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夏济安的一篇名作的题目来谈论这部非常出名、风靡海外二十多年的爱情日记，不只是简单的套用，而是想由此追溯这本日记得以写成的“主语”。本来，在爱已简化为欢娱的性和轻松的游戏的今日，那种充满深创痛楚和不妥协的自我拷问的“夏济安式”的爱情显然是令我们难堪的，同时也是不合时宜的。毕竟，爱情有其欢愉的方面或时刻，与之相反的一极如果不伴随或通向希望，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它当回事？不过，当夏济安以追求爱情为由，实际上却是在从事自我检查和鞭笞，把因此而来的一切焦虑、紧张、幻想、自惭、虚荣等等全部剖白出来时，我们其实不是在读爱情日记，而是在欣赏一出二十世纪敏感心灵的戏剧。他的胞弟，也是这本日记的公开者夏志清有这样一段比较说明：“鲁迅的日记最简略，是一本流水账；胡适的《留学日记》差不多完全记录自己智能的发展，学问的进境，很少提到他的情感生活；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以内容而言，无所不包，在形式上最近我哥哥的日记。但郁达夫旧式文人习气太深，虽是个‘浪漫’作家，所表现的精神是‘醇酒妇人’式的‘浪漫’，的确有些‘颓废’的味道。济安的日常生活一点也不浪漫，但他对R.E.的那种一往情深的苦恋，可能代表了真正的浪漫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里包涵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不仅济安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都带有一种宗教性的悲观。而这种宗教性勇于自省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是绝少见到的。”
没有人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生命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劳心费力设计自我、安排生活、创造希望，我们永远得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我”。但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一旦具有宗教意义，那就意味着，被呈现的自我就只能像夏济安叙述的那样卑微脆弱，那样的不可爱不可信。确实，在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上帝眼中，不但人的存在有多大价值是可疑的，而且人的形象也是相当可憎的。夏济安不是在写“忏悔录”，但他所坦露的“我”实在比文化史上众多的忏悔录更为率真沉痛，如其所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找到通向天堂的路。
这当然不是夏济安想要给我们留下的形象和心灵，因为他并非为了公开才写日记，因为他只是自然而习惯地记下他恋爱期间的心路历程。尽管他没有忘却动荡的时局并有事后证明是准确的预言，但遭逢中国历史上战争与和平较量的一九四六年，夏济安没有为政治风云搅动，没有关注“天崩地坍”的国家大事，当他在英文作文课上认识并爱上了他的学生R.E.后，除了读书教学写小说的日常课程，能够让他耿耿于怀的，就只有爱。我们当然说可以说这是自我中心，问题是在陷入爱的罗网后，夏济安已不再拥有一个以之为中心的“自我”，其“自恋”和“爱”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我的粉碎性解剖和彻底的不信任，足以使他的人格不再完整，使他的“自我”受到威胁。
自我折磨常常是美好爱情的开始。“我很想要她，而如果我有勇气表白的话，她也可能成为我的。可是不然！我保持着沉默，除了上帝之外，我的秘密也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我没有跟随任何人谈起。而上帝既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把我拥向她，也没有她带给我。我只能默然受苦，还要装出开心的面孔来。……为什么我这么难摆脱我疏懒的习性呢？好像很可能我会一直做一个单身汉；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会比一个老处女更快乐。”（一月十六日）这是青春时节虽为难却快乐的体验，然而，向R.E.