经济下的人类生活和神话传说、民风民俗、宗教禁忌等非规范文化。这些作品通过表现人的本能性和原始生命力来达到对自然状态的张扬，同时表达对人类文明规范的反省和反抗。如《勃尔支金荒原牧歌》（洪峰）的主人公遇上了蒙古族姑娘，尽管语言不通，但她大胆热烈、无所顾忌的性爱表示，很快使他坠入爱之深渊。《远方有个女儿国》（白桦）中的主人公梁锐与摩梭姑娘结婚，摩梭人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母系社会的习俗，他们的性爱方式无拘无束，充满出于本能的激情。《红高粱家族》（莫言）中，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却活得轰轰烈烈。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心无顾忌、行为放荡，是未被文明驯化的野蛮族群，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大大地僭越了文明社会的价值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