表白爱意的信还未写好，夏济安的心思却变了，困难的不是她是否也爱他，而是他是否真的爱她、是否应当追求也很可疑。然而，夏济安又并不因此而罢手。二月十三日，只是因为R.E.对他说了一句师生之间的普通的话，整个上午他都精神振奋。是希望又回来了吗？第二天，他就提醒自己：“即使追求成功了，我怀疑是否真能给我快乐，因为如果结婚以后自己会不会全心全意地把自己供奉给她。”假如她不能占有自己的全部身心，那就有可能在其他女性身上找满足，这样既对不起对方又对不起自己。疑虑在加深，三月十四日，夏济安又大彻大悟：“我对她并没有爱。现在即使别人来撮合，甚至她自己来追求我，我都无动于衷了。”三月二十八日又感到：“我受别人一捧，洋洋得意，就变得好象在天堂一般，别的需要可以一概没有。所以今天早晨上课稍为成功一点，就可以把我最心爱的女人都忘掉的。……我如此看得起她，几乎肯把全部身心献给她，只要她肯接受，她偏偏还不来我的课。她给我这样的侮辱，将来即使我们成为夫妻，这个芥蒂也难消掉。”然而，夏济安没有真的放弃。三月二十九日，忽又无来由地“爱念大作”，次日在路上他回头望她时发现她也回头看他，他又觉得“爱情前途大为乐观”。高兴没几天，因为几天没有见到她，四月五日又觉得“追求可能使我绝望。不追求，我还有希望”。所幸的是四月二十二、二十四日，R.E.终于正式登场，两次到夏济安的宿舍晤谈，时间不长却使夏济安激动无比。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夏济安如约来到她的宿舍。这是我们期待许久的戏剧性时刻，只要这一次成功了，此前的一切反复、一切“然而”都将化成美好的回忆。“然而”不，一场耽搁了许久的爱情表白，却令人纳闷地以他们的争吵而结束。何以争吵以及争吵的具体过程，日记中都令人遗憾地没有记叙。
基实，无须遗憾。关于这场争吵，我们实在已不再想知道了。因为夏济安的爱根本就与爱、与她无涉，除了这次争吵，夏济安的一切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没完没了地自我设难和埋怨对方，都是一出心灵戏。重要的不是夏济安对爱情能否成功的担忧，而是夏济安对自己始终没有把握；不是对能否赢得这份爱的犹豫，而是对自我的怀疑和不安；而且他不是想方设法用语言和行动来排除困难、消除痛苦，而是对此困难和痛苦的耽溺品赏。他曾夸张地说：“我有足够的幽默感，无论怎样的痛苦都能忍受的。”（一月二十五日）但事实上，这大半年日记中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幽默感”。假如其中确有过一丝因爱而来的明朗和喜悦，那么它一定不会持续数日就立即被种种无端忧惧和恐慌所重压。如果说“我理想的恋爱，是同一个爱人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或则干脆一同蹈海而死”（二月二十三日）的表白是浪漫主义的极致，那么“失败了我不会自杀，也不会颓丧，但是我将益发逃避人世，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的头发将像一蓬草，我将永远不敢穿漂亮的衣服，破大褂布鞋将是我日护身符，躲在它下面才觉得安全”（四月十九日）的心态，却是把爱当成宗教了。一个把爱看得如此严重的人，幽默感从何而生？
这不仅仅是因为胆怯。夏济安是一个敏感的人，敏感到读英文小说《航驶印度》而嗅到了印人身上发出来的特别气味。敏感本已容易产生痛苦，而爱的欢乐也常常是由此痛苦转化而来，但夏济安在敏感的同时又有着异常发达的理智，“应该用来行动的能力都用来分析我自己的感情，而自己的感情既无新的刺激来促进派他生长，愈分析当然愈觉得贫乏，最后索性把它否定掉了”（三月一日）。对于一个敏感的人，世界每每是贫乏的，而人生也总是昏暗的，再用发达的理智来分析，生命便全无意趣，心灵会更加空无所依。夏济安之所以爱R.E.，之所以把她当作自己的宗教，其实是以此来反抗这个讨厌的“自我”：
R.E.是我的爱的人，这是没有道理的，要找理由，她只会显得不值得我爱。我的心底下有一种声音，说道：“是人可妻也。”我就把这种声音认作是上帝的声音。我要跟上帝，就不能同时听ego（自我）的话。ego（自我）是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将来又要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老相好，他一向待我不错，我得到他的帮助不小，我将来还是需要他，可是他太专制一点。他就顶妒忌R.E.；因为他夺了他的爱。我既要崇奉上帝，就只好委屈ego（自我）一下，让他在一旁生气。反正他总是我的，气不死的。所以他反对穿新衣，我偏穿；他叫我把我的爱人丢了算了，我偏每天在心里念他的名字；他叫我走我的路，我偏偏要换条新路走走。
现在当然很心平气和，ego（自我）的伎俩我看得很清楚，我可以决定我所应走的路。然而前途还是一个大危机。我如追求成功，ego这一辈子大致就休想出头；我如追求失败，ego一定乘机进攻，希望重拾旧欢，拼命把我向老路上拉回去。我那时会不会就此跟随他走，重新缩到那甲壳里去呢？我如果认定是非，不顾荣辱，现在就应该打定主意：将来即使失败，我还是要向对的路上走。我应该知道Narcissism是错误的，我应该有正常的性关系。否则就违反上帝的意识——逆天行事。（三月二十九日）
R.E.的出现，引发了夏济安人格中的一场生死搏斗。爱情没理由，理智的“自我”真对之进行分析，R.E.不一定值得爱，她不会说夏济安舍不得放弃的苏州话；“她做的菜是不是都辣的？我现在虽稍稍能吃辣，但天天吃辣，可亦吃不消”；（二月二十五日）“我不知道她眼神究竟如何。眼神如不足，那末精神智力都有问题”（二月二十六日）。更重要的是爱上她根本就是偶然的：“（西南）联大像她那样的女生并不少，而她恰巧是我的班上罢了。从命运说来看，这就是‘缘’，然若用较冷静一点的思考，她如不在我班上，而换了一个同她差不多的姑娘，我会不会同样的单恋呢？”（二月二十六日）夏济安不但看穿了“自我”的伎俩，而且分析了“自我”的起源：第一，夏济安的母亲曾很不快乐，他不愿有个女人来夺去他对母亲的爱；第二，夏济安有过肺病，一切需要自制；第三，夏济安早年在上海爱上一个少女却被无端拒绝过。夏济安是有“神经病”的人，不过他的“神经病”与弱智疯癫全然无关，而是对“自我”的特殊敏感，其“自我”是如此的牢固，以至成为他心理上的“马其诺防线”，任何可能威胁到上述三条的意念和行为都要受到“自我”无情的质疑和抗拒。属于“自我”目标的，是世俗功名：“我还是追求名利，甚于追求恋爱；心胸之小，目光之短，真是枉为学问中人。”（六月十四日）所以他认真勤奋地学英文、练写作，想象终有一天会功成名就，出人头地。在“自我”这个层面上，夏济安实在是害怕爱情、不愿爱真正到来的人，他也不相信爱情、婚姻可以把幸福、快乐带给他，所以才把爱想象得脱离世俗人间、成为人生意义的全部所在。
自弗洛伊德发来，“自我分析”已成为心理学的常识和文明人的经常性行为。“自我”之所以可以成为分析的对象，是因为“自我”不再是一个完整圆融的存在，而是分裂的、相互冲突的战场。在弗洛伊德看来，“我”分为本能性冲动的“本我”、以社会规范为主要内容的“超我”和调节“本我”和“超我”的“自我”三个层次。如果说“本我”是盲目的，“超我”是不可反抗的，那么进行分析的主要是“自我”，即据“超我”的要求来监督“本我”，又力图为“本我”的欲求争取一种为“超我”所许可的方式。弗洛伊德的学说固然是现代人性分裂的一种深刻描绘，但其具体内容不一定科学准确。如果说通常意义上的自我分析，主要是运用自我的理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那么夏济安的心理分析则是把“本我”和“超我”结合起来分析“自我”。夏济安不是禁欲主义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上帝，他的“上帝”，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上帝。上帝的声音就是自己的感受、本能性的欲求，所以他把自己对异性的追求理解为造物的安排：“我的种种忍受，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信念：人同一切生物一样，应该有配偶的；而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知道有爱，惟是爱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结合。……人类，对于造物主的责任，不可不尽。”（三月二十七日）“上帝待我一向不坏，短时间内或找些事来使我心神不定，隔了不久，就会使我定心的，采取什么方式，现在还不知道。”（一月二十五日）正是靠着此一有上帝支持的本然欲望，夏济安才有追求的勇气，也才有反省并对抗“自我”的可能和力量。他也想把这两种力量贯穿到爱情之中，比如六月二十五日就写道，“有性欲的生活才是‘生’”；“我年岁已大，生理上实很有需要。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不过我同任何别的女子发生了关系，只有使我更为难过，因为一则对不起R.E.，良心责备必重；二则别的都是不完美的”。夏济安是受过现代科学文化训练的知识人，不可能屈从自己的本能，他的欲望始终没突破理智的防线；而他对上帝的信仰毕竟没有使徒般的坚定：“女人根本同我无缘。我只能老过着孤僻的生活。只有她能救我，可是上帝又不让她来，弄得我心痒痒的，又把她藏掉了。……上帝啊，你太作弄人了。”（四月十九日）本能不可恃，上帝不可靠，剩下的只就偶然和偶然启示下迷信。夏济安几次把爱的希望托付给无根据的预兆。比如三月六日R.E.看过美国电影《窗中少妇》，当时喜欢看好莱坞电影的夏济安恰恰没有看到，怅恨失去了一个交流话题的夏济安怅恨之余，暗自假设：如果星期天再有，那此事就有希望。但命运仍然没有惠顾他：“完了，完了，我不愿违背我的誓愿，我只有打下牙齿和血吞了。”（三月九日）到上海以后，他也有过把成功与否的希望放在术士身上。
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夏济安的爱何以有那么多的麻烦。追求爱的过程同时也是他的本能与他的信仰联手对抗“自我”的过程，而其“自我”之所以成为分析的对象，也正基于上帝和本能提供的标准。但他的“自我”太强大、太可憎了，总能抓住一切机会跳将出来把一切爱意分析至无，甚至在屡屡的失望使他产生自杀和出家的念头之后，“自我”也能以种种现实和理智的理由使其决绝不能付诸行动。夏济安只能以贬斥“自我”而向“自我”让步：“我为人悲观倾向太强，好向根本空虚处着想，这种人实在不应该结婚，结婚后难有幸福，而且将有害妻子幸福。所以为R.E.计，顶好还是让她嫁一个稳健踏实，少耽于冥想，心理健康的人，对她顶有利。我应该放弃。”（七月五日）“爱”的力量战胜不了“自恋”，约束、克服“自我”的尝试宣告失败，夏济安的爱情故事是一出理智的疯狂剧，也是一个知识人的悲剧。
若干年过后，夏济安以鲁迅的名言“背着因袭的重负，肩住黑暗的闸门”为据，发现了鲁迅作品中的黑暗面，比如光与暗、迷与悟、不愿被吞噬者与食人者、人与鬼、孤独的斗士与其周遭的恶势力的对比，对死亡的迷恋，对目连戏中鬼魂的喜爱等等。夏济安认为，鲁迅作品中的黑暗面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一是作者本身不安的心灵。”（《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夏济安选集》，第二一页）夏济安晚鲁迅一辈，且长期浸淫于西方文学，他没有或较少有鲁迅那种作为启蒙者要诅咒那些极想埋掉、忘掉的过去，作为文人又无法逃避传统的紧张和失望，其日记中的黑暗面，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他不安的心灵。夏济安对人心和人性是悲观的，普通人在他的眼中是麻木而盲目，不可救药。他曾想写一部小说叫《植物之乡》，意谓普通人像植物一样吃喝白相，糊涂度日。所以尽管古往今来的列圣早就说了无数做人的道理，但人心却一点也没有改善。这是因为传道者们“懂道理胜于懂人”，道理是简单的，人心人性却是从来没有向善。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圣贤”，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心如止水或心情坦荡地度过一生。一见倾心的爱意萌生之后，强大的“自我”起而拒绝，虽上帝和本能都难以与之较量，夏济安无法把自己的心灵安顿在其中任何一处，他的心灵又成为三种力量的格斗场，呈现为纷乱的、撕裂的状态。这就难怪，他能对充斥着价值虚无主义的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社会运动作出深刻的分析。他的“自我”和智性没有成就他的爱情，但培养了他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洞察力。
紊乱无序的心灵当然是黑暗的，是无法用理智使之光明公开的世界，是只有十九世纪末以降的文学艺术才能卓越地表现的世界。但夏济安日记中的“黑暗面”还不仅仅是心灵不安，也是指这个包含了智、情、信并可能对他们进行分析的“我”。换言之，夏济安以什么身份，凭借了什么，居然可以分析包括欲、情、知、信在内的“我”的全部？起夏济安于地下，恐怕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只属于夏济安个人。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写完之后，恐怕都会起疑：当我的行为、遭遇、理智、情感甚至隐秘幽微的心灵悸动等都成为语言之时，写日记的“我”又是什么呢？如果有这一个“什么”在指挥着“我”的笔，那么我们还能说，日记或者任何语言作品，能够把全部的“我”都转换成言说、书写的对象吗？从逻辑上说，只有自我分裂之后，一部分的“我”才成为写作的对象和内容，被作为对象的“我”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我”。正如夏济安分析到最后发现自己并不爱R.E.，细致分析起来，完整的“我”根本就不能为日记所倾泻或包裹，日记中的“我”不过是写日记的“我”的冰山一角。我们只能说“我”写日记，却不能说日记写的是“我”。早有人指出，卢梭的忏悔其实是自我表扬过于自我批评。在指出鲁迅作品其实就是他心灵中的“黑暗面”之后，夏济安也认为“鲁迅在探究这种奥秘方面没有太大的成就”。这不是虚伪或才能短缺，而是语言的局限，也是作为“我”的人的局限。“黑暗”一经说出或写下，还是“黑暗”吗？披露这“黑暗面”的“我”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虚无，是一片混沌的黑暗，语言又如何能表现？天才和成就都超过鲁迅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不是创造了对话体的“复调小说”，又何以能叙述出一大片心灵的黑暗？
文末附言：一九九八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夏济安日记》，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二〇〇一年，该社又推出《夏济安选集》，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中国大陆学者得以对夏济安其人其说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其实，细心的读者早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就可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乐黛云编选）中读到其《鲁迅作品里的黑暗面》一文。
夏济安（一九一六～一九六五），笔名夏楚、马津等，江苏苏州人。一九四〇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四三年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外语系任教。一九四九年春从上海去香港，翌年秋赴台湾，先后任台湾大学外语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一九五五年春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文系进修一学期。翌年在台北创办《文学杂志》，主编这份对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影响至深的刊物达四年之久。一九五九年春赴美，先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并从事研究，后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
关于夏济安在文学上的成就，台湾有人这样评价：“他可以说是第一位从学院的围墙里严肃而赞美地向一般创作文学伸出‘援手’的人物：他的理论和批评一度成为自觉的小说作家底指针和鞭策；他创办的《文学杂志》把‘朝（学院）野（文坛）’的距离拉到粘合的程度；他的影响力透过台大外文系的弟子，犹显明地扩大着。论中西文学的修养，夏济安是海运开通以来少数翘楚之一；论见解，夏济安所理想的中国新文学永远摆在我们所追求的那一端；论文采，五四以来用白话文写批评和翻译的，没有多少人可以赶上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海内外“学院派”中率先高度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
夏济安著译甚丰，文学方面的代表作是研究现代左翼文学的《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一九六八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大陆学界较为生疏的是他在一九六〇年代写的有关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三部著作——《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下放运动》《人民公社制的溃败》，三者都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所出版，在英美影响很大。
